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即苏轼弟弟苏辙)学舍低陋,生活清苦。接着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苏辙。再接十句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苏辙的情况相对照。最后四句充分发泄对达官贵人的鄙视愤懑之情。全诗运用对比手法,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这里,“宛丘先生”两句于夸张、对比之中突出学官人长屋小,“常时低头”两句以一细节续写屋低,“斜风吹帷”一句形容屋陋。显然,这几句是戏谑之语,诗人以“宛丘先生”戏称子由,以“长如丘”戏指子由身材高大,以“小如舟”与先生低头诵经史,伸腰头顶屋戏言宛丘学舍低小,以“斜风吹帷雨注面”戏说学舍屋陋,生活清苦。
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但他不以为耻。“任从饱死笑方朔”等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子由。“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两句运用两个典故称赞子由。前句典出《汉书·东方朔传》:汉代的东方朔曾对武帝说侏儒身长三尺多,自己身高九尺多,可二者所享受的俸禄却相同,所以“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后句典出《史记·滑稽列传》:有一次,秦始皇在殿上摆酒宴,适逢天下雨,陛楯郎(殿前执楯的卫士)都被雨淋着。优旃同情他们,便在殿上上寿呼万岁时向他们大呼:“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秦始皇令陛楯郎一半一半地轮流值勤。这里,诗人以东方朔、陛楯郎比子由,以侏儒、秦优喻当时朝庭的宠臣,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可过清苦的生活也不屈己求人的秉性。
“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两句诗化用《庄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之意,从而称赞子由将眼前的困苦、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两句是反语,表面上说读书万卷而不读法律,无治国之术让国君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其实是讽刺当时朝庭重法轻儒。这里须说明的是,苏轼并非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只是他认为单凭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罢了。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两句,前句讥讽朝廷新差提举官到处无事生非,发摘官吏,闹得人心惶惶;后句称赞子由在朝庭重法轻儒,新差提举官到处闹事,学官生活清苦之时,能甘守淡泊,以苦为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两句,照应上文的“眼前”句与“学舍小如舟”,“低头诵经史”,称赞子由的为人:大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意。这两句是对称赞子由的上文之集中概括。
以上部分是“戏”子由,“余杭”以下十句则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子由的情况相对照。“余杭”即杭州,诗人当时任杭州通判,因而自称“余杭别驾”。“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两句,是诗人自嘲无功劳,而居处却富丽宽敞,仪仗盛陈,与上文“宛丘学舍小如舟”相对照。
“平生所惭今不耻”等六句,主要写诗人“居高志下”,“气节消缩”。前四句具体写,后两句概括写,是自嘲,更是书愤。这两句分别与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和“门前万事不挂眼”相对照。苏轼用“阳虎”(即阳货)借指他所鄙视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
“道逢”两句写诗人路逢所鄙视而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与自己打招呼、交谈,明知其言论不对,却只能连道“是、是”。
