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从女子一方写惜别。“钗燕笼云晚不忺。”钗燕者,带有燕子形状装饰之钗。笼云即挽结云鬟。忺,高兴、适意。晚来梳妆,钗燕笼云,然而,打扮起来,却掩饰不住愁容惨淡。起句写女子之美丽容妆,次句写其言为心声。“拟将裙带系郎船。”裙带如何系得住郎船?真是无理而妙。白石论诗有四妙,其一是“理高妙”,即“碍而实通”,看似无理,实真有理,且自然而妙。痴语最见痴情,故妙。用女子之物,道女子之情,又妙。“别离滋味又今年。”“又”说明别离已非一次,只有体味过别离滋味的人,才能在临别之前,体会到即将来临的那种别离滋味。语意从李煜《相见欢》“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中化出。喃喃一语,辛酸何限。凄凉的情味,与美丽的容妆,自成鲜明对比,无限伤情,尽在其中。
下片从自己一面写对情人的劝慰。“杨柳夜寒犹自舞,鸳鸯风急不成眠”,词人说:你看那寒夜之杨柳,树欲静而风不止,柳枝参差飞舞,哪得片刻安宁?你看那水上之鸳鸯,固疾风劲吹也不得安眠。天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又何止你与我?“些儿闲事莫萦牵。”作者说:离别不会太久,重逢仍旧有期,你不要萦心牵怀,放心不下啊!大有“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豪情与潇洒。不曾想到,此一刻即为生离死别,“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后来才有“当时何时莫匆匆”(《浣溪沙》)的痛悔。鸳鸯风急不成眠,实为离别时不祥之语,实为后来重逢难期的不幸之预谶,白石合肥情遇,后来终成一生悲剧。
此词不用典实,不假藻饰,纯似口语,而具见性情。上片由女子之容妆写出女子之心声,笔笔都写出足不出户的古代女子之特征——用情专执。下片由风中之杨柳说到风中之鸳鸯,语语都见得饱读诗书的古代读书人特征——温文尔雅。女子只是顺情直说,读书人则言必用比兴。但他比兴用得好,以眼前景,喻心中情,又纯似口语。这纯似口语的艺术语言,源于词人“纯似友情”(夏承焘《合肥词事考》)的真诚爱心,是从词人性灵肺腑之中自然流出。白石爱情词的本原在于此,其价值亦在于此。
唐代中后期,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吐蕃入侵,唐王朝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域大为减少。但它却供养了大量军队,再加上官吏、地主、商人、僧侣、道士等等,不耕而食的人甚至占到人口的一半以上。农民负担之重,生活之苦,可想而知。白居易对此深有体验。他在这首诗中所写的“回柏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同他在另一首诗中所写的“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夏旱诗》)一样,是他亲眼目睹的现实生活的实录。
这首诗分两部分。前一部分写农民在北风如剑、大雪纷飞的寒冬,缺衣少被,夜不能眠,过得十分痛苦,后一部分写作者在这样的大寒天却是深掩房门,有吃有穿,又有好被子盖,既无挨饿受冻之苦,又无下田劳动之勤。诗人把自己的生活与农民的痛苦作了对比,深深感到惭愧和内疚,以致发出“自问是何人?”的慨叹。
古典诗歌中,运用对比手法的很多,把农民的贫困痛苦与剥削阶级的骄奢淫逸加以对比的也不算太少。但是,像此诗中把农民的穷苦与诗人自己的温饱作对比的却极少见,尤其这种出自肺腑的“自问”,在封建士大夫中更是难能可贵的。除对比之外,这首诗还具有这样几个特点:语言通俗,叙写流畅,不事藻绘,纯用白描,诗境平易,情真意实。这些特点都体现了白居易诗歌特有的通俗平易的艺术风格。
“知音不在千杯酒,一盏空茶也醉人”,其中“空茶”,顾名思义,茶碗里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没有茶,没有水,怎么喝呢?又如何能够醉人呢?此句与“有情饮水饱,无情金屋寒”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意在追求精神世界,淡然于物质生活。空茶醉人,其实引人陶醉的非“茶”亦非“酒”,而是知己间的真挚感情。
