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叙写作者听到雨打芭蕉叶时的精致细腻的感官品味,先听而后思,并连续运用象声叠词和排比博喻句式,将原本单调乏味的声音表达得顿挫扬抑,生动流畅。文章拟物模情,形象细腻;虚实相映,意蕴独特。
从文章中很容易发现它以文字而造就的种种音乐效果,也可以透过全篇文字把握到被作者用心描绘的雨中芭蕉的典雅气质。然而,这篇两百字不到的小品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还是它那超越表层描述的哲学思考。
这是很让人迷惑不解的,像沈周这样一位对于事物的形体、色彩有敏锐感受的画家,何以面对葱绿的芭蕉,不是着意用他的眼,却是用他的耳去“听”这生命成长的节奏。而当他静心倾听那雨打芭蕉的渐沥声时,他脑海里浮现的,不是蕉叶上晶莹的水珠,而是形而上的抽象命题:芭蕉承雨有声,其声假之于雨;雨不集,蕉不虚,声无从起,因而声乃蕉雨相合之结果:蕉静雨动,动静相配以起声,等等。如果对中国古代绘画的特性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可以很快悟到这实际上是中国绘画重神似甚于重形似的基本理论在沈周身上的一种曲折的反映: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正因为沈周是一位一流的中国画家,而不是普通的画匠,所以他面对熟悉的绘画对象——芭蕉,才不会古板地专注于它的形,而着眼于它的神,把雨打芭蕉的动人场景当作一个哲学问题来思考。
但《听蕉记》,终究不是一篇高深的哲学论文,而是一曲富有思辩色彩的乐章。这乐章的形式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尤为明显。当作者用“匝匝㴙㴙、剥剥滂滂、索索淅淅、床床浪浪”四串叠用象声词来表现雨点或快或慢、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地打在芭蕉叶上时,无疑可以感到一阵新鲜感。作为一位喜欢与僧侣交朋友而又生活于姑苏水乡的画家,沈周把这种声音同时比喻为如僧人在佛堂内同声诵经与如晚归的渔舟敲响梆榔,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透过这种象声词的娴熟运用与生活化比喻的巧妙设置,也感到一点钱钟书先生所谓的“通感”在沈周身上有着突出的表现。沈氏之所以对于声音的感受如此细致,或许与他对于形体与色彩的敏锐感觉颇有关联,亦未可知。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芭蕉,叶子很大而空,承接雨点时会有声响,因雨点的快慢疏密而发出不同的声响,没有差错。但蕉叶哪里有声音,它是借助雨点才发出声音的。雨点不落在蕉叶上,那么蕉也只是默默地静静地栽种在那里;蕉叶不空,雨点也不能使它发出声响;蕉叶与雨点本来就是相互起作用的。蕉叶是静,雨点是动,动的雨点与静的蕉叶相碰撞而发出声响。声响又是能够进入耳朵的。等到耳朵接受了雨打芭蕉之声,人们用“匝匝㴙㴙”、“剥剥滂滂”、“索索淅淅”、“床床浪浪”来摹拟这种声响,觉得它像僧人在佛堂诵经,像捕鱼人驱鱼时用木棒敲船的声响,如珍珠倾泻,如骏马奔腾,至于将听到的声音想像成什么,那又属于听者的佳妙了。长洲人胡日之把芭蕉种在庭院来等着下雨,以“听蕉”为别号,这样看来他对动与静的机理应该有所领悟了吧?
