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的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

　　针对当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确地提出“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这一建议可谓是全篇的纲。恢复内朝制度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君臣共同议政。为此，作者列举了历史各主要朝代设朝制度。虽然它们设朝的名称不尽相同，如周朝设“正朝”、“治朝”、“内朝”；汉朝设“中朝”、“外朝”；唐朝设“承天门”、“太极门”、“两仪殿”；宋朝设“文德殿”、“垂拱殿”、“大庆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拟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为“正朝、外朝、内朝”三大类。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顺应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宫廷大臣及外国使节朝拜的，并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而“内朝”则是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以此来沟通君臣意见及感情的。在这段，作者还引用了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的话来证明这一事实，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设朝明确，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当今明代却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当今设朝的不足。明代设有“奉天殿”、“奉天门”，它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却没有设置皇帝独自处理政事的“内朝”。当然，“内朝”的设置与否可能只是个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虽没设“内朝”，但是也在“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也可以说是实行了古代的“内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所以，当时虽没设“内朝”，但君王亲政，君臣相协，上下之间也并没有阻隔的弊病。但后来，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见外，再没有大臣能进入内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国政的弊端积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对此问题深有感慨，虽曾有所改进，但还未见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国人对此深为遗恨。

　　作者在这两段中援引古今设朝事例和《礼记·玉藻》上的记载，又采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加以论证剖析。他先是以历代内外朝的典章制度与明代只设外朝而无内朝的做法对比，指明明代设朝的不足。接着，又以明代前期君主虽没有设内朝但还能亲政与当今君主既不设内朝又不亲政的状况相对比，更指明当今君主的不足。最后再写出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及要求改革时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况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了，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对历代和明代先帝有关设朝及亲政的情况进行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最后一段便落实到当今皇帝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希望皇帝远一点说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点说效法明孝宗，彻底铲除现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时在外朝朝会之外，应把文华，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内朝，规定群臣按时入殿与皇上共议大事。皇上也应“虚心而习之，和颜色而道之”。这样“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能有外朝制度来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内朝制度来沟通远近的情况，就不会有现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后说：“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当今圣上能设内朝亲政，就能取得尧、舜一样的功德。这就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全文语言朴实无华，条分缕析，脉络分明，论证十分周密。为了达到让皇上亲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经》中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再用《礼记》加以证明，接着摆明当今朝政的弊端，然后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列举了历代王朝设内朝、皇帝亲政的优良传统，更标举了本朝开国二帝的亲政事迹为范例。从古至今，由远及近，层层道来。叙述之中，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人感到当今朝政的弊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后，作者对皇帝委婉地在揄扬之中加以劝勉，指明纠正朝政时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亲政的信心并展示出时弊纠正后的美好前景，极有说服力。

　　本诗所引武陵，自然是陶渊明名篇《桃花源记》中的武陵源。可以说整首诗都是从其中化出。

　　陶渊明作《桃源记》，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自是之后，诗人多赋《桃源行》，不过称赞仙家之乐。”武陵之于桃源，不仅在唐诗中得以继承和发展，而且对于初唐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一些“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不仅具有更浪漫的想象空间和绚丽色彩，而且还产生了神奇诡异的仙化意象。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当时唐朝社会道教盛行，再加上富裕的生活和繁荣昌盛的社会使得人们追寻心灵深处中对于生命短暂的忧郁。因此，许多笃信道教的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会描写他们近乎幻觉式的想象。据刘中文先生考证，在现存的唐人诗词中，以“桃花源”为题的作品达21题24首之多，包融的《武陵桃源送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这首词是写与故人相别的情景，纯用白描的方法，从“极浦送别”写到帆影消失在“浪如雪”的碧江中，把去者和住者依依惜别的真挚感情，十分细腻地表现出来。王湘绮说孙词写“常语常景，自然风采”，这首词正体现了这一艺术特色。

