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作者晚年以诗、酒花为乐事的闲淡生活，用语浅自而意味悠远，流露出一种闲旷的情调。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起首两句写出词人终日醉饮花前的生活。深杯酒满见得饮兴之酣畅，小圃花开点出居处之雅致。无一字及人，而人的精神风貌已隐然可见。这正是借物写人之法的妙用。“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抒情主人公的正面形象出现了。三个“自”隔字重叠，着力突出自由自在、自得其乐的神态，自然地带出“无拘无碍”一句。
整个上片洋溢着轻松自适的情致，行文亦畅达流转，宛若一曲悦耳的牧歌。两句一转，由物及人，既敞露心怀，又避免给人以浅显平直之感。
至下片文情陡变，两个对句表达了作者对世事人生的认识，所谓人类的历史不过是几场短暂春梦杂沓无序的联缀，无论怎样的奇士贤才都终究不免归于黄泉。这是历尽沧桑，饱经忧患之后的感喟，无疑含有消极的虚无意识。此词写作时代大致正忠良屈死而奸佞当道之时，“黄泉”（“红尘”）句也隐含着深深的悲愤之情。
这时，朱敦儒那种壮怀远抱已被消蚀殆尽了，字里行间仍存苦怀，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绪。他自以为看破了红尘，不复希冀有所作为，把一切都交付给那变幻莫测的命运去主宰，自己“不须计较与安排”，只要“领取而今现在”，求得片时欢乐也就心满意足了。
末句不啻是对上片所描述的闲逸自得生活之底蕴的概括和揭示。这句在结构上也是有力的收束。上片写景叙事，下片议论感叹，有情景相生、借景达情之妙。
这是一首清新淡雅，韵味天成的小词，语意俱佳。
这是一首小令，抒写的是作者游宴后邀朋乘舟晚归时的情景，是作者描写自然风光、表现闲适放逸生活情调的代表作。小令前五句写景，以浓墨重彩由远及近、由面及点、由实及虚地描绘了一幅色彩斑斓、境界恢宏的秋江晚霞图；最后两句是写人，通过作者与友人的对话表现其归隐生活的惬意。全曲语言通俗而不乏文采，笔调轻松而富于情韵。
首二句“铺水面辉辉晚霞，点船头细细芦花”，形象地写出了时间、地点。芦花在秋天开放，这是一个霞光明丽的秋天的傍晚。“水面”“船头”“芦花”三者组合在一起，表现了江南水乡的地方色彩。这二句字面没有写人，然而抒情主人公已在其中，他的目光由远而近，在船头停住，所以说：“铺水面辉辉晚霞，点船头细细芦花。”“辉辉”“细细”是仔细观察体会的结果，因为细，所以芦花下垂，所以会点着船头，他看得那么细，那么有味，可见其心绪之恬静悠逸。
次三句“缸中酒似绳，天外山如画，占秋江一片鸥沙”，再由近而远，描绘山水。这三句也没有写人，而又句句写人，——原来这位抒情主人公正坐在船中喝酒，所以有这时间、这心情去欣赏远近景物。“酒似渑”，极言酒之多，还够他慢慢喝的，他就由远及近、由近及远地观赏景物。他看了水面晚霞、船头芦花之后，便放目望去，远山隐约可见，在宽阔的江面上有一片栖息水鸥的沙渚。山水如此淡雅闲静，这是把抒情主人公的心态物化了。远近上下的景物全由“我”将其连缀组合成一个整体画面，并且是物“我”交融的。
最后二句“若问谁家是俺家，红树里柴门那搭”以自问自答作结。这“红树”“柴门”所在的地方，从抒情主人公的视线看，当是在鸥沙附近的秋江之畔，而且也只有这样画面才完整，色调浓淡相衬而又和谐，与首二句相应而圆合。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至此才直写人物，自道府第，看来他也有点憋不住了，饶有趣味。
