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与松筠相近栽，不随桃李一时开。”欲写迎春，却落墨于松竹、桃李，曲笔有致。松竹皆岁寒不凋、翠叶常青。迎春则能“带雪冲寒折嫩黄”（韩琦语），最先点缀春色。因而它友于松竹，与纷艳一时的桃李不能同日而语。自古来文士都视松竹为坚贞高洁的象征。陶潜谓：“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白居易则“植竹窗前，日日观照。”（《竹窗》）说迎春欣喜自得为松竹近邻，实是赞人的高风亮节、卓然独立。唐人爱牡丹，最不喜桃李。刘禹锡《杨柳枝词》道：“城东挑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时。”《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更以桃花讽刺显赫一时的满朝新贵。白居易曰迎春花“不随桃李一时开”，是麻姑手搔到了刘禹锡心头的痒处。语似平易，实则痛快淋漓。
“杏园岂敢妨君去，未有花时且看来。”杏园，据说那里是“花卉环周，烟水明媚”。唐代每年科举放榜后，新登进士多游宴于此（见《松窗杂录》）。这是个众芳斗撼 热闹非凡之处。然而迎春花却自有佳处，它先于群芳，应春傲然怒放。迎春花热情地邀请刘禹锡在桃、李、杏等花未开时，不妨来看一看。其超群拔俗的品格，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两句紧扣诗题“招”，极为贴切。“岂敢”二字下得遒劲、有力，“且”字用得玩皮、冷峻。联系刘禹锡的生平事迹看，这两句显然是借花喻人。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政治革新失败后，刘禹锡、柳宗元等革新派人物一一遭贬。十年后，刘、柳等应召人京，待起用。谁知刘禹锡不肯改悔，游玄都观时作《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讥刺权贵，因之刘、柳等又再度被谗毁、出贬。十四年后，刘禹锡仍然不易初衷，从洛阳一回到长安就旧地重游，并以诙谐、嘲笑的笔调作了《再游玄都观》。诗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不像是渡尽劫波人的口气，倒是有一种坚持立场、九死不悔的战斗精神和胜利后的豪放风度。这正是诗人笔下迎春花的气派。
刘、白交往数十年，相知甚深。故此诗虽然只就普通的迎春花着笔，却点活了人物的神采，含蓄地写出了刘禹锡的政治倾向、铮铮铁骨和倜傥风流。此可谓是善于小中见大，超然物外。作为一首咏物赠人小诗，非莫逆至交者，写不得这么深致。
这首词是作者酒宴上赠妓之作，用形象的比喻描绘出一种模糊而动人的美。上阕“双蝶”句写伊人服饰，突出花样图案的神秘美。“朱粉”句写其淡妆修饰的天然本色。“闲花淡淡春”作一景物比衬，生动地凸现此女子的风姿。下阕“细看诸处好”又从细处作一总体评价，与上阕从风神姿韵的评价呼应，接着从“人人”都说是“柳腰身”的细节作一客观补充，从各方面写出此歌女客观的美和天然纯真的美。全词意境亦真亦幻，富有神韵。
此为酒筵中赠妓之作，首句写她所穿的裙子，罗裙上绣着双飞的蝴蝶。“东池”两句，记相见之地（东池）、相见之因（宴），并且点明她“侑酒”的身分。“朱粉”两句，接着写其人之面貌，而着重写其淡妆。“闲花淡淡春”以一个确切的、具体的比喻，将她的神情、风度，勾画了出来。上层社会的行乐场所，多数女子都作浓妆，一个淡妆的，就反而引人注目了，故此“闲花”虽只“淡淡春”，却大有一枝独秀的风致。张先显然受了唐代张祜的启发，但“闲花淡淡春”一句，仍然很有创造性。唐人称美女为春色，如元稹称越州妓刘采春为“鉴湖春色”。此处“春”字，也是双关。
