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前夕，诗僧月性在离乡东游前写了两首自述其志向的题壁诗《锵东游题壁二首》。后来被西乡隆盛读到了，他认为其中第二首诗的内容符合自己的抱负，便稍作修改后存留着自勉。清朝末年，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国将不国、 民不聊生。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成功成为中国有志青年效法的榜样，西乡隆盛的著名事迹也流传到了中国。
由此可以推断：在这种条件下，少年毛泽东或者是从书籍报刊上，或者是直接从留学东洋的教师那里，读到了西乡隆盛版本的这首述志诗。之后，他坚持要离家前往湘乡接受更加高等的教育，开拓更为广阔的天地。这与固执守旧的父亲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这种形势下，他改动了这首诗的几个字，而后呈给父亲。
首诗是少年毛泽东走出乡关、奔向外面世界的宣言书，从中表明了他胸怀天下、志在四方的远大抱负。
这是一首典型的言志诗。
起首两句所表述的诗意，思想鲜明、气势雄伟、铿锵有力。“立志出乡关'’的毛泽东，用“学不成名誓不还”的绝唱，表明了他求学的坚决、志向的高远。
后两句将上述诗意向更深的意境进行挖掘，动用先否定、后肯定的手法，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死后尸骨何必非要归故里，人生行至何地自有青山随的诗意。从诗句中，自然而然地发出寓意深远的感叹，从而受到启迪。
全诗通俗易懂，平仄押韵流畅，让人读起来朗朗上口，巧借古今中外经典词句，变为自己明志之诗句，简洁而不简单，通俗不失大雅，是毛泽东心态、 志向的真实流露。一个胸怀不凡志向，聪慧、 倔强、 有着过人的记忆力和顽强毅力的毛泽东，正迈向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第一首诗全借司马相如的行事来抒发自己的愤慨。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字长卿，才华出众，志向远大，但在汉武帝时只当了一名管理前朝文帝墓园的小官。他抑郁不得志，终于弃官而去，闲居在茂陵家中。在他生前，梁孝王刘武与汉武帝刘彻都先后抛弃了他。等他死后，武帝却把他所写祭天地神灵的《封禅书》吹捧起来，而且亲自到泰山隆重祭祀。李贺就抓住这个古人的遭遇，结合自己的身世写出了这首寄寓深远的《咏怀》诗。
诗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四句，描写司马相如被汉武帝遗弃后与爱妻卓文君在茂陵家居时的恩爱闲逸的生活。碧绿的蔓草挂满了井边的石栏，环境是那么优美宁静。相如白天无事，不免又对着知音文君弹起琴来，那曲曲幽韵传达出多少难言的心事。和煦的春风吹乱了文君美丽的鬓影。这里表面上写得悠闲自得，充满了一片天伦之乐，实际却吐露出一种怀才不遇的深深寂寞和感慨，正如鲍照在《拟行路难》其六中所写：“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同样充塞着一种痛苦到接近麻木的情绪。
后部分也是四句，明写梁王与武帝把相如像断草败梗一般地抛弃，只是武帝更懂得打一下、拉一把的政治权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还要利用相如的遗著《封禅书》，为自己涂脂抹粉。他亲自登上泰山之顶，装模作样地对着天地礼拜。从相如的角度着眼，这个志大才高写下了煌煌赋作的文士，却“惟留一简书，金泥泰山顶”，死后还硬被拉去为统治者粉饰太平，这真是可恨可叹。一个“唯”字，含蓄着诉不尽的凄凉辛酸，似乎他留给人间的贡献，就只是这篇《封禅书》了，这实在太不公平了。
通篇似乎都是写司马相如，其实诗人已经巧妙地将自己融化进去，所以诗作题为《咏怀》。茂陵家居的情景，正是长吉昌谷赋闲的写照；而泰山顶上的封禅礼拜，也正与长吉屈身奉礼郎的虚应礼赞如出一辙。
第二首诗抒写了李贺在昌谷家居的生活和心情，反映了诗人的抑郁忧伤和不幸。
“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诗人在夜晚吟咏（著书）方罢，突然瞥见一丝白发象秋霜一般地飘落下来，这个意想不到的发现怎能不使他心头一震?李贺是个苦吟诗人，据说他的诗思常在驴背上觅得，随想随写下来投入身边携带的锦囊中。晚上取出，在灯下斟酌成篇。其母常说：“是儿要当呕出心来”（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正因为他这样呕心呖血地从事创作，再加上家境贫寒、夙志不伸，所以二十多岁就未老先衰，白发惊秋了。