因陈铎作曲，化用前人的较多，故常被论家指斥，或谓其“曲多蹈袭（《曲苑·雨村曲话》），或说他“所为散套，既多抄袭，亦少才情”（何良俊《四友斋曲说》），而对他精通声韵协律合乐的制曲艺艺术却是一致公认的。即便批评他“多抄袭”的何良俊也不得不肯定他在声韵艺术方面的成就：“字句流丽，可入弦索。《三弄梅花》一阕，颇称作家。”（《四友斋曲说》）顾启元则更为概括地对此作了肯定：“陈铎为指挥，善词曲，又善谑。”（《客座曲话》）这二“善”当然仅是从制曲艺术而言的，并完全扣住了曲的特点和陈铎的独到之处。陈铎确实是善谑的，如上举诸曲，都具有程度不同的谑味，而在《滑稽余韵》集中更是比比皆是，真可谓竭尽揶揄调侃之能事。
总之，尽管陈铎有“蹈袭”之病，而作为讲究声韵必须合律的散曲艺术而言，人以“能手”“乐王”称之，适得其所，而广泛而又生动地反映明弘治正德间社会生活面貌的《滑稽余韵》集更属他人所无，前人都充分肯定了他所作出的贡献。汪廷讷曰：“曲虽小技乎，摹写人情，藻绘物采，实为有声之画……金元作者尚矣。于昭代，独北面陈大声氏。……其韵严，其响和，其节。词秀而易晰，音谐而易按。言言蒜酪，更复擅场，借使骚雅属耳，击节赏音。里人闻之，亦且心醉。”（《刻陈大声全集序》）曹学佺曰：“其所著有《梨云》《可雪》《月香》《纳锦郎》诸稿，而《滑稽余韵》……则又妙极俳谐，令人绝倒。大都流丽清圆，丰藻绵密，事尽而思不乏趣，言浅而情弥刺骨。”（《汪昌朝精订陈大声集序》）
这首诗表现了苏轼初得赦免诏书时的欣喜之情，抒发了风烛残年、万念俱冷的深沉感慨。
首联写一阵雷雨之后的黄昏时刻，作者独自登高，凭栏远望。古人常以雷霆之怒，霹雳之威喻皇帝的威怒，这里既是写实景，也是以霹雳收威暗喻哲宗去世，徽宗继位，朝政更新。“暮雨”的“暮”，也是含义双关，暗示以前朝政的昏暗；“开”，表现了他对徽宗的幻想，以为朝政从此清明，徽宗刚继位，想清除朝廷的党争，似乎将大有作为，苏轼当时还不可能看清他的真面目。《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也说：“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四句几乎可作“霹雳”句的注脚，表现了同样的幻想。对句刻画了诗人凭倚栏槛遥望的神态。出句抒发的是欣喜之情，对句的“独”字则表现出孤寂之感，为尾联作好了铺垫。
颔联写登高所见，既是写眼前实景，又是象征时局。这是全诗最好的一联。夏天雨后多出现虹霓，是眼前实景；但作者不以彩虹入诗，而以暗淡的雌霓入诗，这是有寓意的。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苏轼得到诏书时，迫害元祐党人的二惇（章惇、安惇）、二蔡（蔡京、蔡卞），已受到台谏的排击，“雌霓云端下”正象征了政敌的失势。雄风喻帝王之风，与“庶人之雌风”相对，语出宋玉《风赋》。儋耳四周皆海，雄风来自海上，这既是写海风之快意，又是暗喻内移诏命的降临。
颈联记双喜临门。一是野老之喜，苏轼初到儋州，遇上连年灾害，元符三年（1100年）喜获丰收。苏轼与海南人民休戚与共，野老的喜事就是他的喜事。二是诗人之喜。苏轼谪居海南，无时不盼望北归。就在这年的正月七日，他还感慨说：“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犹未赦虞翻。”（《庚辰岁人日作》）贾让是汉哀帝时人，曾上治河三策，其中上策是引黄河北入海。苏轼在元祐年间也多次提出类似的主张，不被采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再次决堤北流，他的主张得到了应验。虞翻是三国时吴人，因得罪孙权，被长期流放交州。苏轼此时总算“赦虞翻”，赦书已到，逐下即将北归，他的心里十分高兴。