过片三句，用倒装句法。人人都说她身材好，但据词人看来，则不但身材，实许多地方都好，而这“诸处好”，又是“细看”后所下的评语，与上“初相见”相应。柳与美女之腰，同其婀娜多姿，连类相比，词中多有。结两句写其人的衣。古人较为贵重的衣料如绫罗之类上面的花纹，或出于织，或出于绣，或出于画。出于织者，如白居易《缭绫》：“织为云外秋雁行。”出于绣者，如温庭筠《南歌子》：“胸前绣凤凰。”出于画者，如温庭筠《菩萨蛮》：“画罗金翡翠。”此词写“衣上云”，而连及“乱山昏”，可见不是部分图案，而是满幅云烟，以画罗的可能性较大。词人由她衣上的云，联想到山上的云，而未写云，先写山，不但写山，而且写乱山，不但写乱山，而且写带些昏暗的乱山，这就使人感到一朵朵的白云，从昏暗的乱山中徐徐而出，布满空间。经过这种渲染，就仿佛衣上的云变成了真正的云，而这位身着云衣的美女的出现，就像一位神女从云端飘然下降了。
这两句的作用，决不限于写她穿衣服的别致，更主要的是制造了一种气氛，衬托出并没有正面大加描写的女主人的神韵。写到这里，词戛然而止，更无多话，收得极其有力。
此词意境之妙于亦真亦幻。如“昨日”两句，很明显是脱胎于宋玉《高唐赋》，而从其人所着云衣生发，就使人看了产生真中有幻之感，觉得她更加飘然若仙了。筵前赠妓，题材本属无聊。但词人笔下这幅美人素描还是相当动人的。妙处如“闲花”一句的以一胜多，“昨日”两句的真幻莫辩等。
蕴涵性的顷刻，包前启后。在情境的选择上，诗篇不写未见之前绵绵无尽的相思之苦，也不写相见之后载笑载言的欢聚之乐，而是重章渲染“云见”之时的喜出望外之情。而这一顷刻，正是最富于蕴涵性的顷刻。读者透过这位女子难以形容的望外之喜，云能想见她在“云见”之前，白日的“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和夜间的“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之情；也能想见在“云见”之后，夫妇间的“云见复关，载笑载言”和“维士与女，伊其相谑”的融融之乐。以少许胜多许，以顷刻蕴过程，这是构思的巧妙。
哀景写乐，倍增其情。每章首二句，都以风雨、鸡鸣起兴，这些兼有赋景意味的兴句，重笔描绘出一幅寒冷阴暗、鸡声四起的背景。当此之时，最易勾起离情别绪。赋景之句，也确成写情之语。风雨交加和夜不能寐之无聊；群鸡阵啼和怀人动荡之思；鸡守时而鸣与所期之人盼而不至，可谓契合无间，层层映衬。然而，正在这几乎绝望的凄风苦雨之时，怀人的女子竟意外地“云见”了久别的情郎；骤见之喜，欢欣之情，自可想见。而此时凄风苦雨中的群鸡乱鸣，也似成了煦风春雨时的群鸡欢唱了。这种情景反衬之法，恰如王夫之所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董斋诗话》）。这一手法，确实不唯见诸《小雅·采薇》，而是《诗经》中诗人的常用之法。
炼词申意，循序有进。诗篇的结构是单纯的，三章叠咏；诗人的易词写景却是讲究的，它细腻地表现出了人的不同感受。凄凄，是女子对风雨寒凉的感觉；潇潇，则从听觉见出夜雨骤急；如夜的晦冥，又从视觉展现眼前景象。易词写景的这种微妙性，姚际恒《诗经通论》曾有精到的分析：“‘如晦’正写其明也。惟其明，故曰‘如晦’。惟其如晦，‘凄凄’、‘潇潇’时尚晦可知。”诗篇在易词申意的同时，对时态的运动和情态的发展，又有循序渐进的微妙表现。关于时态的渐进，姚氏说，“‘喈喈’为众声和，初鸣声尚微，但觉其众和耳。‘胶胶’，同声高大也。三号以后，天将晓，相续不已矣。”民间尚有“鸡鸣三遍天将明”之说；《风雨》的三章相叠，或许正是以此习惯规律为基础的。随着时态的发展，怀人女子“云见君子”时的心态也渐次有进。“云胡不夷”，以反诘句式，语气热烈，言其心情大悦；“云胡不瘳”，言积思之病，至此而愈，语气至深；末章“云胡不喜”，则喜悦之情，难以掩饰，以至大声疾呼了。天气由夜晦而至晨晦，鸡鸣由声微而至声高，情感的变化则由乍见惊疑而至确信高呼。方玉润说：“此诗人善于言情，又善于即景以抒怀，故为千秋绝调。”（《诗经原始》）实当此之谓。