“镜中聊自笑，讵是南山期。”一“惊”之余，不由便拿出镜子细细端详起来。“聊自笑”，显得这笑是一种对自己的无可奈何的嘲笑，一种难以名状的苦笑，表面上似乎反应是淡漠的、不大在意的，却怎么也掩饰不了内心深藏的无限悲苦。联系诗人曾担当过奉礼郎这样卑微的职位，可知这就是诗人无声的啜泣。说他笑中含哭，大概是不过份的。
“头上无幅巾，苦蘖已染衣。”头上已没有儒雅的头巾可戴，身上只穿着用苦蘖染成的黄衣。这完全是一副村夫山民的打扮了。这两句写诗人的乡居生活，已到了一贫如洗、令人酸鼻的程度。深一层看，诗人不仅是写生活的艰难，而且也暗示自己整个身心都已浸泡在苦水之中。真乃触处生悲，何往而非苦也。
写到这里，诗人已把悲苦情怀推到了高潮。且看他如何收尾。“不见清溪鱼，饮水得相宜？”这是一种自我宽慰之辞，貌似旷达，其实更反衬出诗人的不幸处境。弦不可拉得太紧，诗文也是这样，作者委婉写来，使前面描写中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缓和了不少。
《咏怀》这类诗，自西晋阮籍创体以来，或托比兴，或借史实，或抒感怀，或重讽谕，其手法多变，总以显示真实情怀，言远旨深为贵。此篇以赋为主，直写自身苦状，透露不遇心态，塑造出一个受压制被鄙弃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就认识和审美价值而言，是有它的独特贡献的。
此诗共十六句，分三部分。前六句开门见山写虎的凶恶。开始四句以赋的笔法说明戈也不能冲击它，弩也不能弹射它，乳孙哺子，相继为非。五、六两句极言其作恶之甚。当时藩镇拥兵自重，不听朝廷调度，不仅自署文武官吏，征收赋税，甚至以土地传之子孙，父死子握其兵权，企图夺取唐王朝的天下。由于各镇时有叛乱，藩镇和朝廷的战争以及藩镇之间的混战，此起彼伏，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给人民带来无限痛苦。诗人以极大的愤慨面对现实，捕捉住事物最突出的本质特征，以此喻象建立起可感的形象，指摘时弊，切中要害。
中间四句紧承上面的意思指出，有法术能制虎的黄公都怕遇见它，而它看见具有虎形却不食生物的仁义之兽驺虞，心里还感到不舒服，嗔怪驺虞的无用。这是诗人以独特的感受与典型客观事物有机融和创造出来的“猛虎”形象。李贺生活在如上所述的社会环境中，藩镇为害之烈，在他的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头脑中都印象极深。这里不直说虎如何伤人，也不去说虎如何凶猛，而是从别人对它的反应上做出鲜明有力的表现，然后再用仁兽驺虞与它两相矛盾着的因素加以申述，既说明了它的残虐，更指出了它“非仁德所能感化。“这种层次分明”，步步递进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起到了给人以深刻启示的艺术效果。
最后六句，前两句先说人有宝刀，但悬之壁间无以为用，不能以之除害，宝刀愤激不甘而作雷鸣。这两句诗感情色彩极其浓烈，寄托着诗人愤世的激情。王琦注云“刀作雷鸣似愤人不能见用之意”。李贺热切期望扫平藩镇，完成国家统一，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但却遭到小人的排挤，沉沦下僚，前进无路，报国无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他热情的心里进发出愤怒的火花：“忧眠枕剑匣”，“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后四句把矛头直指官家。意思是说泰山之下有妇人一家死于虎口，官家虽然限期捕虎，但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具文，官吏极怕“猛虎”，不敢去冒险。先从“妇人哭声”着墨，陈述人民在官家对虎无能为力，一味退避的形势下受害之深重，然后引到“吏不敢听”，指出他们不敢听官司之期限，创造出对强藩悍将畏之如虎的官家形象。前者写以妇人为代表的广大受难者，后者写以官家为代表的统治者，它们交织在一起显示出诗人正面现实，异常沉痛的心情。
这首诗古朴无华，意境深邃，用最经济浓缩的笔墨畅述胸怀，从各个侧面充分准确地刻画出猛虎可憎、可恶、可怕、可恨的形象，流露出诗人隐藏在内心深处炽热如焚，忧国悯时的极大痛苦。
这首诗描写王昭君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并委曲深入地刻画昭君心事，突出其民族大义，塑造了一个可悲且可敬的明妃形象。全诗语言矜炼深雅，缠绵婉丽，艺术手法多样，风格鲜明独特。作品命题新颖，遭致纷纷议论，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
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
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
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