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以凄婉温润的笔调，抒发伤春情怀的同时，流露出对时光年华流逝的深切慨叹和惋惜，深微幽隐。
起笔“细草愁烟，幽花怯露”，写的是：小草上的烟霭迷蒙，花蕊上的露珠微颤。这两句表面看来都是写外的景象，但内含的却是极锐敏的感受。“愁”字和“怯”二字，表现了作者极细腻的情思，且与细密的对偶形式完美地结合为一体。那细草烟霭之中仿佛是一种忧愁的神态，那幽花露水之中仿佛有一种战惊的感觉。用“愁”来表达烟霭中的感受，用“怯”来描写花晨露中的感受，表面上说的是花和草的心情，实际上是通过草与花的人格化，来表明人的心情。
“凭栏总是销魂处”，收束前两个四字短句，“细草愁烟，幽花怯露”正是愁人靠栏干上所见到的景物。词人只因草上的丝丝烟霭，花上的点点露珠，就“消魂”，足见他情意之幽微深婉。“日高深院静无人，时时海燕双飞去”为上片结拍。前面由写景转而写人，这两句则是以环境的衬托，进一步写人。“静无人”是别无他人，唯有一个凭栏消魂的词人。“日高深院”之静，衬托着人的寂寥。“海燕双飞”反衬出人的孤独。“时时海燕双飞去”意为：海燕是双双飞去了，却给孤独的人留下了一缕绵绵无尽的情思。
过片“带缓罗衣，香残蕙炷”，由上片的室外转向室内，仍写人。这里的“带缓罗衣”，以衣服宽大写人的消瘦，暗示着离别之苦。“香残蕙炷”之“蕙”是蕙香，一种以蕙草为香料制成的熏香，古代女子室内常用。“残”即一段段烧残。“香残蕙炷”写室内点的蕙香，一段段烧成残灰，又暗示着室内之人心绪的黯淡。以香炉里烧成一段一段的篆字形熏香的残灰，比拟自己内心千回百转的愁肠已然断尽，比拟自己情绪的冷落哀伤，也是古诗词中常用的意象。但作者这里只是客观地写出“带缓罗衣，香残蕙炷”，更见其含蓄。唯其不直说出来，才不会受个别情事的局限，才能给人无限深远的想象与联想。
接着“天长不禁迢迢路”一句为上二句作结，两个对偶的双式短句紧接一个长句，严密而完整。“不禁”是不能阻拦。“天长”与“迢迢路”，结合得很好，天长路远，这是无论如何也难以阻拦的。“不禁”二字，传达出一种凡事都无法挽回的哀伤，紧接“带缓罗衣”的思念与“香残蕙炷”的销磨之后，更增加了对于已失落者的无可奈何。结句“垂杨只能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以感叹的口吻出之：杨柳柔条随风摆动，婀娜多姿，这多情、缠绵的垂柳，不过是那里牵惹春风罢了，它哪一根柔条能把那要走的人留住？哪一根柔条又能把那消逝的美好往事挽回？这两句中寄托有极深远的一片怀思怅惘之情，象征着对整个人生的的深刻感悟。
这是李雯甲申国变之后的作品。人生的际遇真是难以言说，有处世出于自己禀赋的志意怀抱的情况，可是也有行事遭遇外在环境操纵逼迫的情况。李雯正是一个才华横溢却遭际不幸的人。他陪父亲到京师，没多久李闯王占领北京，他的父亲就殉明死难了。李雯是“絮血行乞三四日，乃得版榇以敛”，他当时几乎饿死，却又不敢死，因为还没有尽到一个做儿子的责任，未把父亲的灵柩送回故乡。当时清廷有一些欣赏李雯才华的人把他推荐给满清的中枢内院。李雯之仕清是不得已的，他又是个感情很敏锐，而且很自责的人，所以其国变以后的作品一直写得非常悲哀痛苦。
