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写自己的装束。腰垂锦带，显示出衣饰的华美和身份的尊贵，与第三句“关西将家子”相应；佩吴钩（一种吴地出产的弯刀），表现出意态的勇武英俊。杜诗有“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之句，可见佩带吴钩在当时是一种显示少年英武风姿的时髦装束。寥寥两笔，就将一位华贵英武的“关西将家子”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了。
第二句“走马曾防玉塞秋”，进一步交代自己的战斗经历。北方游牧民族每到秋高马肥的季节，常进扰边境，需要预加防卫，称为“防秋”。玉塞，指玉门关。这句是说自己曾经参加过防秋玉塞、驰驱沙场的战斗行动。和上句以“锦带”、“吴钩”显示全体一样，这里是举玉塞防秋以概括丰富的战斗经历。
不过，诗意的重点并不在图形写貌，自叙经历，而是抒写感慨。这正是三、四两句所要表达的内容。“莫笑关西将家子，只将诗思入凉州。”关西，指函谷关以西。古代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李益是姑臧（今甘肃武威，亦即凉州）人，所以自称“关西将家子”。表面上看，这两句诗语调轻松洒脱，似乎带有一种风流自赏的意味。但如果深入一层，结合诗人所处的时代、诗人的理想抱负和其他作品来体味，就不难发现，在这潇洒轻松的语调中正含有无可奈何的苦涩和深沉的感慨。
写慷慨悲凉的诗歌，决非李益这们“关西将家子”的本愿。他的《塞下曲》说：“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象班超等人那样，立功边塞，这才是他平生的夙愿和人生理想。当立功献捷的宏愿化为苍凉悲慨的诗思，回到自己熟悉的凉州城时，作者心中翻动着的恐怕只能是壮志不遂的悲哀吧。如果说：“莫笑”二字当中还多少含有自我解嘲的意味，那么，“只将”二字便纯然是壮志不遂的深沉感慨了。作为一首自题小像赠友人的小诗，三、四两句所要表达的，正是一种“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式的感情。
这当然不意味着李益不欣赏自己的边塞之吟，也不排斥在“只将诗思入凉州”的诗句中多少含有自赏的意味。但那自赏之中分明蕴含着无可奈何的苦涩。潇洒轻松与悲慨苦涩的矛盾统一，正是这首诗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它耐人寻味的重要原因。
楚辞中有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文选》中有左思的《招隐》诗，题目相似，而意趣不同。《招隐士》是召唤隐士离开山林回到人群中来，到宫廷里去；而左思的《招隐》却是去招寻隐士，欲与之同隐。同题两首，这里选取第一首进行赏析。
左思《招隐》中的第一首，招隐，是招还，寻防隐士之意，写入山招还隐士，却被隐士生活环境所吸引，决意同隐以表现社会黑暗，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
第一首诗首句“杖策招隐士”，开门见山，点清题目。“策”，据扬雄《方言》，是树木细枝。中国人向来强调“见微知著”：纣设象筯（即箸字），比干以为奢侈之渐；五月披裘，即可知其人之不贪。折树枝为杖，则持杖者旧袍蔽屣的形象及厌弃豪华的性格已可见一斑。“荒涂横古今”和“岩穴无结构”两句写隐士居室及其周围的道路。既是隐士，当然就应当绝交息游，摒弃繁华。室开三径、蛙作鼓吹这些传为佳话的典故，“草堂”、“蓬户”这些常见的作为隐士（或寒士）居室代称的文字，便足以说明这一点。然而，作者笔下的隐士岂只是“草莱不翦”、“茅屋数椽”而已，他根本就没有房屋，而是像巢父一般的岩居穴处；他的住处周围也根本就没有道路，好像从古到今无人从这里走过（横，塞）。然则其人避世之深，可以想见。唯有山丘中传出的隐隐琴声，才能显示出他的存在。这几句写的是眼前近景。其中“荒涂横古今”也隐寓着与紫陌红尘的对比，“岩穴无结构”则隐与高堂华屋作比，这一点读到下文自可领悟。接下来“白云”二句写仰观，“石泉”二句写俯视。白云飘忽，去来无迹，正是隐士们最爱欣赏、最感会心的景物；树木葱茏、丹花掩映，清泉潺潺，游鱼嬉戏，这是十分宁静、自由、充满生机和自然之美的世界。庄子就是非常羡慕濠水中的鯈鱼之乐；曹孟德也是把“枕石漱流饮泉”（《秋胡行·晨上散关山》）看作是神仙生活。这些与喧嚣嘈杂、勾心斗角、扼杀人性的现实社会是非常鲜明的对比。作者对隐士生活环境的描写，处处在在，都流露出他对现实的强烈憎恶。