象征意象，一诗多解。《风雨》的诗旨，今人或主“夫妻重逢”，或主“喜见情人”；联系诗境，前说更合情理。然而，汉代经生的“乱世思君”说，却在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毛诗序》曰：“《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郑笺申发之曰：“兴者，喻君子虽居乱世，不变改其节度。……鸡不为如晦而止不鸣。”这样，“风雨”便象征乱世，“鸡鸣”便象征君子不改其度，“君子”则由“夫君”之君变成为德高节贞之君子了。这虽属附会，却也有其文本依据。因为，“君子”，在《诗经》时代，可施诸可敬、可爱、可亲之人，含义不定。因此，把赋体的白描意象理解为比体的象征意象，就可能生发“乱世思君”的联想；而把“风雨如晦”的自然之景，理解为险恶的人生处境或动荡的社会环境，也符合审美规律。故后世许多士人君子，常以虽处“风雨如晦”之境，仍要“鸡鸣不已”自励。南朝梁简文帝《幽絷题壁自序》云：“梁正士兰陵萧纲，立身行己，终始如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郭沫若创作于五四运动退潮期的《星空·归来》中也写道：“游子归来了，在这风雨如晦之晨，游子归来了！”从现代接受美学看，这种立足文本的审美再创造是无可非议的；而《毛序》的这一“附会”，也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
鬓云松令，原名苏幕遮， 唐教坊曲名。双调六十二字，前后段各七句、四仄韵。范仲淹有一首著名的《苏幕遮·怀旧》“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含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后周邦彦《苏幕遮》词中有“鬓云松，眉叶聚。一阕离歌，不为行人驻”之句而得名鬓云松令。纳兰性德写过两首鬓云松令， 本篇咏浴是其一。
美人出浴是现代影视作品、西方美术中的常见题材。然而在我国的浩瀚的诗歌中却不多见，词里面有以此来形容花的，如李清照的“香脸半开娇旖旎，当庭际，玉人浴出新妆洗”，却极少有直接以此作为主题的来吟咏的，仅见过有五代阎选的《谒金门·美人浴》，清代 徐石麒的《南乡子 美人浴》和纳兰的此篇。
本词的上半阙写美人入浴。
“鬓云松，红玉莹” 写入浴前美人散开的乌发和晶莹的肌肤。以玉石喻女子之肌肤，如东坡《诉衷情·琵琶女》词“肤莹玉，鬓梳蝉，绮窗前”。 “早月多情，送过梨花影“ 写时令，暮春梨花季节，新月初升时分，同时暗写月下女子洁白的浴衣或身躯。”半饷斜钗慵未整，晕入轻潮，刚爱微风醒“ 。写她慵懒的泡在水中，半晌没有动静，腾腾的热气烘得她泛起了红晕。或许头也有点晕了，刚好一阵微风吹来，吹醒了她，好舒服啊！
词的下半阙写美人出浴。
“露华清，人语静”。夜幕降临，起露了，外面安静下来。美人出浴了，身上带着的水滴就像那晶莹的露珠。外面突然的安静，反而让她有点担心会不会有人偷窥刚出浴的她。”怕被郎窥，移却青鸾镜“，殊不知，移镜这个小动作，还有她的轻盈的步履都被郎看在眼里呢！不光看在眼里，而且为她担心，只穿了单衣的她能不能耐得住这星星出来之前的夜寒呢。“罗袜凌波波不定，小扇单衣，可耐星前冷”？罗袜凌波典出曹植的《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形容女子步履轻盈，像走在水面上，荡起细细的涟漪。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