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开头两句对宿紫山北村的缘由作了说明，原来他是因“晨游紫阁峰”而“暮宿山下村”的。诗人之所以要“晨游”，是为了欣赏山峰上的美景。早晨欣赏了紫阁的美景，悠闲自得往回走，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碰上的又是“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的美好场面，作者的心情是很愉快的。但是，“举杯老及饮”，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开头四句，点明了抢劫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抢劫对象，表现了诗人与村老的亲密关系及其喜悦心情，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是颇具匠心的。中间的十二句，先用“暴卒”“草草”“紫衣挟刀斧”等贬义词句刻画了抢劫者的形象；接着展现了两个场面：一是抢酒食；二是砍树。
写抢酒食的四句诗，表现出暴卒、作者和主人的三种不同表现。“夺”和“掣”两个词，包含着一方不给，一方硬抢的丰富内容。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表现出他自己毕竟是个官吏，敢于和暴卒争，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不仅揭露了暴卒的暴，而且暗示了暴卒敢这样“暴”的原因，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
写两个抢劫场面，各有特点。抢酒食之时，主人退立敛手；砍树之时，却改变了态度，这表明主人对树有特殊感情。诗人为了揭示其心理根据，先用两句诗写树：一则指明那树长在中庭，二则称赞那是棵“奇树”，三则强调那树是主人亲手种的，已长了三十来年。这说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远非酒食所能比拟。暴卒要砍它，主人当然会“惜”，“惜不得”，是“惜”而“不得”的意思。于是，发自内心的“惜”就表现为语言、行动上的“护”，虽然迫于暴力，没有达到目的，但由此却引出了暴卒的“自称”和作者的悄声劝告。
结尾的四句诗，在当时很好懂；时过一千多年，就需要作些注解，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义。所谓“神策军”，在唐代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间，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唐德宗时，开始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以皇帝的家奴身份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什么坏事都干。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皇帝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就包括了吐突承璀。所谓“采造”，指专管采伐、建筑的官府。唐宪宗的时候，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又于唐元和四年（809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就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以吐突承璀为头子的神策军人，已经炙手可热了；又兼充“采造家”，执行为皇帝修建宫殿和树立功德碑的“任务”，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诗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写法。先写暴卒肆意抢劫，目中无人，连身为左拾遗的官儿都不放在眼里，留下悬念，引导读者思考这些家伙究竟凭什么这样暴戾。但究竟凭什么，作者没有说。直写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爱的奇树被砍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让暴卒自己亮出他们的黑旗，“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一听见暴卒的自称，作者很吃惊，连忙悄声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讽刺的矛头透过暴卒，刺向暴卒的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
曾国藩一生从政从军，事务庞多，但他从来不曾忘怀故园之思，手足之情。本诗即是他的念弟之作中写得较好的一首。诗的首联即直接将奔波中的感受写出，每天凌晨，在繁星点点的时候，这原本是酣眠的良辰，作者却早已整驾上路了，又疲惫又寒冷，确是苦不堪言，于是他对这种生活发生了怀疑，不禁扪心自问，如此奔忙劳碌意义究竟何在？(底，何，什么)这二旬写得感情充沛、真挚。然后诗转入写景。在孤月的清晖之下，作者看到了马的疲惫身影，内心里生出对它的怜意。马的形，实际上是作者情感的对象化；对马的怜悯，其实就是作者的对影自怜；这种心境之下的月亮，自然也显得那么孤单寂寞。接着，孤月西落了，一声报晓的鸡鸣划破黑夜，渐渐可以辨认出那深青色的群山了。万山环绕，更令作者感到道路之艰、身心之疲惫；远处鸡鸣，亦暗示了作者身处不见人烟的荒山，孤零无人语：这句写得虽具开阔气象，但一个“苍”字，仍给诗情增添了一份悲苦苍凉之意，由此，诗人对手足同胞的思念之情，也自然向高峰处涌去。这两句景语也是情语，是诗人心态的写照。