　　词的上片，概括地写“故人相送”的地点和心情。原来“离棹逡巡欲动”的原因， 故人赶来相送，那无穷的离愁，不尽的祝愿，依依难舍的心情，都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去住心情知不共”一语，在结构上来说，既是上片的结句，又是下片的过渡。从传达手法上来说，它是语常而意新，语浅而意深，描绘了更为广阔、更为深邃的美的境界。在去者此时此刻不免有“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李白《送友人》）之感；而在住者则自然而然地要在内心里发出“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王维《山中送别》）的疑问。这句话写的常景常情，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和韵味，大大地超出了它的语言框架，值得去思索和玩味。

　　下片十五前三句是铺叙宴别时的情景，是“故人相送”的具体描绘。后三句是写住者伫立凝望的神情，是依依惜别的形象刻画。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情和景，而词人却把它写得别有风采。故人举行丰盛的惜别宴会，捧着满杯的酒，向去者表示美好的祝愿。然而别易会难，聚少离多，在这“连理分枝鸾失伴，又是一场离散” （孙光宪《清平乐》）的时候，那穿着绮罗的美人，必会“歌袖半遮眉黛惨，泪珠旋滴衣襟”（孙光宪《何满子》）。那奏着丝管的美人，必会发出“轻别离，甘抛掷，江上满帆风疾” （《谒金门》）的感叹。这一个“愁”字，一个“咽”字，把住者黯然销魂的心情形象地表现出来。“回别，帆影灭，江浪如雪”，是以景语总结全词，一句一韵，一韵一顿。他那伫立极浦，目送征帆，一直看到帆影消失在浩渺的烟波之中，但江上的浪涛卷起千堆雪，而他还在伫立凝思，种种神情心事，婉曲传出。这情景很像李白《金乡送韦八之西京》的“望望不见君，连山起烟雾”和《送孟浩然之广陵》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诗句。他们都是用同一机杼，构造出一个余味无穷的审美意境，都是不言情而情自见。不言愁而愁自深。不过李白写的是当时当地的真实生活，是实写；而作者在这里所写的是想象。是想到“挥手自兹去”以后，故人的一往情深，不忍离别，伫立极浦。如痴如醉的情状，是虚写。以实写虚，或者以虚写实，都是含蓄美最常见、最一般的表现手法。他写的现象是具体的，是有限的，但他辐射出来的内涵却是抽象的、无限的，耐人深思、耐人咀嚼的，因而具有更好的、感人的艺术魅力。吴梅认为“孟文（孙光宪）之沉郁处，可与后主并美。”又说：“俊逸语，亦孟文独有。”这首词的下片的沉郁，上片的俊逸，确实是不容易达到的艺术境界。

　　词的上片泛咏福州西湖。起句写其吟咏之苦。《墓志》谓其诗“钩章稽句，掐擢肠肾”，每个字都出以苦思。此处以东野自喻，言其吟咏西湖，字斟句酌，和孟东野一样刻苦。水仙桐在杭州西湖。“想钱塘”三句先把福州西湖幻化作杭州西湖，然后由杭州西湖联想到水仙祠，再由水仙祠联想到杭州之士在水仙祠前向风流处士，“一盏寒泉饯秋菊”的情景。“更忆”三句写福州西湖之小孤山。言其同江西彭泽县北长江岸边的小孤(姑)山一样，同负盛名。它沐浴在万顷碧波之中，浪士出，烟士藏，一色空濛，而它那“望断彭郎欲嫁”的神色，更令人难以描画。在这士，作者使用拟人手法，简直把小孤山似仙非仙，空濛灵秀的景色写绝了。“谁解”三句运用《子虚赋》和《上林赋》的有关材料和典故，并以司马相如自喻，言福州西湖，浩渺宏大，气吞云梦，要把它写出来，还要请《上林赋》那样的高手，才能把它王者之气写出来。在这士，作者使用了“想”、“忆”和“谁解”三个动词，把他对西湖人文景观、小孤山以及西湖气吞云梦的气势联系在一起来写，显得层次分明，而构思又极严密。