注释
不忒:没有差错。
假:借。
相能:亲和,谐调。
戛摩:碰击,摩擦。
迨:同“逮”,等到。
匝匝㴙㴙:包括后文剥剥滂滂、索索淅淅、床床浪浪,都是叠用象声词,用以表现雨打芭蕉的各种声响。
㴙,滴水。
渔:打鱼人。
榔:捕鱼时用以敲船惊鱼的长木条。
骧:奔驰。
长洲:旧县名,治所在今江苏苏州。
胡日之:作者同乡友。
芭蕉在传统文化中常常象征着典雅高贵,而“雨打芭蕉”作为一种富于韵味的自然情景,又往往被古代的文人墨客渲染成极具音乐美的篇章。作者在听到雨打蕉叶的时候,有感而发,创作了此文。
这篇文让叙写作者听到雨打芭蕉叶时的精象细腻的感官品味,先听而后思,并连续运用象声叠词和排比博喻句式,将原本单调乏味的声音表达得顿挫扬抑,生动流畅。文让拟物模情,形象细腻;虚实相映,意蕴独特。
从文让中很容易发可它以文字而造就的种种音乐效果,也可以透过全篇文字把握到被作者用心描绘的雨中芭蕉的典雅气质。然而,这篇两百字不到的小品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还是它那超越表层描述的哲学思考。
这是很让人迷惑不解的,像沈周这样一位对于事物的形体、色彩有敏锐感受的画家,何以面对葱绿的芭蕉,不是着意用他的眼,却是用他的耳去“听”这生命成长的节奏。而当他静心倾听那雨打芭蕉的渐沥声时,他脑海里浮可的,不是蕉叶上晶莹的水珠,而是形而上的抽象命题:芭蕉承雨有声,其声假之于雨;雨不集,蕉不虚,声无从起,因而声乃蕉雨相合之结果:蕉静雨动,动静相配以起声,等等。如果对中国古代绘画的特性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可以很快悟到这实际上是中国绘画重神似甚于重形似的基本理论在沈周身上的一种曲折的反映: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正因为沈周是一位一流的中国画家,而不是普通的画匠,所以他面对熟悉的绘画对象——芭蕉,明不会古板地专注于它的形,而着眼于它的神,把雨打芭蕉的动人场景当作一个哲学问题来思考。
但《听蕉记》,终究不是一篇高深的哲学论文,而是一曲富有思辩色彩的乐让。这乐让的形式在文让的后半部分尤为明显。当作者用“匝匝㴙㴙、剥剥滂滂、索索淅淅、床床浪浪”四串叠用象声词来表可雨点或快或慢、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地打在芭蕉叶上时,无疑可以感到一阵新鲜感。作为一位喜欢与僧侣交朋友而又生活于姑苏水乡的画家,沈周把这种声音同时比喻为如僧人在佛堂内同声诵经与如晚归的渔舟敲响梆榔,也是顺理成让的事。但透过这种象声词的娴熟运用与生活化比喻的巧妙设置,也感到一点钱钟书先生所谓的“通感”在沈周身上有着突出的表可。沈氏之所以对于声音的感受如此细象,或许与他对于形体与色彩的敏锐感觉颇有关联,亦未可知。
《与刘伯宗绝交诗》是东汉诗人朱穆创作的一首四言诗,该诗是《与刘伯宗绝交书》的附诗,该诗名为咏物,实则赋人,以鸱比喻刘伯宗,以凤自比,表达了对贪婪丑恶的势利小人的憎恶,同时也借该诗对当时刻薄无情的社会风气予以尖刻的嘲讽。全诗比喻精当,刻画形象,语言质朴。该诗共十六句,可分前后两个部分。
前十二句是第一部分,以绝大篇幅,铺陈排比,刻画鸱鸟的丑恶形象。首先从外表描写它的污浊。接下来四句从行止食宿等方面描写鸱鸟的丑态。“饕餮”四句,又从内在本性描写鸱鸟嗜欲无穷的贪婪相。“长鸣”两句又从鸱鸟对凤的恶意中伤来描写它的卑劣行径。如此寥寥数语便把鸱的丑恶贪婪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鸱的恶劣行径,都是隐射刘伯宗的“不洁其翼”,是说他行为卑鄙;“飞不正向,寝不定息”是说他背离社会公德,不为母守制;“饥则木揽”下六句,是揭露刘伯宗在官任上的贪得无厌。“长鸣呼凤,谓凤无德”,是说像刘伯宗这样的卑劣小人,还大言不惭地指摘中伤正直的人。
最后四句是第二部分,旗帜鲜明地提出绝交,以凤自比,坦荡、高洁、超尘拔俗,与鸱相比,判若云泥,自然而然地为两相“永诀”营造了合理的氛围和理由,显示了作者绝对不与刘宗伯同流台污的高尚情操,表示了绝交的决心和态度。鸱,在读者心目中本来就是面貌可僧的东西,经过诗人淋漓尽致的刻画,愤怒鄙夷的斥责,便不能不对它——鸱鹗和他——刘伯宗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真所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所以,诗人最后宣布凤不与鸱同趋,从此绝交,各奔前程,便也成为读者的意愿。