于是，颈联便唱出了。日归日归岁云暮，有弟有弟天一方”的戚苦之调。无数次的念归，可是从未真的归去，而今又到了年终岁暮，更难知何时能踏上归程；离家愈久，愈是恋家，时时思念自己的弟弟，现在，只能是天各一方，无从团圆，只能在旅途的孤独寂寞中体验兄弟的至情。二句中，上句虽化自《诗·采薇》的“日归日归，岁亦莫(暮)止”，但与下句配合，运用反复之法，亦适切地描摹出诗人此时此刻的心灵波涛，给人一唱三叹之感。最后二句，诗又回到清晨赶路的现实，他这时面对的是深深的大壑，高高的山崖，还有强劲的晨风。不用说，这样的环境再次强化了诗人的思念之情，情感的波涛再次涌起，但是诗人似乎不愿再顺着这样的思路想下去，写下去，于是故意逃脱，自寻宽解：如此猛烈的风或许可以吹送我早些回到弟弟的身旁吧!这一笔似是荡开，似是感情的排遣，心理的安慰，但因为这番幻想事实上是不可能之事，所以诗中一直蕴含着的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的无可奈何之情，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
本诗情感真挚，格调苍凉，以情绪的流动起伏贯穿全诗，思归念弟之情与诗人奔走宦路之苦的反复咏叹，更收到悠远绵长的艺术效果。因此，尽管在中国诗歌中怀人之作不可胜数，但这首念弟诗仍然显示出独有的艺术魅力。
词为登眺之作，上片写登高所见、所闻，下片写登泰山而产生的自我渺小之感。词中，景象苍莽，境界阔大，充满着对人间伟观的赞叹，也表现了词人开阔的胸怀襟度。同时，“江山残照”之景其字面组合，及“悲啸”、“醉眼”等，也隐藏着词人的家国之痛。
江山残照，落落舒清眺——落落：清晰的样子。清眺：开阔而清晰的视野。这两句是说在泰山顶上，夕阳馀晖映照下的无限江山，苍莽辽阔，可以极目四望，尽情展开视野。在壮美的景色中，词人胸怀也因之宽广，不禁忘却了烦恼与哀痛，陶醉于大自然的造化之中。这两句写景峭拔雄健，气度恢弘，渲染了苍凉旷荡的氛围。“落落舒清眺”受杜甫《次空灵岸》诗“落落展清眺”之影响，但易“展”为“舒”，不仅是平仄格律的要求，而且突出了心情之舒畅和意境之清远。
涧壑风来号万窍，尽入长松悲啸——涧壑：山的沟谷。窍：孔洞。涧壑风来，山鸣应，松林也在风中怒吼悲鸣，林涛奔涌。这两句没有继续写视觉所见，而是转入对听觉形象的描写，在极短的篇幅里面，描写极其丰富的内容，使读者对泰山有了一个立体的多维印象。《庄子·齐物论》：“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这两句便是由此脱胎而出。其一从山谷中写风，一从松林问写风。风不可见，借物而知，一“号”一“啸”，极为雄壮，富于表现力。“入”字将谷中风和松问风自然完美地连在一起，动感十足。“悲”字又具有词人的主观色彩，同时开启后片的抒情。
井蛙瀚海云涛，醯鸡日远天高——《孟子·尽心上》说，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泰山以其高耸特立，视野开阔，历来为登临的人们所赞叹。词人登泰山而纵览，自比于井蛙见到波涛如云，醯鸡见到天高日远，大开了眼界。“井蛙”出于《庄子·秋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井底之蛙，由于受所处狭小环境的局限，不知道有个大海，因此也不可能去谈论大海。词中以井蛙与瀚海、云涛并列，不用动词连接，只是把几个小大悬殊的事物放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比，自然发展了原出典的意思。“醯（xi）鸡”见《庄子·田子方》篇，写孔子求见老聃问道后，出来告诉颜回说：“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鸡欤!微（没有）夫子（指老聃）之发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醯鸡是醋瓮中的蠛蠓（一种小虫），瓮有盖子盖着，不见天日；一旦揭去盖子（发覆），它就见到天了。词人登上泰山，也有这种感受。
醉眼千峰顶上，世间多少秋毫——秋毫：鸟兽之毛至秋更生，细而末锐，谓之秋毫。比喻事物之微细。作者为眼前的奇妙景象所陶醉，站在千峰顶上，在大自然奇景中，领悟到了人世万物如秋毫之末，都微不足道，顿时忘却了各种烦恼与哀愁。“醉”字用得极其生动传神，不仅是酒醉，泰山的壮景更使词人陶醉。而醉眼迷蒙的词人形象，也正与壮景相融。
全词短短八句，四处化用《庄子》中的语句，却不向老庄思想中讨生活，中间也并非枯燥说理，而是以形象语抒发情怀，风格清脚沉郁，显得自然而精炼。
这首咏腊梅的五律，从开花、颇色、形状、气味四个方面展示腊梅的风貌，一联写一个方面。
“破腊惊春意，凌寒试晓妆。”从腊梅开花的季节下笔，推出腊梅的整体形象。“破腊惊春意”，是说腊梅在冬末开花，打破了寒冬群芳寂寥的冷清局面，呼唤着春天的苏醒。“腊”即腊月，指农历十二月，“破腊”是冲破了腊月的严寒。出了十二月也就到了春天，所以说腊梅的开花有着破冬惊春的意义。次句的“凌寒试晓妆”是从实处具体展现腊梅初开时的风姿。是用拟人化的手法，把腊梅开花说成是少女试妆，使人想见其楚楚动人的绰约丰姿如在眼前。
“应嫌脂粉白，故染曲尘黄。”从腊梅的颜色下笔，表现腊梅不与流俗为伍的精神气质。是说（试妆的少女）是嫌白色俗气，脂粉味太浓，所以才故意挑选下黄色。“曲尘黄”指淡黄色。曲尘是酒曲所生的细菌，色微黄如尘，因此称淡黄色为曲尘。
“缀树嫌悬室，排筝雁着行。”这颈联两句是正面摹状腊梅的形态。“缀树嫌悬室”，是就一朵一朵而言，形容附着于树枝的朵朵腊梅花，如同无数悬挂在枝头的嫌房。“排筝雁着行”，是就一枝一枝而写，形容朵朵腊梅花在枝条上排列成串，如同雁柱一般。“排筝雁着行”指筝柱，因筝柱斜列犹如雁行，故称筝柱为雁柱。这一句是先以雁行喻筝柱，然后才以筝柱喻腊梅。“着”是成的意思。
“团酥与凝蜡，难学是生香。”尾联归结到腊梅所特有的香气。是说团聚而成的酥油凝聚而成的嫌蜡，尽管在外形上、质地上与腊梅十分相似，但难有腊梅的香气，终归不能以假乱真。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