以上六句多写所见，是隐士的生活环境；“丘中有鸣琴”则是写所闻，写隐士的活动。弹琴在古人诗文中向来是高雅之士、尤其是隐逸之士的爱好，这种例证太多，无烦列举，只须看不会弹琴的陶渊明也要取一张无弦琴在手上摆弄摆弄，就可知它在隐士生活中的地位了。而在这样一个幽静空寂的所在独坐拂弦，更可见其人情逸云上，非寻常隐士可比。
“非必丝与竹”四句续写所闻。这四句的写法与上文相比稍有变化。上面都是直陈所见所闻而暗寓对比之意，这里却是首先提出了用作比较的对象。丝竹犹言管弦，指官僚贵族饮酒作乐时所欣赏的音乐。（需要说明，一般讲“丝竹”时，是指由女伎演奏的音乐，所以高士独自弹弄以遣怀的琴，是不包括在内的。所以刘禹锡的《陋室铭》既说“可以调素琴”，又说“无丝竹之乱耳”，把琴排除在丝竹之外了。）聒耳的笙歌与山水之音相比，前者代表的是富贵和庸俗，后者代表的却是高情雅趣。史载梁昭明太子萧统“（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云：‘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轨惭而止”。就很可以说明这一点。啸歌则是魏晋以来名士包括隐士常常喜欢用来抒发感情的一种方式。《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说诸葛亮“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西晋的阮籍也是善啸的；《晋书·阮籍传》说他遇到过一个苏门山真人名叫孙登的，啸起来“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如此看来，啸歌和弹琴一样，也是高人雅士的举动。然而作者对此却不以为然。在作者看来，再动听的人为之音也无法与泉水漱石，泠然清越，风吹阳林，呜呜悲吟的“天籁”相比。在这四句中，前两句用的是对比手法，后两句则是衬托，更突出地强调了作者对隐居生活的热爱。
在着力描写了隐士的居处环境之后，作者又将视线投向他的衣着食物。古来写隐士衣食，多以“黄精白术”、“石髓茯苓”以见其食之稀少而精洁；“鹑衣百结”、“短褐不完”以见其衣之破旧单寒。然而作者写食只用了一句“秋菊兼餱粮”，写衣也只用了一句“幽兰间重襟”。秋菊幽兰之为物，具芳香之性，秉贞洁之姿，正是隐士人格与形象的象征。只此一点，足盖其余。纡青拖紫、怀金佩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贵族与以秋菊为食、以幽兰为佩的隐士比起来，其蠢俗不堪愈见明显了。诗至此，已写足了隐士的居行服食，不着一主观评价，已足以使人悠然神往。于是乎诗人不由得感慨系之：“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他也要抽去帽子上的簪子，意欲挂冠弃仕，追步隐者遗迹去了。这两句是诗中唯一的直抒，但置于对隐士所居的精心描绘之后，写来犹如水到渠成，略无突兀之感。而此二句亦是画龙点睛之笔，以此收势，亦使全诗显得神完气足，发人深思。
此诗写景简淡素朴，语言亦高古峻洁，非有如诗人者之胸襟，不得出此。这就是“诗如其人”。
这首词由景及情，思乡怀古，由豪入旷，超旷中不失赋诗追黄鹤的豪情壮采，不失对于人生的执着追求。词的上片由景引出思归之情和怀友之思；下片由思乡转入怀古，直抒胸臆。