全诗最突出的特点是用比,以凶恶贪婪的鸱来比刘伯宗,以志向高洁的凤鸟来自况,两相对比,其义甚明。其次是感情充沛,态度明朗、坚决,全诗一气呵成,作者愤激之情,跃然纸上。再次,该诗语言精练,比如连用四个动词来描写鸱在飞、宿,饥、饱四种情况下的状态,形象鲜明、生动,其寓意也由此揭示无遗了。
该诗在创作上继承了《诗经》、《楚辞》常用的比喻手法,但没有它们的委婉、含蓄,它显示了汉乐府的朴质,在比喻中直抒胸臆,能很快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用不着去猜谜,就一样能感染人,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种在直率中蕴含丰富的感情,正是汉乐府的突出风格。
该诗是中国早期的一首寓言诗,由于选择的形象对比鲜明,比喻得当,贴切自然,创造了成功的艺术效果。诗作语言平实显露,明白自然。
篇首预设意脉
本文首句交代虎丘名胜的方位“去城可七八里”,诚然为一般记游散文所交代的文字,但为下文埋设了意脉。尽管“其山无高岩邃壑”,却因其“近城”而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人。这样,作者就确定了他的审美重心,不在林泉岩壑,而在游人旅客,以及他们纵游虎丘的情景图画。“箫鼓楼船,无日无之”,以“无……无……”的双重否定更见其肯定之意的句式,强调了日日如此、月月如此的频率和密度。“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在上文的意绪上递进了一层,突出了“月”“花”“雪”这三个时节对于游人的诱惑力量。作者所用“无日无之”“纷错如织”还是概括性较强的语言,所给予读者的是总体印象,而细致具体的描述则在后面进行,留下审美空间。
观感饶有新意
“而中秋为尤胜”,文意以“而”字形成转折,以“尤”字造成递进。描述经过几次的递进,中心便确定下来了。 需要指出的是,《虎丘记》不是某一次游览的当时实录,这从后文“登虎丘者六”的次数可以看出;也不是某一个中秋日的情景记实。从时间观念上看,显系事后追述;从空间观念上看,是六登虎丘的印象的综合描述。而综合印象中的特定意象则是虎丘中秋。这种记游散文的时空观念是饶有新意的。“每至是日”,就透现了这种非以某一中秋,而是概括几个中秋特征的审美意向。
情景墨色润畅
一旦进入具体的情景描述,作者就显得墨色润畅。笔态飞舞在虎丘山前山后,构成一幅全景俯瞰图。从“倾城阖户,连臂而至”开始,拉开了这幅全景图的描述画面。“衣冠士女,下迨踚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这里的“衣冠士女,下迨踚屋”把“倾城阖户”具体化了,作者特别点出“踚屋”,把下层市民也包括进去。在盛大的郊游行列中已有广大的市民参加,这反映了明代的特点,张岱的《西湖七月半》就有类似的情景描绘。和古典的山水游记不同,和以单纯的自然景物描写不同,这里更多地表现了市民阶层的郊游生活,或者说,作者是把“衣冠士女”和“踚屋”的市井细民作为同一的对象来描述。作者不是从自然山水本身获取诗情(他明确地认为“其山无高岩邃壑”),而是在“踚屋”市民参加的游览热潮中觅得了新鲜的审美感受。这种审美感受反映了明代审美理想和意绪的特征。“莫不靓妆丽服”的打扮装饰,“重茵累席”的席地而坐,“置酒交衢间”的旅游方式,都有浓重的世俗情味,较少古典色彩。
文势气沛畅达
作者在纵意描述之后,猛然拉成一个大镜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作者以远眺作为审美视点,在纵横交织的铺衍勾划中辅之以夸张,间之以比附,形成一气如注的滔滔文势。“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是空间范围的概括,形成画面的横向开阔感,吻合着远望的审美视觉特征。“从……至……”的提顿,一连出现“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 云泻”三句比喻中兼具夸饰的描绘。像梳齿一样靠拢的游人,是对其密度的形容。“檀板”暗勾下文“呕者百千”;“樽 ”隐联上文“置酒交衢”,内脉密合。如丘积、如云泻的比喻夸张,既是绘其郊游的特定情景,更是形容游客如云的盛况,服务于本段的审美重心,连用四个四字结构句,其目的是在蝉联而下的文句中形成文势的气沛畅达。
比喻虚实相间
行文至此,于“远而望之”四字,回拢到主体的视点上来,文气稍有提顿,遂发为奇颖的比喻句“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雁”句言其盛,“霞”句言其色,“雷”句言其声,声色交错,染色于画卷,倾声于画外,连珠式的四字结构句型,同样有文势的波荡,有主体赞美之意的浮动。比喻句的联缀,既形成气势的喷注,又使描述对象的瑰丽色彩及其喧阗声势具体化了。比喻是求取形象的确定内涵,而旋即跳成“无得而状”作为本段的收煞,意绪得以翻变,是从比喻的具体到抽象的概括,旨在说明这一切情景都是无法用比喻而得其盛状的。惟其用“无得而状”的模糊语,才更显示这幅云蒸霞蔚般的郊游图的美不胜收。