　　词的下片写作者对福州西湖的爱怜。这士有两个对比。一是家乡之思同西湖之爱的对比。“鸡豚”三句写作者的家乡之思。言如今带湖春涨，山水之乐无穷，家乡的亲友望其回乡，“鸡豚燕（宴）春秋”，以叙阔别之谊。接下去三句写其对福州西湖的爱。他爱福州西湖三万顷琉璃般的水面，他喜欢卧在水亭烟榭之中，面对玉塔，于深夜之中，欣赏湖水的微澜，以慰藉自己那颗受伤的心。在句首着以“爱”字，使之同乡思形成鲜明对比，从而突出了他对福州西湖的爱高于乡思之意。二是为西湖吟诗同处理公务的对比。唐代诗人孟郊，四十六岁登第后，被任为僳阳尉。在任不事曹务，常以作诗为乐，被罚半俸。作者虽没不事曹务，但他在结尾四句却说，他要写诗吟咏福州西湖，碰上了强劲敌手，要像谢灵运当年西堂思诗那样做一个获得“池塘生春草”之类名句的好梦，“雁鹜如云休报事”，以免惊扰我“觅句”的努力。这样写，既照应了开头，又使吟诗同理事形成鲜明对比，再次突现了他对西湖之爱高于其他之意。这样通过两层对比，便把他游西湖、咏西湖、爱西湖之意充分表达出来，圆满地表达出了本词所要吟咏的主题。

　　上阕首句“楼上晴天碧四垂，楼前芳草接天涯”中看似都是景语，实则化用了韩倔《有忆》“愁肠泥酒人千里，泪眼倚楼天四垂”和魏夫人《阮郎归》“夕阳楼处落花飞，晴空碧四垂”的物境和意境，词人看到了渺远而开阔的景物，思乡之情就油然而生。“劝君莫上最高梯”说出了自己思乡的心绪，因为登得愈高，思乡的离愁别恨也就愈加强烈，这里表现了词人怕触动无法排遣的乡情，才不敢凭高眺远，但词人却不予点破，可以说是含而不露，深沉蕴藉。

　　下阕首句“新笋已成堂下竹，落花都上燕巢泥”中，词人通过写新笋成竹、落花燕巢这样的意象来表达自己对时光流逝思念之情。结合上阕内容，词人把视角从天空原野拉到了眼前的新竹燕巢，一远一近，一大一小，丰富了词的层次感，也在广阔空间的基础上加入了时间的维度，使词的抒情更加真切、感人。末句是景中情语，而其情过于深切，“忍听林表杜鹃啼”采用反问的语气，表达了词人思念家乡，盼望回归故里的迫切之情。

　　这首写思乡之情的小令从一开始就将愁情包含在了词句之中，全词更显愁思萦绕、不绝如缕，点明所愁的正是乡情，而用典自然，如从己出，也是这首词的重要艺术特色。

　　《述酒》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刘裕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为了避祸，陶渊明把这首诗写得十分隐晦。经韩子苍、汤汉及后来注家的努力，终于弄清了诗意。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共六层次；只有收尾作六句，组成第七层次：一、东晋运祚，由盛趋衰；二、逆篡不断，至于桓、刘；三、诗人感慨，宋代晋瑞；四、刘灭桓玄，恭帝遭害；五、除异务尽，逃也不免；六、简文应谶，晋祚告尽；七、我亲夷齐，天容当固。

　　这首诗的标题旁有一个题注：“仪狄造，杜康润色之”。仪狄是夏禹时代酒的发明者，而杜康是西周时人，正是在他改进了酿酒技术后，酒才风行于天下。这个题注仿佛让人们以为陶潜这首诗是在记述酒的发明发展史，其实根本不是。陶潜在这里用了影射手法，实际上是以仪狄影射桓玄，以杜康影射刘裕。桓玄篡位时用毒酒鸩杀了司马道子，而在陶潜听到的传闻中，晋安帝司马德宗和晋恭帝司马德文，也都是被毒酒毒死的。这首诗里的“酒”，实际上指的是毒死司马皇族的毒酒，这首诗实际上是在感叹东晋王朝的灭亡。

　　“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

　　“重离”为周易八卦之一，“离”为火为日，天上的太阳暗喻地上的皇帝。司马氏的先祖出自古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重离”与“重黎”谐音，指代司马王朝。太阳照到南边的陆地上，暗喻晋室南渡，东晋开始。“鸣鸟”暗喻东晋初年名臣荟萃，如祖逖、王导、温峤、郗鉴、陶侃等人，都立下了赫赫功勋。

