这是一首对好人沉下僚,庸才居高位的现实进行讥刺的歌诗。
诗的第一章是用赋的手法,将两种不同的人两种不同的遭际进行了对比。前两句写“候人”,后两句写“彼子”。
“候人”的形象是扛着戈扛着祋。显示出这位小吏,扛着武器,在道路上执勤的辛苦情貌。
“彼子”的形象是佩戴着三百赤芾。“彼其之子”郑笺解为“是子也”,用现代汉语说,即“那个(些)人”,或更轻蔑一些呼为“他那(他们那些)小子”。“三百赤芾”如作为三百副赤芾解,则极言其官位高、排场大、生活奢靡。如真是有三百副赤芾的人,则其人(“彼子”)不是一般的大官,而是统率大官的头头,即国君。《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晋文公入曹云:“三月丙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杜预注曰:“轩,大夫车。言其无德居位者多。”乘轩、赤芾是同一级别的待遇,故言乘轩者三百,即三百赤芾也。而晋文入曹正是曹共公时,所以《毛序》说此诗是刺曹共公,因其“远君子而好近小人”。如以此章而言,刺共公之说较为贴切;但从下几章内容看,则又是指一般的权要显贵更为贯顺统一。
这四句没有作者的直接评语以明其爱憎,然爱憎之情已蕴于叙述之中。“何戈与祋”,显出其职微官小、勤劳辛苦,寄予一片同情;“三百赤芾”,则无功受禄位、无能得显贵,谴责、不满之情已溢于言表。此章可以说是全篇的总纲,下面诸章就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抒发感慨,以刺“彼子”为主。
第二、三章改用“比”法;前二句是比喻,后两句是主体,是正意所在处。
鹈鹕站在鱼梁上,只须颈一伸、喙一啄就可以吃到鱼,不必入水,不必沾湿翅膀。所以然者,是由于地位特殊,近水鱼梁乃可不劳而获。后两句直指“彼子”,言其“不称其服”。服者,官阶的标志也。身服高品赤芾,享受种种特权,但无才无能,无功受禄,无劳显荣,与鹈鹕站在鱼梁上伸脖子吃鱼相类。
第三章再深一层:说鹈鹕不仅不沾湿翅膀,甚至连喙也可以不沾湿就可以吃到鱼。因为有的鱼有时会跃出水面,有的鱼会跳到坝上。这样站在坝上的鹈鹕就可连喙都不湿,轻易地攫取到鱼儿。而后两句写到“彼子”也深一层,不仅不劳而获,无功受禄,在男女婚姻上也毫不负责,违背社会公认的伦理准则,任意抛弃他的妻妾。
第二章“不称其服”,从表里不一,才位不配上着笔讥刺;第三章“不遂其媾”则深入到内里,从品性上进行揭露谴责。
第四章又改用起兴手法。前两句以写景起兴——天色灰蒙阴暗,这是南山上朝云升腾。这句起兴与后面的叙事有着某种氛围或情绪上的联系:一个美貌的少女竞被遗弃在外受饥挨饿,如此惨象,目不忍睹,天地昏沉,无处寻找光明。“季女斯饥”与“荟兮蔚兮”正相映相衬。“婉”、“娈”都是美的褒赞,与“斯饥”形成强烈的反差,引起人们的同情。反过来也对造成这悲剧、惨景的恶势力表示强烈的憎恶。有人认为这“季女”就是前边“候人”之女,被强占又被抛弃。就全篇上下贯连的角度看,似乎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
但对这第四章还有别解。王夫之《诗广传》云:“奚为荟蔚也?欺然而兴,皴然而止,初终不相践而面相欺也;歘(xū,即欻)然而合,欻然而离,情穷于达旦而不能固也;翳乎其相蔽而困我之视听也,棘乎其相逼而行相夺也。”“奚以为婉娈也?词有切而不暴也,言色违而勿能舍也,约身自束而不逾分以相夺也。合则喜、离则忧,专一其依而唯恐不相获也。”这里把“荟”、“蔚”、“婉”、“娈”都作为人品的比喻语。“荟”、“蔚”是比忽兴、忽止,忽合、忽离,无坚定操守,专以蒙骗取得信任,巧取豪夺这类行为。“婉”、“娈”是比言辞急切而不凌弱,自我约束而去取不逾越本分,严于操守、感情专一这类行为。前者比昏君佞臣,后者比英主贤臣。所以最后又说:“有荟蔚之主,则必亲荟蔚之臣,才相近而弗论其情也。詧(chá,即察)魏征之娬媚,念褚遂良之依人,匪太宗才有大过人者,征与遂良恶能与荟蔚之子争一朝之饥饱哉!”这是将荟蔚婉娈当作“比”法去理解。这与《毛序》所说刺曹共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的观点是一致的,故可备一说。
这四章赋比兴手法全用上,由表及里,以形象显示内涵,同情候人、季女,憎恶无德而尊、无才而贵的当权官僚;对高才沉下僚,庸俗居高位的现实尽情地揭露谴责。陈震《读诗识小录》云:“三章逐渐说来,如造七级之塔,下一章则其千丝铁网八宝流苏也。”评论可以说很贴切。