《风流子》这首词一开头就是个疑问的句子，“谁教春去也”，短短的五个字，就有一种非常深刻曲折的意思。李后主的词“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写得感情奔腾汹涌，一泻无余。因为他是个比较任纵的帝王，没有约束节制自己的习惯。李雯却是个自我反省、压抑而又自责的人，同样是写亡国的悲痛，可是他与李后主表现得迥然不同。“谁教春去也？”是对命运发出的质疑。天下的事情有许多为什么，国家为什么有这样的下场？我李雯为什么有这样的遭遇？这种疑问的句子表示出来的，常常是一种悔恨、不平。正所谓诗词无理而妙，李词“春去也”已是一重悲哀，“谁叫春去也”，这是又一重更深的悲哀，如此美好的事物为什么转瞬即逝？没有谁能给出答案，更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回。
“人间恨、何处问斜阳？”又是一个问句。人间到处都是悲恨，这一“人间恨”，既是紧扣“送春”的题目而发的现实中之送春伤春之恨，也是文物繁华尽皆破灭的亡国失家之恨，更是自己的失身之恨。李雯在去世的前一年给陈子龙的书信里说：“三年契阔，千秋变常。失身以来，不敢复通故人书札者，知大义之已绝于君子也。”真是声声皆泪，人间为什么有这么多悲哀？为什么有这么多缺憾？这些人间恨事，你又能去问谁呢？屈原问天，李雯却要问斜阳。斜阳本身就是无常的，快要沉落的，它又能够回答你什么呢？因此开篇的两个问句，所表达的悲哀不只是字面上的，而是从内心里传达出的彻骨的无可奈何的伤痛。
“花褪残红，莺捎浓绿”，表面上当然是说落红缤纷，花朵凋零，黄莺在浓绿的枝头飞掠过去，完全是扣题而说的暮春风景。可是“落花”又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语言代码，花的零落代表了所有美好事物的凋零残败。李雯的故国不会再恢复了，与当年和他一起读书、作诗的陈子龙等人的交游，也不会再有了，那美好的少年时代，充满了理想和欢乐的时代，那些故人知交，都已是“花褪残红”，不再复返了。“小径红稀，芳郊绿遍”(晏殊《踏莎行》)，春天的花落尽，树叶就显得更浓密繁多，俗话说莺燕争春，那莺燕是要在百花时节忙着享受春天，所以浓绿的枝头有不少的莺燕。这正如满朝的新贵，在朝廷易代之间做着自己的打算。改朝换代中，有多少人殉节死难了？又有多少人投降以争取高官厚禄？这是“花褪残红”与“莺捎浓绿”的对比，所以是令人“思量往事，尘海茫茫”，人间的尘世就如同沧海的波涛，变化无常不可追寻。
“芳心”，代表了一个人一切美好的理想和志意，从李雯的诗文集中，确实可以看到他是许身不凡的人，可现在是“芳心谢”，对李雯来说，那所有美好的理想都已失去了，自己没有脸面做任何的事情，抱任何的希望了。“锦梭”两句，表面是写女子的生活起居，织布梳妆。李雯把自己比成一个女子，本在编织一个美丽、珍贵的梦想，可是国破家亡，自己降志辱身，有了污点，就像华美珍贵的锦缎再也织不下去。“麝月”是将黄颜色的麝香在额间涂出新月的形状以做装饰，可是当一切理想志意消失，连生活的意义都没有了，再弄妆梳洗又有什么必要呢？这个女子懒得再装饰，她又能为谁装饰呢？这是两个工整的对句，“旧织”暗喻了李雯过去的美好的理想，“新妆”比喻迎合与奉承新朝，李雯之仕清是出于不得已，在他的内心并不想追求富贵，更不愿去曲媚迎合新朝。
“杜宇”即杜鹃，为送春之鸟，当它啼叫之时，春天也就走了。杜宇又是古蜀王名，号望帝，死而化鸟。作为一个带有丰富文化背景的语言代码，其含意可用李商隐《锦瑟》诗“望帝春心托杜鹃”一语概括之。杜鹃代表死去的皇帝，象征明朝的覆亡。而杜宇的啼声似“不如归去”，旧日的国家朝廷、朋友志意都已一去不复返，所以“不如归去”的叫声更徒添伤心，李雯又能回到哪里去呢？杜宇悲鸣，惊醒了他年少时代编织的美梦，而父死国变的发生也恍如一场噩梦，即所谓“觉余惊梦”。而“碧阑三尺，空倚愁肠”，“碧阑”是指碧玉雕成的栏杆。李商隐的《碧城》诗有句云：“碧城十二曲阑干。”李商隐说“碧城十二”，李雯说“碧阑三尺”，数目并不是用来计数的，“十二”和“三”都是代表多的意思。他说我靠在那曲折珍贵的玉栏杆上，这么美的“碧阑”，本是让人倚栏凭眺春天的美景的，可是春天已经走了，也就只剩下满腹的惆怅悲哀。