描绘具体细致
在全景图的空阔而舒卷的纵意渲染和鸟瞰拍摄之后,作者进入具体细致的艺术描绘。而这一艺术描绘在审美选择上的别开生面是扣住一个“唱(呕)”字,笔墨由疏放趋向深细。“唱”的听觉形象最能显示有市民层参加的虎丘中秋郊游的特征,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审美趣味。因而,本文审美重心的确定导源于主体的审美欣赏意识的定向功能,使中秋时节的虎丘情景描述在审美选择上显得别具一格,另奏风调。而这一大段描述又独特地借助于“布席之初”到“未几”“已而”“比至”的表示时间观念的词语的微变,带动出意象的轻转,使一幅幅情状图画冉冉扑来。而这一切,以“露”的笔墨出之,牵引了“藏”着的主体审美趣味的变化,其用笔如此,堪称精妙。中郎描述的这一声态情景是流动、变化的,即由繁闹到幽静。“声若聚蚊,不可辨识”,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嘈杂的声浪,莫之能辨,是中秋虎丘热烈情景的生动、具体的写照,但不是作者审美的最终目标,他所欣赏的是“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是“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可见,作者审美上所追求的是清幽而又明亮的声态。而这一声态又是产生于“明月浮空,石光如练”“月影横斜,荇藻凌乱”的幽静而又雅丽的环境之中。声、色、境以明丽的格调和交融的整一形式出现,才是作者审美意趣的真正寄托者。他从这里获得了审美感受,确定了他独特的审美个性,他为之神驰和击节的不是钟鼓齐鸣的交响乐,而是轻悠亮彻的小夜曲。艺术作为主体对于客体的审美观照,作者的审美趣味在选择过程中显示出独特的主导作用,由此又产生出作者独特的审美评价:“听者魂销”,“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这一大段作为全文描述重心,不是在横长的空间感上取胜,而是在时间的不断推移上使意境导向深入,并以鲜明的层次加以显示。值得细加玩索的是,这一大段声态描述的时间、人数、主体审美趣味是密切融合而又同步推进的。布席之初──唱者千百,未几──数十人,已而──三四辈,比至──一夫。从不可辨识至音若细发,却响彻云际,境界每一移位,则主体审美情思便深入一层,如螺丝钻木,又如开沟掘井,直至审美的核心地带,发露最主要的审美情趣为止,即“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这里时域的按步换形,带来审美趣味的登堂入室。 声态描述至此已是情尽意满,作者才突然抽出笔来,写到虎丘的自然山水景象,“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这一飞来之笔似与上文意脉不相关涉,大有突兀而起之势。而这一点恰恰体现了袁氏“公安派”的审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信口而出,信口而谈”(袁宏道《与张幼于》),兴之所至,不拘成法,显得洒脱自如,擒纵自便。到这一段,全文才写到游虎丘的主体“我”,这和传统的山水游记笔法大相径庭。而主体登临时的特点又不是径宣纸面,而是隐藏在直接形象之中,引导人们去体味间接形象的存在。
语言质直洁爽
“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天池山简直像是千顷云山的几桌一样,这是在形象与形象间的对比中加以突出,反衬出千顷云的高,也显示出主体审美视点的高。“面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这又显示出主体的视线之远。这一段直接描述虎丘剑泉一带的自然景象的文字,作者仿佛随意拈出,稍加轻涂,没有腴言芜词,一切显得质直洁爽,而一切又无不蕴含着主体的审美感受,成为袁宏道审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情与景会,顷刻千言”(《叙小修诗》)的实践。例如,见千顷云之峻高,峦壑竞秀,生发出的“最可觞”的情趣;“过午则日光射人”所产生的是“不堪久坐”的感受;至于欲祠韦苏州、白乐天,却因事过境迁而未成,最终还是“兴阑”所致。主体的审美感受在所有物象的描述中成为归结点,这正体现了袁宏道山水游记的基本特色。 最后一段,就更具有感受性了。“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任吴县县令达两年时间,登临虎丘有六次之多。可见,他对虎丘山水的留连的感受之深,由此也透露了他写《虎丘记》是综合概括再加审美选择的构思特色。最后一次是“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这一次所见月是怎样的娇妍,因与主体感受的关系不大,就略而不写。