这首诗,《毛诗序》以为是尹吉甫美宣王,但吴闿生却认为是讥刺。他在《诗义会通》中说:“案《崧高》、《烝民》二诗,微指略同。皆讥宣王疏远贤臣,不能引以自辅,语虽褒美,而意指具在言外,所以为微文深意。《序》皆未能发其义。《烝民》语意较显,汉儒犹有知之者,此篇则喻者益少。然二篇笔意相似,惟此为弥隐耳。先大夫曰:迭称王命,所以深著王之远贤。郑笺云:‘申伯忠臣,不欲离王室。’最得其旨。殆三家遗说,郑偶采及之,非毛义也。‘不显申伯’三句,先大夫曰:‘深惜其远去也。’”这首诗应是尹吉甫赠给在王室为卿士而又出为方伯的申伯的。其旨意是歌颂申伯辅佐周室、镇抚南方侯国的功劳。同时也写了宣王对申伯的优渥封赠及不同寻常的礼遇。西周末期,其南方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等侯国。由于王室卑微,这其中一些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并不怎么顺从王室,叛乱时有发生,所以派谁去统领侯国,安抚南方,对当时的周王室来说,就是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了。申国为周初所封,西周末年依然强大,在众侯国中有一定的威望。申伯入朝为卿士,在朝中有很高威信。鉴于当时的形势,再加上申伯是王室贵戚(宣王元舅),故宣王改大其邑,派他去作南方方伯。所以,宣王分封申伯于谢,有其政治目的,完全是以巩固周王室的统治为出发点的。清人李黼平《毛诗纳义》曰:“自共和时,荆楚渐张,故召穆公有追荆至洛之役。宣王时,势当又炽,南方诸侯必有畔而从之者,故加申伯为侯伯,以为连属之监,一时控制之宜,抚绥之略,皆于此诗见焉。”尹吉甫为什么对分封申伯于谢之事加以郑重叙写,周王为什么在分封时反覆叮咛、殷勤眷注,为什么京师之人看到申伯启程欢欣鼓舞,知道了上述情况,就不难明白其中的原因了。
从布局谋篇及结构上看,这首诗有明确的线索,一定的顺序。全诗八章。首章叙申伯降生之异,总叙其在周朝的地位和诸侯中的作用。次章叙周王派召伯去谢地相定申伯之宅。三章分述宣王对申伯、召伯及傅御之命。四章写召伯建成谢邑及寝庙。五章为周王期待申伯为天子效命的临别赠言。六章叙宣王在郿地为申伯饯行。七章叙申伯启程时的盛况。末章述申伯荣归封地,不负重望,给各国诸侯们作出了榜样,并点明此诗作意。可以看出,作者是以王命为线索,以申伯受封之事为中心,基本按照事件发展的经过来进行叙写的。但由于要表示宣王对申伯的宠眷倚重,故诗中又每事申言,不厌句义重复,可以说这是《崧高》一诗的显著特征。严粲《诗缉》说:“此诗多申复之词,既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既曰‘南国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谢’,又曰‘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既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既曰‘谢于诚归’,又曰‘既入于谢’。既曰‘登是南邦,世执其功’,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蹻蹻,钩膺濯濯’,又曰‘路车乘马’。此诗每事申言之,写丁宁郑重之意,自是一体,难以一一穿凿分别也。”“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两句,孔颖达疏曰:“此复云‘王命召伯’者,召伯营谢既成,遣使报王,王知城郭既了,又复命以此事。”顾广誉《学诗详说》评曰:“此以辞害意也。只是一时一事,此乃溯原申伯之归谢所由得遄行耳。《集传》谓:‘召伯之营谢也,则已敛其税赋,积其餱粮,使庐市有止宿之委积,故能使申伯无留行也。’盖举其国中之峙粻,而在道固不待言矣。”正因为孔颖达不视王命为“一体”,强加分别,附会穿凿,所以招致顾氏之讥。