“东君”是春天的神，“东君不做繁华主”，是说春天的神不为万紫千红做主，没有保护它们，因此是“抛人易”，春天这么快地过去，这么容易就把我们抛弃了。这既是扣住题目来说的“送春”，又有引申出的旧日朝廷和生活对自己的抛弃。正有李后主“别时容易见时难”(同上)的感叹。
最能代表春天的，就是柳树，而柳树又往往长于池塘水边。王夫之《蝶恋花》曾说：“叶叶飘零都不管，回塘早似天涯远。”在中国的传统中，杨柳“拂水飘绵”的姿态才是最美的。所以说“回头处、犹是昔日池塘”。正所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晋书·周顗传》)，京城还是往日之京城，李雯的故乡云间还是往日之云间，可是往日之人物文明却不再依旧了。“留下长杨紫陌，付与谁行？”“行”是一个表示受语宾语的词尾助词。暮春三月，当花落以后，树叶浓荫茂密，正是柳树长得茂盛的时候，这是承接上句“回头处、犹是昔日池塘”来说的。“留下”句，表面上写的就是因为东君这位春神轻易就不为春天做主了，那么留下高大的杨柳树和宽阔的道路要托付给谁呢？可是“紫陌”不是平常的路，它特指京城的道路，刘禹锡《看花》诗“紫陌红尘拂面来”句，指的就是当时的首都长安。而任何地方的高大柳树都可以叫做“长杨”，可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长杨”又指汉朝都城的一座宫殿“长杨宫”，扬雄有一篇《长杨赋》，写的就是长杨宫。因此“长杨紫陌”又代表了国家的都城。明朝不在了，它的首都交付给谁了呢？江山又交付给谁了呢？当然是归于新的统治者满清。无疑而问，沉痛至极。
“想《折柳》声中，吹来不尽”，笛曲中有一支曲子叫《折杨柳》，是用来表示离别、怀念的，所以李白《洛城闻笛》说：“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当无数的杨花被风吹落，春天也就越来越远了，当《折杨柳》的笛声响起，它带给人的是对故园、故国、故人的怀念，而这种怀念之情是道不尽、说不明的。杨花被吹落了，但李雯不直接说“落花”，因为“落花”是个实物，他说“落花影里”，正可见词这种文学体式的细致与微妙。杨花在落花飞舞的影子里飘落凋零了，可是与李雯另一首《浪淘沙·杨花》之“可惜章台新雨后，踏入沙间”相较，“舞去还香”一句，使杨花在飘零之前有一个振起，表明即使飘零也还要有一种舞动的姿态。李雯是玷辱了，是被踏入了沙间，可是他还有多少的感情志意并未完全消磨。
“难把一樽轻送，多少暄凉。”古人有饮酒送春的习俗，韩偓《惜花》诗说“临轩一盏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绿阴”，一杯酒就把春天送走了。可是李雯呢？他能轻易地用一杯酒把明朝的春天送走，把过去的理想志意送走吗？李雯是自责的，他不能忘怀于自己的亏欠、玷辱，他有羞耻和惭愧。那么多的恩怨是非、悲欢冷暖，这其中的痛苦实在不是可以轻易就排遣的。