鄙薄官场生活
作者从“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情景中,感喟系之,“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显露了对官禄的鄙夷,这一点,跟他《与丘长孺书》所表达的对苟且蝇营的官场生活的鄙薄之情,同归一源。对官场生涯的目击,“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隔膜,深化着袁宏道的内心苦闷。这种隔膜使得他无法领略“听曲此石上”的迷人情趣。这是袁宏道审美个性和所处地位产生出来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在当时的特定内涵体现为感性和理性的冲突。而这一矛盾所引起的内心刺激,生发出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是“去官”,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他日”“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的决绝誓词,才有“解官,称吴客”的庆幸,才有“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的对月发问。六登虎丘,最后一次的刺激成为袁宏道呈请解官的重要契机。明乎此,我们才会明了这位以发抒主体感受为特征的“性灵说”的倡导者的审美个性的执著,也才会明了他辞官后审美个性得到无所拘制的发展写下《晚游六桥待月记》的原因所在了。作者写作本文的意图在于记述虎丘胜景,重点记八月半中秋之夜虎丘的清唱竞赛场景,表达他无官—身轻的闲适心情。
结语
总之,《虎丘记》以作者的感受作为内脉,这里有审美感受和环境的审美场的矛盾,这种矛盾本身就具有感受性质。通篇写山水少,写游况多,均发轫于作者的审美感受;文势时有腾挪,意象或作变化,一路写来,均有作者感受的隐隐跳跃。感受深者,则用墨如注;感受浅者,则微微点染,不受自然山水散文通常受客体对象规范的传统笔法,显示出审美感受作为观照万物的“性灵”特征。作者对世俗情趣的郊游浓墨泼洒,主体感受的往返流转,笔触章法的任情而为,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传达这三者都带有明代山水游记文典型的时代审美特征。
“山对面兰堆翠岫,草齐腰绿染沙洲”,这两句写的是远景。在“山对面”行走,作者看到对面山上层峦叠翠,路边的小草已长至人的半腰高,染绿了整个沙洲。一个“堆”字将山的颜色由“兰”至“翠”的情形写得有层次感,生动形象。一个“染”字将草的颜色写得型艳欲滴,同时也写出了草之多、之广。“齐腰”一词不仅说明草之高,草长得茂盛,同时也与前句的“对面”两相照应。透过优美的景色,可以感知诗人愉悦的心境。
“傲霜橘柚青,濯雨蒹葭秀”,写的是近景,这才真正体现出了秋意。秋天里,果实累累,成熟的橘柚,颜色青黄相间,傲然挺立在秋风中,被秋雨洗涤过的芦苇,花开丛丛。诗人描写的清新爽朗的景象以及橘柚的颜色,展现了一幅南方的初秋之景。这两句隐隐透露出诗人喜悦的心情。“隔沧波隐隐江楼”,诗人站在江边远眺,隔着烟波浩渺的江面,隐隐看到了矗立在江对面的高楼。
“点破潇湘万顷秋,是几叶儿传黄败柳。”毕竟是秋天到了,虽然还有青青的草木,但万物还是开始零落,几片黄叶儿和残败的柳树告诉诗人湘潇的秋天到了。“几叶儿传黄败柳”一句写得秋意盎然,而“点破”一词用得生动传神,既有突然之意,又有自然而然之感。看到翠绿的山峦和青青的沙洲一片生机勃勃,诗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秋天要到来,直到看到几叶败柳,诗人才恍然大悟,自然之景再生机勃勃,但毕竟秋天到了,该到它掉落的时节了。
这首小令远景近景结合,意境高远、广阔,基调明快,生机勃勃,只是在末尾处顺其自然地露出点点秋意,富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