“空茶”一说指“赵州茶”,相传赵州禅师曾问新到的和尚:“曾到此间?”和尚说:“曾到。”赵州说:“吃茶去。”又问另一个和尚,和尚说:“不曾到。”赵州说:“吃茶去。”院主听到后问:“为甚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赵州呼院主,院主应诺。赵州说:“吃茶去。”赵州禅师均以“吃茶去”一句来引导弟子领悟禅的奥义。所谓“赵州一碗茶,今古味无差”,“赵州茶”是今天喝来却不觉古今有味道差别的茶,是一碗平等的茶、一味的茶。
前三句的两个比喻总体的概括了全诗意旨,那瓶沉簪折正是女子遭遣弃命运的写照。次三句写女子年少时的美貌殊姿,以相识之前的欢悦与相识后四句横遭不幸的痛苦相对比。再下写女子以身相许,决然私奔的过程,表现了痴情女子的天真和纯洁及为情所动的真实形态。之后的五句叙述私奔带来的屈辱和痛苦。“聘则为妻奔是妾”表达了没有经过礼法嘉许的结合,即使相爱情深也不能得到他人的认可。女子愤然出走,然而天地茫茫,已经无处可归。诗末两句凄凉悱恻,是对后世痴情女子的警策,也是女子自身屈辱悲愤的呐喊。“痴情女子负心汉,教人如何不悲伤。”
“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好好的良家女子,只因为随爱人私奔,便从此失去了为人妻的资格。”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侍奉公丈夫五六年之久,都换不来男家人的认可,她没有资格参与家族祭祀,她生的儿子也算不得夫家首选的继承人。这位重自尊的女性,终于决定离开这个家庭。一个追求真正爱情的弱女子是难以与强大的封建礼教相抗争的。在那个时代,像这样一个自主追求真正爱情的女子,不但在夫家会受到歧视,就是回到娘家,也会被自己的父母弟妹所鄙弃,她会被看成败坏门风的不祥之物。残酷的封建礼教就是这样直接摧残着人们的身心。因此诗人最后感叹说:“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看似劝戒,实为叹息,诗人对诗中主人公的同情远远超过了他的劝戒。诗歌的基调因之也变得深沉且凝重。
此诗的最大成就在于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单纯、美丽、多情的女子形象。除结尾外,整篇作品都是一个不幸女子的内心独白。刻画她的美丽不是通过自我欣赏而是借他人口中说出,手法颇高妙。“知君断肠共君语”,“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等语,刻画少女,贴切自然,充分表现出女主人公的单纯、多情。开头以银瓶、玉簪隐喻美丽的少女,新颖别致,托此以起兴,与下文衔接自然。结尾仅言她出门后没有去处,不进一步描写悲剧的结局,余韵深长,发人深省。
在这首中长篇叙事诗中,诗人用凝练的语句表现了一私奔女子的悲哀。《礼记》:“奔者为妾,父母国人皆贱之”。它在题材上与古乐府中的弃妇诗类同,但其风格与情调与传统之作多有不同。从内容上看,全诗所表现的生活现象带有中唐都市生活的色彩,女子能有这样的机会与男子交往并能私奔,这在当时其他人的作品中也有所表现,这是唐人都市生活中特有的一个现象。唐朝的商业生活给青年男女的交往带来了一定自由,但传统的礼教观念却扼杀了他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并制造了一些悲剧,而在这一悲剧中女子更是一个更大有受害者。诗人取材典型,对扼杀人性的礼教提出了批判。对不幸的女子表示了同情。其中对礼与情之间矛盾的表现体现了中唐士人的思想个性。其次在艺术表现上诗人也体现了中唐文人的叙事艺术的水平,诗人以女子之口叙述他们相识、私奔以及产生矛盾的整个过程,情节完整生动,极具戏剧性。诗人着重交代矛盾的原因,细致描写女子被弃后的心理, 突出故事的悲剧性与抒情性。诗人便就这种“奔者为妾”的社会现状写了这首长诗。同时,也表达了告诫女子不要轻易与人私奔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