　　“融风”是春天的东北风，司马氏祖出夏官祝融，所以“融风”也指代司马帝风。秋草虽然还没黄，可春风早已消失无踪，司马晋朝的运祚已趋衰颓。

　　这四句诗概括了东晋从开国到衰亡的百年沧桑，从中不难看出，这首诗是一首政治诗，谈论的正是晋宋易代的重大历史事件，难怪陶潜要用如此隐晦曲折的手法了。

　　“素砾皛修渚，南岳无馀云。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

　　“素砾”是白色的小石子，比喻王敦、苏峻等犯上作乱的奸邪。“南岳”是衡山，在今天湖南境内，诗中指代东晋政权。山上的云就是东晋王朝的祥瑞之云。这些小石子在长江边闪着凶光冒着邪气，将南岳山头的祥瑞云气冲散了——也就是说，东晋王朝从开国之日起，就不断发生奸邪篡逆叛乱之事，国势一天比一天衰落。

　　刘裕在义熙二年（406年）被封为豫章郡公，“豫章”在这里就是指代刘裕。“重华”是舜的号，他的坟在湖南零陵的九嶷山，而晋恭帝司马德文逊位后正是被封为“零陵王”，“重华”在这里暗指司马德文。在平定桓玄之乱的过程中，以刘裕为代表的寒门庶族将领，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以王谢为代表的世族官僚，逐渐成为他们的依附势力，最后东晋王朝终于覆灭，刘裕建立了刘宋新朝，东晋末代皇帝司马德文，虽然谦恭逊位，最后也难逃他的魔掌！

　　“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神州献嘉粟，西灵为我驯。”

　　义熙十四年（418年），有人向刘裕敬献“嘉粟”，刘裕献给晋安帝，晋安帝让刘裕保存。“嘉粟”是一茎多穗的稀有禾谷，古代认为是祥瑞之物，一旦出现就昭示着要出圣人。晋安帝让刘裕保存“嘉粟”，暗示自己准备将天下禅让给他。可就在那年年底，刘裕命人将晋安帝害死，又立司马德文为皇帝，以应“昌明之后有二帝”的谶语。

　　“西灵”应当作“四灵”，指龙凤麟龟四种祥瑞之物，陶潜可能是故意写错，以免被当权者看懂。四种祥瑞之物都被刘裕驭使，暗喻他杀害天子篡权夺位的罪孽。

　　这四句写陶潜当初听到晋安帝被害的消息，义愤填膺，悲哀难抑。多少个夜晚他流泪叹息，一直到雄鸡啼鸣还难以入眠。而如今连已经逊位的晋恭帝竟然也惨遭杀害，诗人的悲愤更是无法言喻。

　　“诸梁董师旅，羊胜丧其身。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

　　“诸梁”指沈诸梁，是战国时楚国的大将。“羊胜”应该作“芈胜”，陶潜也是故意写错。芈胜是楚国王族，他的父亲太子建在郑国遇害，他想报仇，楚国的令尹子西不从，他就杀了子西，将楚惠王赶出国境，自立为楚王。沈诸梁闻知后就率领军队攻打芈胜，芈胜战败自杀，楚惠王得以复位。陶潜引出这个典故，是为了影射刘裕举义推翻桓玄之事，也颇有讽刺意味：刘裕是靠着推翻篡位夺权的桓玄掌握军政大权的，而现在也做出篡逆之事，原来与桓玄是一丘之貉！

　　曹丕建立魏国后，封让位的汉献帝刘协为“山阳公”，让他迁居出洛阳，但并未加害，山阳公刘协得以终其天年。陶潜引出这个典故，更是在责骂刘裕，骂他连已经逊位的司马德文都要杀害，连曹丕都不如。

　　“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平王去旧京，峡中纳遗薰。”

　　汉朝的卜式是放羊的高手，曾经对汉武帝说：“治理人民和放羊的道理有些相似，我放的羊全都要是能够按时起居的，只要有偷懒睡觉的就杀掉，害怕它们败坏了整个羊群。”陶潜引用这个典故，暗喻刘裕为了达到篡晋称帝的目的，二十年来处心积虑地诛除异己，过去协同他讨灭桓玄的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人，都先后被杀。“安乐不为君”，是指褚秀之、褚淡之等人媚宋求荣，协同杀害晋安帝和晋恭帝。

