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幅清新、流丽、色彩淡雅的水墨画。词人通过层层点染，步步铺陈，描绘了夏日雨过天霁时水中莲叶荷花的美景。
词的上片通过首句点出所咏之物。
“红”既写荷花颜色之美，同时也写其开放之盛。“袅袅”则兼写外貌与精神，准确而生动地写出了荷花的柔丽妩媚、婉转多姿。次句转写荷花的生长地，“蒹葭”以喻微贱，又用一个叠词“脉脉”写出了荷花甘于微薄、不攀不附的品格，同时也寄托了词人的志趣 。“西风”、“疏雨”两句点染秋景、以衬荷花，表面上看似写荷花所处的秀美自然环境，实则通过写与荷有关的事物来达到写荷的目的。这是一种“借笔”，写风、写烟、写雨，也同样是写荷，而且写来不是那么质直，而是飘逸、空灵，把荷的形象写活了。无风荷不香，荷便是死荷。这里的风不能是狂风，而是“淅淅”的风。同样，荷与雨的关系也至密切，这里的“雨”也应是“疏疏”的雨，至于这种雨后的荷花 ，则更有美人出浴之妙 。这两句中的三个叠词用得恰如其分。以“渐淅”轻微的风声写金风初动、摇荷传香，以“淡淡”状“烟”、以“疏疏”限“ 雨”。这样配搭起来，就能尽善尽美地托出荷花“袅袅”、“ 盈盈”的生动情态。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交代了所咏之物及其生长处所之后，正是要着力写其形象的时候，却不去作质直的、忠诚的正面描绘，不作主观的“说破 ”，而是只从几个方面作点染烘托，写了“淅淅西风淡淡烟，几点疏疏雨”便结束了上片。这正是作者不落窠臼、自出心裁的地方。这种写法能给读者留下无限广阔的想象余地，使读者由此及彼，神明顿发产生美的联想，而造入三昧之域。
下片写雨后天霁，“草草展杯觞，对此盈盈女。”词人巧妙地从外部空间移向欣赏主体所在的小空间──船舱里：桌上简简单单地摆上了酒杯和菜盘，朋友们正举杯畅饮，席间还有美丽多情的女子相伴助兴哩！朋友们相聚以莲叶劝酒，是久别重逢，还是远行饯别？这无需细说。词人很快又将笔锋转向船舱外，继续描会大空间景色，“叶叶红衣当酒船，细细流霞举”。这是从船舱内这个特定角度向外望去，只见枝叶叶、层出不穷的莲叶荷花横挡在酒船前面（“红衣”指荷花。贺铸有“红衣脱尽芳心苦”句）。此刻，雨过天晴，细细的五彩流霞从莲荷摇曳攒动的地方冉冉升腾，这是多么绚丽的景色呵！以动态作结，正象刘禹锡的诗句“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一样，有“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之妙。
全词使用叠多且妙。全词共四十四字，其中叠字竟占了十八个，句句有叠字，联绵而下，相互映衬，无不自然妥贴。用来写荷花形象的有“袅袅”、“脉脉”、“盈盈”、以至于“叶叶”（红衣），写自然景象的有“ 淅淅”（的风 ）、“ 淡淡”（的烟）、“疏疏”（的雨），写词人动作情态的有“草草”、“细细”。这些叠字在意境、气韵、情调等方面，有极为协调。这些叠字不仅生动传神地塑造了荷花的形象，表现了词人疏神达思、怡然自乐的生活情趣，而且造成了一种轻灵、和谐、安谧而洒落的情调，形成了行云流水般的声韵美。这种情调和声韵美，与写“盈盈女”般的“袅袅”荷花，与写文人雅士品酒荷的特定场景，都极为合拍，形式与内容达到了十分完美的统一。这种频繁而有规律地使用叠字，在诗中有《古诗十九首》为例，而在词中则略无俦匹，这不能不说是葛立方的独具匠心。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发端二句飘然而至，虽明白如话，但决非一览无味，须细加玩味。词人连用梨花、杏花比拟，可知所咏之物为花。道是梨花——却不是，道是杏花——也不是，则此花乍一看去，极易被误认为梨花，又极易被误认为杏花。仔细一看，却并非梨花，也并非杏花。因此可知此花之色，有如梨花之白，又有如杏花之红。
“白白与红红”紧承发端二句，点明此花之为红、白二色。连下两组状色的叠字，极简炼、极传神地写出繁花似锦、二色并妍的风采，也暗指它风韵别具一格，既有梨花之白，又有杏花之红，白中带红，如佳人冰雪肌肤微露红晕，有娇羞之态。 “白白”、“红红”两组叠字，简练、传神，使人如亲眼目睹红粉交错、繁花满枝的娇妍景致。
“别是东风情味”上句才略从正面点明花色，此句词笔却又轻灵地宕开，不再从正面著笔，而从唱叹之音赞美此花之风韵独具一格，超拔于春天众芳之上。实在少此一笔不得。可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花呢？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结笔仍是空际著笔，不过，虽未直接点出花名，却已作了不管之答。“曾记。曾记”，二语甚妙，不但引起读者的注意，呼唤起读者的记忆，且暗将词境推远。“人在武陵微醉”，武陵二字，暗示出此花之名。陶渊明《桃花源记》云：武陵渔人曾“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终于来到世外桃源。原来，此花属桃源之花，花名就是桃花。句中“醉”之一字，写出此花之为人所迷恋的感受。词境以桃花源结穴，馀味颇为深长。它可能意味着女词人的身份（宋词习以桃溪、桃源指妓女居处），也可能有取于桃花源凌越世俗之意。
