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
诗用浪漫手法开始，前四句谈自己生平的抱负：或者做个安期生那样的神仙，游戏人生；要么做个李西平那样的名将，杀敌立功。这四句写得气势很雄壮，与李白《将进酒》等古风一样，给人以一种强烈的激励，使人进入振奋的状态。就表达上来说，前者又只是后者的陪衬，做神仙是幻想，做名将才是诗人努力想实现的方向。同时，用李西平事又十分贴切当时时局，陆游正是想要同李西平扫平逆贼、收复旧京长安一样扫平金虏、收复旧都汴京。
然而，现实是残酷无情的，愿望是那么地虚无缥缈。诗人回到了现实，便把前四句放出的狂澜一下子倒挽回来，进而感叹自己，年龄老大，功业无成，只能闲居在僧寮，无聊地躺着，默送着夕阳西下。他想着，像自己这样的战士，就不能只作个诗人，发出凄苦的吟声，这决不是自己所愿意的，于是诗在沉重的压抑中再度放开，故作豪语，先写自己放浪于酒，意气奋发，从而在吐露心中郁结的烦闷时，又表现自己的豪情、对未来的向往，这就是收复失地，饮酒庆功。末两句结得很自然，既承上饮酒而来，又与起首要做李西平遥遥呼应。
后人评放翁诗十九都是从军之作，这首诗虽然是闲居遣怀，主题仍与从军诗保持了一致。诗的格调雄放豪轶，悲中带壮，既有不满与牢骚，又充满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无论是醉歌作达还是自我排遣，都紧密围绕对国事的关心与对未来的信心，所以很有鼓舞力。
首联“绮罗幕后送飞光，柏栗丛边作道场”句，是写国民政府政客和他们的御用文人的奢靡生活和假慈悲的伪道学形象；那些政客和御用文人生活奢靡，在骄奢淫逸中虚度光阴。同时，为了掩盖他们杀人无数的凶恶嘴脸，装做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样子，在杀人场边作道场和法事，口口声声要超度亡魂和救下民于劫难之中。正如鲁迅在《准风月谈·查旧帐》中所描述的军阀、政客的善变和不认旧账：“今之名人……他要抹杀旧帐，从新做人，比起常人的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和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造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遍，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个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首联通过绮罗幕后的奢靡生活，杀人场边的道场，描写了他们假慈悲的虚伪生活。揭露了国民政府政客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倡导拜佛念经，宣扬迷信，推行愚民文化，使得整个文化艺术界一片邪靡之气。
颔联“望帝终教芳草变，迷阳聊饰大田荒”句，进一步写了文化艺术界景况的荒芜。子规一啼，自然使芳草变，象征着国民政府的统治下，文坛的惨遭摧残，一些文人的变节转向、刊物和作品的被禁，使得文化艺术界荆棘一片。
颈联“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花似六郎”句，则讽刺了国民政府政客及其御用文人的无能，鲁迅嘲笑他们的无能平庸，产生不出什么作品。鲁迅在1935年2月4同致杨霁云的信中说：“阮大铖虽奸佞，还能作《燕子笺》之类，而今之叭儿及其主人，则连小才也没有，‘一代不如一代’，盖不独人类为然也。”正是很好地对此联作了解读：没有什么供品可以供奉千佛，也没有什么好的戏剧作品可以娱神佛和乐众，也只能难为如梅兰芳这样的艺人了。
尾联“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句，既写了作者写作此诗时的情境，也象征着作者对进步的文化艺术界的前途和民族未来的自信的看法。正是秋夜，风雨交集，但毕竟是己到夜中，且有鸡鸣之声，天就快要亮了，象征着作者所预见的中国和民众终将觉醒的信心，黎明终将来临。于是作者点燃了一支烟，又振奋精神开始写作作品。
全诗含意深广，概括力强，对比鲜明，讽刺尖锐。通篇以形象入诗，活用典故与比喻，语言含蓄，旨意精微，脉络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