尾联写以后的打算，说年事已高，只要能吃饱饭，有栖身之地，就再无奢求了。杜甫《病后过王倚饮赠歌》有“但使残年饱吃饭”语，上句即用其意。《庄子·秋水》载坎井之蛙语：“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坎井之乐，此亦至矣！”庄子是讥井蛙的浅薄，但后人却以“专一丘之欢，擅一壑之美”表现“轻天下，细万物”的隐逸思想（陆云《逸民赋序》）。苏轼的用法与此相同。他晚年思想很矛盾，由于政治上一再遭受打击，经常发出“心似已灰之木”（《自题金山画像》）一类的感慨。但其思想深处仍是“报国心犹在”（《望湖亭》），“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诗的末句虽略赚消沉，但全诗的基调清雄慷慨，颇具浩然之气。
曾国藩一生从政从军，事务庞多，但他从来不曾忘怀故园之思，手足之情。本诗即是他的念弟之作中写得较好的一首。诗的首联即直接将奔波中的感受写出，每天凌晨，在繁星点点的时候，这原本是酣眠的良辰，作者却早已整驾上路了，又疲惫又寒冷，确是苦不堪言，于是他对这种生活发生了怀疑，不禁扪心自问，如此奔忙劳碌意义究竟何在？(底，何，什么)这二旬写得感情充沛、真挚。然后诗转入写景。在孤月的清晖之下，作者看到了马的疲惫身影，内心里生出对它的怜意。马的形，实际上是作者情感的对象化；对马的怜悯，其实就是作者的对影自怜；这种心境之下的月亮，自然也显得那么孤单寂寞。接着，孤月西落了，一声报晓的鸡鸣划破黑夜，渐渐可以辨认出那深青色的群山了。万山环绕，更令作者感到道路之艰、身心之疲惫；远处鸡鸣，亦暗示了作者身处不见人烟的荒山，孤零无人语：这句写得虽具开阔气象，但一个“苍”字，仍给诗情增添了一份悲苦苍凉之意，由此，诗人对手足同胞的思念之情，也自然向高峰处涌去。这两句景语也是情语，是诗人心态的写照。
于是，颈联便唱出了。日归日归岁云暮，有弟有弟天一方”的戚苦之调。无数次的念归，可是从未真的归去，而今又到了年终岁暮，更难知何时能踏上归程；离家愈久，愈是恋家，时时思念自己的弟弟，现在，只能是天各一方，无从团圆，只能在旅途的孤独寂寞中体验兄弟的至情。二句中，上句虽化自《诗·采薇》的“日归日归，岁亦莫(暮)止”，但与下句配合，运用反复之法，亦适切地描摹出诗人此时此刻的心灵波涛，给人一唱三叹之感。最后二句，诗又回到清晨赶路的现实，他这时面对的是深深的大壑，高高的山崖，还有强劲的晨风。不用说，这样的环境再次强化了诗人的思念之情，情感的波涛再次涌起，但是诗人似乎不愿再顺着这样的思路想下去，写下去，于是故意逃脱，自寻宽解：如此猛烈的风或许可以吹送我早些回到弟弟的身旁吧!这一笔似是荡开，似是感情的排遣，心理的安慰，但因为这番幻想事实上是不可能之事，所以诗中一直蕴含着的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的无可奈何之情，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
本诗情感真挚，格调苍凉，以情绪的流动起伏贯穿全诗，思归念弟之情与诗人奔走宦路之苦的反复咏叹，更收到悠远绵长的艺术效果。因此，尽管在中国诗歌中怀人之作不可胜数，但这首念弟诗仍然显示出独有的艺术魅力。
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