开篇由写景引入。开篇大笔勾勒，突兀而起，描绘出大江千回万转、浩浩荡荡、直指东海的雄伟气势。“江汉西来”二句，描绘了江水奔腾的胜景。著名的黄鹤楼在武昌黄鹄山巍然屹立，俯仰浩瀚的大江。长江、汉水滚滚西来，汇合于武汉，那波涛的颜色，如同葡萄美酒一般，一片浓绿。发端两句，以高远的气势，抓住了当地最有特色的胜景伟观，写出了鄂州的地理特点。“蒲萄深碧”，重笔施彩，以酒色形容水色，用李白《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诗句，形容流经黄鹤楼前的长江呈现出一派葡萄美酒般的深碧之色。以下“犹自带”三字振起，化用李白“江带峨嵋雪”之句，杜甫《登楼》诗“锦江春色来天地”，不著痕迹，自然入妙，用“葡萄”、“雪浪”、“锦江”、“春色”等富有色彩感的词语，来形容“深碧”的江流，笔饱墨浓，引人入胜。词人将灵和楼前深碧与锦江春色联系起来，不但极富文采飞扬之美，而且透露了他对花团锦族、充满春意的锦城的无限追恋向往之情，从而为下文“思归”伏脉。这两句由实景“蒲萄深碧”引出虚景“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拓展了词境。江河自岷江锦水而来，将黄鹤楼与赤壁矶一线相连，既是友人驻地的胜景，又从四川流来，既引动词人思归之情，又触发怀友之思。这就为下文感怀作了有力的铺垫。接下来这一句由景到人，一句写对方，一句写自已。朱寿昌在陕西任通守期间留有爱民之美誉，政绩突出。《宋史》本传载朱在阆断一疑狱，除暴安良，“郡称为神，蜀人至今传之”即“南山遗爱守”所指。词中“南山”当是“山南”之误。以对“剑外”，“山南”字面亦胜于“南山”。而苏轼蜀人，称朱寿昌亦以其宦蜀之事，自称“剑外思归客”，映带有情。如今思乡而归不得，两厢对比，既赞美了朱寿昌为人颂扬的政绩，又表达了自己眼前寂寞的处境以及浓郁的思归情绪。面对此间风物，自会触景兴感，无限惆怅。“对此间”以下，将犹、我归拢为一，有情就要倾吐、抒发，故由“情”字，导出“说”字，逼出“殷勤说”三字，双流汇注，水到渠成。
上片“殷勤说”三字带出整个下片，开始向友人开怀倾诉，慷慨评论。“《江表传》”二句，引出自己对历史的审视和反思。《江表传》是记述三国时东吴人物事迹的史书，他劝告朱寿昌不要再读这部书了。以愤激语调唤起，恰说明感触很深，话题正要转向三国人物。 “狂处士”四句，紧承上文，对恃才傲物、招致杀身之祸的祢衡，表示悼惜。祢衡因忠于汉室，曾不受折辱，当众嘲骂曹操，曹操不愿承担杀人之名，假借刘表属将黄祖之手将其杀害，葬于武昌长江段的鹦鹉洲。词人用感触颇深的三国人物——祢衡的事迹引以为戒，接着笔锋一转，把讥刺的锋芒指向了迫害文士的曹操、黄祖。如今贤士不在，只能空对那武昌长江段的鹦鹉洲，苇花萧瑟，一片凋零凄凉。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祸灾。苏轼站在更高的视角审视历史，“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争底事”，即争何事，意即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祸灾。称霸一时的风云人物，如残害人才的曹操、黄祖之流，最终也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过眼烟云。此句流露出苏轼豁达、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这话是有弦外之音的，矛头隐隐指向对他诬陷的李定之流。苏轼此时看来，祢衡的孤傲、曹操的专横、黄祖的鲁莽，都显得非常可笑。言语间，反映出苏轼超越历史，摆脱现实限制的观念。收尾三句，就眼前指点，转出正意。词人引用李白的故事，激励友人像李白一样潜心作诗，赶追崔颢的名作《黄鹤楼》。这既是对友人的劝勉，愿他能够置身于政治漩涡之外，寄意于历久不朽的文章事业，撰写出色的作品来追蹑前贤；也体现了苏轼居黄州期间的心愿，对于永恒价值的追求。
全词形散而神不散，大开大合，境界豪放，议论纵横，显示出豪迈雄放的风格和严密的章法结构的统一。一则，它即景怀古，借当地的历史遗迹来评人述事，能使眼中景、意中事、胸中情相互契合；再则，它选用内涵丰富、饶有意趣的历史掌故来写怀，藏情于事，耐人寻味；三则，笔端饱含感情，有一种苍凉悲慨、郁愤不平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激荡着。即景抒怀，指点江山，论古说今，涉及五个历史人物，坦露了对朋友的坦荡胸怀，将写景、怀古、抒情结合，不粘不滞，思想深沉，笔力横放，虽为酬答之作，却也体现了东坡词豪放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