“居高”两句是诗人自嘲作高官而志气卑下,气节几乎消缩殆尽,与上文“头虽长低气不屈”相对照。其实,苏轼并非阿谀逢迎、卑躬屈膝之人,他耿直敢言,黑白分明,正如他自己在《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中所说的“受性刚褊,黑白分明”。这里,苏轼把自己写成“居高志下”、“气节消缩”之人,旨在书愤,抒发他在政治上受排挤(在此之前,苏氏兄弟因反对新法先后被贬为地方官)与对他所鄙视的达官贵人的愤懑之情。这种情感在诗的最后四句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泄。写作此诗时,诗人三十六岁,子由三十三岁,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诗中说“如今衰老俱无用”与“文章小伎安足程”都是反语,是愤慨之辞,颇具艺术感染力。当然,其间也流露了苏轼当时在政治上保守落后的思想情绪,这也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这首诗题为“戏子由”,通篇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子由,赞子由的秉性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它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它不似喜剧那样逗人捧腹大笑,而给人以一种“含泪的笑”。这首诗较好地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全诗以对比鲜明为突出特征,即以相反的事,突出兄弟二人共同的不得志之情。
这首诗由两个设问句组成,顿挫激越,而又直抒胸臆,把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都淋漓酣畅地表达出来。
第一个设问是反问,也是自问,含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男儿何不带吴钩”,起句峻急,紧连次句“收取关山五十州”,犹如悬流飞瀑,从高处跌落而下,显得气势磅礴。“带吴钩”指从军的行动,身佩军刀,奔赴疆场,那气概多么豪迈!“收复关山”是从军的目的,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诗人怎甘蛰居乡间,无所作为呢?因而他向往建功立业,报效国家。一、二两句,十四字一气呵成,节奏明快,与诗人那昂扬的意绪和紧迫的心情十分契合。
首句“何不”二字极富表现力,它不只构成了特定句式(疑问),而且强调了反诘的语气,增强了诗句传情达意的力量。诗人面对烽火连天、战乱不已的局面,焦急万分,恨不得立即身佩宝刀,奔赴沙场,保卫家邦。“何不”云云,反躬自问,有势在必行之意,又暗示出危急的军情和诗人自己焦虑不安的心境。此外,它还使人感受到诗人那郁积已久的愤懑情怀。李贺是个书生,早就诗名远扬,本可以才学入仕,但这条进身之路被“避父讳”这一封建礼教无情地堵死了,使他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何不”一语,表示实在出于无奈。
“收取关山五十州”一个“取”字,举重若轻,有破竹之势,生动地表达了诗人急切的救国心愿。然而“收取关山五十州”谈何容易?书生意气,自然成就不了收复关山的大业,而要想摆脱眼前悲凉的处境,又非经历戎马生涯,杀敌建功不可。这一矛盾,突出表现了诗人愤激不平之情。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小诗的后两句是说,请你登上那画有开国功臣的凌烟阁去看一看,又有哪一个书生曾被封为万户侯?
诗人问道:封侯拜相,绘像凌烟阁的,哪有一个是书生出身?这里诗人不用陈述句而用反问句,发牢骚的意味显得更加浓郁。看起来,诗人是从反面衬托投笔从戎的必要性,实际上是进一步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激情怀。由昂扬激越转入沉郁哀怨,既见出反衬的笔法,又见出起伏的节奏,峻急中作回荡之姿。就这样,诗人把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在诗歌的节奏里,使读者从节奏的感染中加深对主题的理解和感受。
《鱼服》这首诗描写了少年诗人起兵抗清的壮志和决心。诗题“鱼服”即用典意,以喻明亡之后明王室贵人微服逃难,受人欺侮,处境艰危。
诗的首联写诗人随陈子龙起兵抗清的豪情壮志;颔联描写了抗清的军旅生活;颈联诗人用祖逖之典故来激励自己;尾联诗人以申包胥自况,表明其不复明室不甘休的坚定决心。全诗语言华美,气势昂扬,洋溢着一个少年英雄的爱国思想与文学才气。
首联是说诗人自己投笔从戎,随陈子龙起兵太湖,誓师灭清。东汉班超曾因出使西域有功,汉明帝任他为西域都护,封定远侯。诗人在此借指陈子龙。“月支”诗中喻清朝,此用其事以明登坛拜将,誓扫顽敌之志。
颔联是说宝剑锋利,不怕清朝势力强大甲衣氏便,正宜秋天夜战。“胡霜重”,是承上句“月支”而言,明谓西北霜重,实指清朝势力强大。“汉月”,表明了诗人复明的意念,清朝的势力虽然统治了中国,但照耀大地的依然是那一轮汉家之月。
颈联上句是说诗人自己要效学晋代祖逖,矢志灭清;下句是说清军亡明,明王室流亡,处境艰危,触目惊心,自己未尽同舟共济之义,心中抱愧。“鸡鸣”、“击楫”之事,见《晋书祖逖传》。诗人引用此典,足现复明之志。
尾联,诗人表示要终身在民间从事活动,灭清复明。“湖海”,是与朝廷相对而言的,喻指民间。“茫茫恨”,说明诗人无限的亡国之恨。末句诗人以申包胥自况,表明其不复明室不甘休的报仇之志。
夏完淳的诗歌创作,曾受陈子龙复古的影响,所作有摹拟之句,文字倾于虚华,但十四岁从军以后,诗中就出现了浓烈的战斗生活的气息,表现出悲壮激越的风格。《鱼服》一诗可算代表之作。此诗虽仅四联八句,但用典达六处之多,且典典贴切诗意,年氏诗人灭清复明之志,反复申述,层层得以展示,真可谓“一篇之中三致志也”。同时,从诗中又可看到诗人那过人的才华和深厚的文学修养。王弘撰《夏孝子传》称其“博极群书,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谈军国事,凿凿奇中”,当为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