此词所咏为红白桃花，这是桃花的一种，“桃品甚多……其花有红、紫、白、千叶、二色之殊。”（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红白桃花，就是同树花分二色的桃花。北宋邵雍有《二色桃》诗：“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疑是蕊宫双姊妹，一时携手嫁东风。”诗虽不及严蕊此词含蕴，但可借作为此词的一个极好注脚。
此词绝不同于一般滞于物象的咏物词，它纯然从空际著笔，空灵荡漾，不即不离，写出红白桃花之高标逸韵，境界愈推愈高远，令人玩味无极而神为之一旺。就艺术而言，可以说是词中之逸品。
此诗共十六句，分三部分。前六句开门见山写虎的凶恶。开始四句以赋的笔法说明戈也不能冲击它，弩也不能弹射它，乳孙哺子，相继为非。五、六两句极言其作恶之甚。当时藩镇拥兵自重，不听朝廷调度，不仅自署文武官吏，征收赋税，甚至以土地传之子孙，父死子握其兵权，企图夺取唐王朝的天下。由于各镇时有叛乱，藩镇和朝廷的战争以及藩镇之间的混战，此起彼伏，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给人民带来无限痛苦。诗人以极大的愤慨面对现实，捕捉住事物最突出的本质特征，以此喻象建立起可感的形象，指摘时弊，切中要害。
中间四句紧承上面的意思指出，有法术能制虎的黄公都怕遇见它，而它看见具有虎形却不食生物的仁义之兽驺虞，心里还感到不舒服，嗔怪驺虞的无用。这是诗人以独特的感受与典型客观事物有机融和创造出来的“猛虎”形象。李贺生活在如上所述的社会环境中，藩镇为害之烈，在他的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头脑中都印象极深。这里不直说虎如何伤人，也不去说虎如何凶猛，而是从别人对它的反应上做出鲜明有力的表现，然后再用仁兽驺虞与它两相矛盾着的因素加以申述，既说明了它的残虐，更指出了它“非仁德所能感化。“这种层次分明”，步步递进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起到了给人以深刻启示的艺术效果。
最后六句，前两句先说人有宝刀，但悬之壁间无以为用，不能以之除害，宝刀愤激不甘而作雷鸣。这两句诗感情色彩极其浓烈，寄托着诗人愤世的激情。王琦注云“刀作雷鸣似愤人不能见用之意”。李贺热切期望扫平藩镇，完成国家统一，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但却遭到小人的排挤，沉沦下僚，前进无路，报国无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他热情的心里进发出愤怒的火花：“忧眠枕剑匣”，“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后四句把矛头直指官家。意思是说泰山之下有妇人一家死于虎口，官家虽然限期捕虎，但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具文，官吏极怕“猛虎”，不敢去冒险。先从“妇人哭声”着墨，陈述人民在官家对虎无能为力，一味退避的形势下受害之深重，然后引到“吏不敢听”，指出他们不敢听官司之期限，创造出对强藩悍将畏之如虎的官家形象。前者写以妇人为代表的广大受难者，后者写以官家为代表的统治者，它们交织在一起显示出诗人正面现实，异常沉痛的心情。
这首诗古朴无华，意境深邃，用最经济浓缩的笔墨畅述胸怀，从各个侧面充分准确地刻画出猛虎可憎、可恶、可怕、可恨的形象，流露出诗人隐藏在内心深处炽热如焚，忧国悯时的极大痛苦。
此诗脉络清晰，递进有序，《诗经传说汇纂》引朱公迁所谓“一章怪之，二章疑之，三章微讽之，四章直责之”，将其篇章结构说得清清楚楚。
诗一开头，借物起兴，既交代了地点和季节，也写了等待救援时间之长。黎臣迫切渴望救援，常常登上旄丘，翘首等待援兵，但时序变迁，援兵迟迟不至，不免暗自奇怪。不过由于要借卫国救援收复祖国，心存奢望故而尚未产生怨恨之意。
第二章紧承上章“何多日兮”而来，用宽笔稍加顿挫，“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黎臣设身处地地去考虑卫国出兵缓慢的原因：或者是等待盟军一同前往，或者是有其他缘故，暂时不能发兵；用赋法代为解说，曲尽人情。
第三章“狐裘蒙戎”一句紧扣上两章，说明自己客居已久而“匪车不东”。黎臣已经有所觉悟，“我有亡国之状，而彼无悯恤之意，我有恢复之念，而彼无拯救之心”（《诗经传说汇纂》引邹泉语），知道卫国无意救援，并非是在等盟军，或者有其他缘故。因幻想破灭，救援无望，故稍加讽谕。
第四章用赋法着意对比，黎臣丧亡流离，衣衫破弊，寄居他国，凄凉萧索，而卫国群臣非但毫无同情心，而且袖手旁观，趾高气扬。诗人有些出离愤怒了，他批评卫国群臣装聋作哑，见死不救。诗人通过双方服饰、神情、心态的比较，黎臣彻底痛悟，不禁深感心寒，于是便直斥卫国君臣。
此诗作者虽然寄人篱下，但诗意从委婉地询问的口气到直指卫国统治者不同心同德的嘴脸，写得很有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