此首七律作于诗人的晚年，叙写诗人在一个黄昏登宝公塔的所见所感。诗中描写了一派静谥而开阔的景色，表现出诗人饱经忧患与挣扎之后力求超脱的心境。此诗造语奇警，组合新巧，炼字取意精严娴熟。
诗的首联描写了登塔前的一路艰辛。从“倦童疲马”四字透出路遥行艰之状，“长筇倚石根”说明山石巍峨，攀登不易。而倦童疲马留于寺门与诗人拄杖登山的情形恰成鲜明对比，通过童仆和马匹的倦怠疲惫，反衬出诗人登山临水、意兴无穷的精神。诗中出现的诗人形象：一个不避险远的“有志者”。
颔联写登楼所见的景色：江上升起的皓月驱走了黄昏时苍茫的夜色，将黝暗的夜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岭间飘浮的云影加深了暮色的昏暗，像是将暝色分给了黄昏。这两句状写江上山间由黄昏转入月夜时光影的明暗变化，极为工妙。夜空本不可转，暝色也不能分，然而诗中说“转空”、“分暝”，已是一奇；以月转空，以云分暝，则将月和云赋予了活力和生命，又是一奇；明明是入夜，却说转为白昼，黄昏本是虚无，却说分予暝色，更是奇上加奇。这联中“转空”、“分暝”都是诗人独造之词，然而在全句中不显得生硬晦涩，耐人咀嚼回味。
颈联续写登塔的所闻所见：老鼠轻微的一动便打破了山间的寂静，声音随之而起；乌鸦在荒寒的空中高飞，投下它们翻飞的身影。这两句通过极细微的描写，表现了山间入夜时分的宁静和荒寒，“鼠摇”的声响十分微弱，但犹可听见，说明空山幽寂，古塔阒静。乌鸦在夜空中飞过本是晦暗不明的，然而其影可鉴，正表现了月色的明朗。这一联造语也很奇警。“鼠摇”、“鸦矫”脱胎于卢纶的“斗鼠摇松影”和杜甫的“雁矫衔芦内”，但组合新巧，对仗自然，体现了诗人炼字取意的精严娴熟。
如此静谧开阔的景色令诗人心旷神怡，深深陶醉，甚至忘记了尘世的烦扰和纷争，如同要与眼前景物融为一体，尾联表现了诗人这种物我两忘的感受。“当此不知谁客主”一句，李壁注引《襄阳记》：“司马德操尝诣庞德公，值其上冢，径入室，呼德翁妻子，使速作黍。须臾，德翁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诗中的“客主”就是指诗人自己与寺中僧人。结尾二句虽然只是刻画一种感受，却并不离登塔的主题，虽不写景，而景由此可见。
全诗描绘了荒山、冷月、寒鸦的清冷幽僻之景，虽一字未提墓塔，却全然是墓塔周围特有的氛围，突现了游览地的固有特征。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这首诗通过列锦的表现手法把烟村、人家、亭台、鲜花等景象排列在一起，构成一幅田园风光图，并创造出一种淡雅的意境，表达出诗人对大自然的喜爱与赞美之情。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两句是一种线状的视觉印象，“一去”做水平运动，”二三“虚指数量多，炊烟袅袅呈垂直状态，“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两句变换为点状视觉印象：亭台座座，鲜花朵朵。
诗人在这首诗中的每句安排一个量词，即“里”、“家”、“座”、“枝”，新颖有变化，也在每句中安排两三个数字：“一”字打头，“二三”“四五”和“六七”嵌于句中，“八九十”又回归句首，把一到十表示数目的十个汉字按照自然数序同小路、烟、村、亭台、鲜花编织在一起，随着诗句和画面自然排列，只用了寥寥几笔就构成一幅自然朴实而又朦胧的山村风景画，自然地融于山村的意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