　　“平王”在这里是指代“平固王”，元兴二年（403年）桓玄篡位称帝，封晋安帝为“平固王”，将他从建康赶到寻阳。“峡中纳遗薰”用了《庄子》里的一个典故，讲古代越国连续有三个国君被杀，王子廀本该即位，但他怕死跑到丹穴躲藏起来。越国人到丹穴去请他，他躲藏在峡谷里不肯出来。越国人就点燃艾草，用浓烟将他薰了出来。他登上王车仰天长叹：“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当国君呢？”陶潜用这个典故，暗喻司马德文是被刘裕逼迫才继位称帝的，如今也被杀害，刘裕的心肠何其狠毒！

　　“双阳甫云育，三趾显奇文。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

　　“阳”为日，两个“日”组成一个“昌”字，是指晋孝武帝司马昌明。他生个两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晋安帝和晋恭帝。传说晋简文帝司马昱曾经见过一条谶语：“晋祚终昌明”。根据谶语以为孝武帝无子，谁知他竟生了两个儿子，在他死后将晋朝延续了二十几年。

　　“三趾”是指三足乌，神话传说中背负太阳的神鸟。传说只要看到它飞停到屋顶，世上就会出天子。这一句暗指刘裕为了应证“昌明之后有二帝”的谶语，杀晋安帝立晋恭帝，后来又将已经逊位晋恭帝害死，滥杀无辜，荼毒生灵。

　　王子晋是传说中周灵王的太子，擅长吹笙，修炼二十年后成仙，骑着白鹤飞上天去了。陶潜在这里隐去一个“晋”字，只写作“王子”，正说明这两句诗暗喻晋王朝的覆灭。“日中”是正午，“正午”在古代又称“典午”，而“典午”是有晋一代人们为了避讳专门用来指代“司马”的词。“典”与“司”意义相近，而“午”在干支中的属相正是“马”。“河汾”指黄河和汾河，是西晋王朝的发祥之地。这两句话进一步暗喻晋朝气数已尽运祚已终，表达了诗人沉痛的心情。

　　这四句诗在字面上组成非常奇幻凄艳的神话意境：重生的太阳相继从天空落下，三足乌衔着谶语来到人间，王子晋吹笙骑鹤飞上了西天，正午时分翱翔在黄河汾水上空。而喻指的却是晋朝终于覆亡皇帝相继被杀的历史事件。

　　统治当代诗坛的象征手法和意象群诗体，其实在《离骚》中就有，中国古代诗人也都会玩，而且都玩得很棒。但他们绝不像时下的诗人们瞎玩滥玩，玩得不成名堂。陶渊明的这首《述酒》，就是很好的范例。

　　“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

　　春秋时越国人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报仇雪耻攻灭吴国后退位隐居，被封为“陶朱公”。陶潜在这里故意隐去一个“陶”字，正是为了用“朱公”指代自己。他借范蠡隐居的典故表达自己在晋宋易代后的决心，一定要闲居避世，远离人世间的扰攘纷争。

　　“西岭”指西山，也就是首阳山，伯夷叔齐在商周易代后隐居到首阳山，不食周粟，采薇而食，最后活活饿死。陶潜要求自己以伯夷叔齐为榜样，绝不作媚宋求荣的不忠不义之事。宁可饿死，也不到刘宋新朝去做官求禄！

　　诗人最后说：老天爷要我陶潜活多少年，我就活多少年，要我饿死我就饿死，我绝不出仕新朝！其实未成年就夭折的殇子与活了八百岁的彭祖又有什么区别？人生的意义不是寿命的长短，而是品格和气节。

　　陶潜写《述酒》的时候，一定悲痛愤怒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他又只能用隐蔽晦涩的手法去写，甚至故意写错几个字，好让当权者无法看懂，也就无从迫害他。他对东晋王朝刻骨铭心的感情和对末代皇帝被残杀的切肤之痛，都深深隐藏在这首诗里。

　　此诗被看作刺世诗，更恰切地说，是一首史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