这首诗的起首二句“崧高维岳,骏极于天”为后人所激赏。方玉润说:“起笔峥嵘,与岳势竞隆。”又曰:“发端严重庄凝,有泰山岩岩气象。中兴贤佐,天子懿亲,非此手笔不足以称题。”“后世杜甫呈献巨篇,专学此种。”(《诗经原始》)既指出起句的艺术特征,又点明了它的用意和深远影响。读此二句,首先让读者联想起的倒不是杜甫的“呈献巨篇”,而是其《咏怀古迹》第一首的开头两句“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及其评语。有人说这二句:“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又有人说:“从地灵说入,多少郑重。”《崧高》的作者在诗里是要努力把申伯塑造成“资兼文武,望重屏藩,论德则柔惠堪嘉,论功则蕃宣足式”的盖世英雄,所以以此二句发端,就显得称题切旨,可谓气势雄伟,出手不凡。杜诗与此机杼正同,波澜不二。后世诗中除老杜这一联外,能具此神理而堪与之比肩者实寥寥无几。
这是一首羁旅悲秋的词,上片写途中景色,下片写自家心情。口气略带自嘲自讽,但实际上感情是严肃的,态度是认真的。
“霜落千林木叶丹。远山如在有无间”与《浣溪沙·路转峰回出画塘》的“一山枫叶背斜阳”相似,都是写秋日远山红叶的美丽景色。只不过“霜落千林”比“一山枫叶”显得更为寒冷萧飒一些。“经秋何事亦孱颜”的“经秋”,说明此时已不是初秋而到了暮秋时候;“孱颜”,通“巉岩”,就是险峻的山岩,而险峻的山岩一般都是陡峭嶙峋,缺乏秀润的。暮秋霜降的时候,山上的树叶都凋落了,那一山红叶的的美丽景色也随之消失,山变得瘦骨嶙峋,一点儿也没有以前那种秀润丰满或隐约朦胧的样子了。句中的“亦”字,说明“孱颜”所形容的不止是山而还包括了其他东西,比如说——旅途中那个孤独憔悴的人 。
因此,接下来的“且向田家拚泥饮,聊从卜肆憩征鞍”就说到游子了。这两句,虽然只是写游子在旅途中的消遣,但他的用词和口吻很容易令人想到一些历史的“出处”。首先,到田家去喝酒而且是“泥饮”,正如杜甫的《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杜甫是一个渴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可是当他数落蜀中的时候,也曾结交了一些“田夫野老”的朋友,所谓“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旧唐书·文苑传》)。田夫野老也许没有文化,不会吟诗,但他们质朴坦荡,待人热诚,不似官场的虚伪冷淡。对于做客他乡寄人篱下的游子来说,这种质朴的友情是弥足珍贵的。所以“且向田家拚泥饮”就不仅仅是到老乡家喝酒,同时还令人想到羁旅游子对质朴坦荡友情与安慰之寻求和向往。其次,卜肆是卖卦问卜的地方,常常出现在屈原的作品之中。在《离骚》中,屈原请灵氛和巫咸为他占卜前途,那两位一个劝他去国远逝,一个劝他慢慢等待,但这都不是屈原所能接受的。屈原已经下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他的问卜,其实不是真的因为拿不定主意才去向卜者请教,而是一种对天道不公的困惑和怨愤。人在悲愤之极的时候便是要呼天,然而,“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伯夷列传》语)同样,当古人提到问卜的时候,其实也不一定是真的想要去算卦,有时候就暗含这种对天意的质问和责难。
这两句说话的口吻,体现出文后的深意。到田家去豪饮一番本来是很快乐的事,却用了“泥饮”,而且还是“拚”泥饮。使用了“拚”表达出要豁出去一醉方休,却又用了“且向”二字作为转折。表达出了一种很曲折很复杂的情绪,这种情绪总是指向的就是“不得已”和“无可奈何”。寻求友谊是快乐的,理想失落是悲哀的。对作者来说,寻求友谊的快乐并不能抵消理想失落的悲哀。“聊从卜肆憩征鞍”的“聊”,也有“姑且”或“无可无不可”的意思。看到路旁有个卜肆,就无可无不可地下马向那里走过去,不是虔诚地去求卜问卦,也许只是以算卦为借口到那个地方歇歇脚而已。这两句的口气互相呼应,引人联想。
结尾一句“只应游戏在尘寰”,古来有很多人说过类似的话,如张元干《八声甘州》的“何妨游戏,莫问栖迟”;吕渭老《水调歌头》的“偶逢游戏到人间”;刘克庄《贺新郎》的“且伴我,人间游戏”,那都是表现一种“玩世不恭”的姿态。但王国维对人生的态度是严肃的,并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他生逢民族灾难接连不断的清王朝末世,又由于身负养家糊口的重担而不得不长年累月的奔走四方羁旅他乡,但是他有理想,有热肠,而且异常执着,不肯放弃。当他说“只应游戏在尘寰”时,已绝不是单纯的自我安慰与排解,而是凝聚着内心深处对当时那个时代的全部困惑和悲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