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人写这首词颇费了一番心力。上片前三韵描绘美好艳丽的春色,为宴饮铺设美好的背景。至第四韵始,以乐声拉开宴饮的序幕,作为下片正面描写宴饮的过渡。这里写乐声,词人以晴空的震雷与云中的仙乐为喻,所游之地也以蓬莱仙境代指,目的只在于突出宴饮的不凡。
下片正面写宴饮,不仅“集旟”、‘下车”、“春台”均系出自古代文献中的词语,词人更连续用典。“三千珠履”、“十二金钗”,前者写与宴人之众之贵,后者写表演者之多之美;“好雍容、东山妓女”、“堪笑傲、北海尊罍”,前者写宴饮的气派,可与东晋谢安媲美;后者写宴饮的热烈,盖过了东汉孔融。几个典故又全以对偶句出之,极尽铺排之力。而词人自己不过是盛宴中的一个“追陪”的角色,还以“凤池归去,那更重来”一语,表示盛宴难逢的欣幸之情。
词人如此费尽心力地写作,也可能是出于无奈境地中的应酬,但如此写来,到底显得俗气,即下片语言,也有些生硬板滞,缺少流畅清明之美。
这首词值得一读之处只在上片前三韵景语。无论是所绘之景还是所用之语,都能给人以美的感受。
这首词先写孟达作《上堵吟》的历史内容和背景,后写眼前的景物,感叹历史终成陈迹。是苏轼按照孟达《所作上堵吟》的韵调,描写了汉昭烈帝刘备章武间的一段兴衰史,让后人借历史深深反思现实。
第一至第六句,写孟达作《上堵吟》的历史内容和背景。《水经注》:堵阳县(竹山县),堵水出焉,有白马塞(台),孟达为新城守,登之而叹日:“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为《上堵吟》。即苏轼所写“台上有客吟《秋风》”,亦是《上堵吟》的历史由来。为何“悲声萧散飘入空”?为何游女“欲学声同意不同”?两者答案是一个:“千里金城两稚子”,即“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的历史内容。苏轼借以暗示赵宋王朝要吸取的教训。“台”为历史陈迹见证之地,“悲声”,是指“哀切”,“有侧人心”(郦道元《水经注》)之音,“愤激,其哀思之音”。“欲学”,言《上堵吟》“今人仍传此声”(盛弘之《荆州记》)。“两稚子”,言刘封、申耽仍很稚嫩。
第七句至第十三句,写苏轼转向眼前,感叹历史终成陈迹。忆往昔,“白马”山为“塞”,“凤林”为“关”。“过关无百步,旷荡吞楚薮(sǒu)。”(苏轼《岘山》诗)美丽的塞、关,历史千古的名字,如今是“山川无人空自闲”。俱往矣,让今人悲叹“亦何苦”?现实是无情的,“江水冬更深,鳊鱼冷难捕”,百姓的衣食仍难以解决。这是苏轼欲言而未言的词作本意。最后两句,与开头照应,发出让人深思的历史回音。“悠悠江上听歌人,不知我意徒悲辛。”与“台上有客吟《秋风》,悲声萧散飘入空”相比,成为“声同意不同”的历史回声:“山川无人空自闲,我悲亦何苦?”
全词,观历史陈迹,即物抒情,怀古叹今。步孟达《上堵吟》的韵调,追忆了汉昭烈帝刘备章武间的一段兴衰史。天地有情,历史无情。昔日的白马要塞、凤林雄关而今也只是历史陈迹,“山川无人空自闲”,让后人借以去深深反思现实。苏轼的词作本意就在于此。
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