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首句“千古风流八咏楼”，可谓写尽斯楼之风流倜傥，笔调轻灵潇洒，比摹真写实更为生动传神。次句“江山留与后人愁”紧承前句，意谓像八咏楼这样千古风流的东南名胜，留给后人的不但不再是逸兴壮采，甚至也不只是沈约似的个人忧愁，而是为大好河山可能落入敌手生发出来的家国之愁。对于这种“愁”，李清照在其诗文中曾多次抒发过。事实证明，她的这种“江山之愁”不是多余的，因为“金人连年以深秋弓劲马肥人寇，薄暑乃归。远至湖、湘、二浙，兵戎扰攘，所在未尝有乐土也”（《鸡肋编》卷中）。具体说来，继汴京沦陷、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朝廷的驻跸之地建康、杭州也先后一度失守。曾几何时，金兵直逼四明，高宗只得从海路逃遁。眼下作为行在的临安，又一次受到金、齐合兵进犯的严重威胁。即使敌人撤回原地，如果不对其采取断然措施，打过淮河去，收复北方失地，而是一味用土地、玉帛、金钱奴颜婢膝地去讨好敌人，那么性如虎狼的“夷虏”永远不会善罢甘休，南宋的大好河山就没有安全保障。这当是诗人赋予“江山留与后人愁”的深层意蕴，也是一种既宛转又深邃的爱国情怀。
“水通”二句，或对贯休《献钱尚父》诗的“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及薛涛《筹边楼》诗的“壮压西川四十州”有所取意。对前者主要是以其“三千里”之遥和“十四州”之广极言婺州（今浙江金华）地位之重要；对后者改“壮压”为“气压”，其势比薛诗更加壮阔。看来这不仅是文字技巧问题。上述二诗之所以能够引起李清照的兴趣，主要当是因为薛诗对“边事”的关注和贯诗中所表现出的精神气骨。关于贯诗还有一段颇有趣的故事：婺州兰溪人贯休是晚唐时的诗僧。在钱镠称吴越王时，他投诗相贺。钱意欲称帝，要贯休改“十四州”为“四十州”，才能接见他。贯休则以‘州亦难添，诗亦难改”作答，旋裹衣钵拂袖而去。后来贯休受到前蜀王建的礼遇，被尊为“禅月大师”。贯休宁可背井离乡远走蜀川，也不肯轻易把“十四州”改为“四十州”。李清照对这类诗句的借取，或是为了讥讽不惜土地的南宋朝廷。
此诗气势恢宏而又宛转空灵，这样写来，既有助于作品风格的多样化，亦可避免雷同和标语口号化的倾向。虽然好的标语口号富有鼓动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必要的，但它不是诗，条件一旦有变，它也就失去了作用，从而被人所遗忘。李清照的这首（题八咏楼）历时八九百年，余韵犹在，仍然撼动人心，这当与其使事用典的深妙无痕息息相关。惟其如此，女诗人关于八咏楼的题吟，不仅压倒了在她之前的诸多“须眉”，其诗还将与“明月双溪水，清风八咏楼”一样，万古常青。
首句“万家墨面没蒿莱”，用悲愤感人的笔触，描写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国民党的统治和日本的侵略，使无数城乡化为废墟，千家万户流离失所。“万家”言受害者之多，“墨面”状悲苦的形象；“蒿莱”形容破败荒凉的社会环境。一个“没”字，融形象与环境为一体，活画出广大人民饥寒交迫，蓬头垢面，辗转荒野，出没蔓草之中的悲惨生活画面。诗人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渗透于字里行间。
“敢有歌吟动地哀”，深入一层写人民精神上的哀痛和怨愤。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吟之声发。”人民受深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必然要唱出震天动地的哀歌。但在那样的年代，却因横遭当局压抑而钳口结舌，哑了声音。一个“敢”字领出全句，又以反诘的语气抑住下文，把人民这种欲吐不能，只有把仇恨积压在心底的愤激感情，表达得十分含蓄，深沉，有力。这悲愤的诗句，燃烧着被压迫人民对反动派的深仇大恨。
前两句诗，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勾画出一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灾难深重而又默默无言的旧中国的悲凉图景，揭示了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者的尖锐矛盾，为全诗高潮的涌起作了铺垫。
诗的第三句“心事浩茫连广宇”，笔锋一转，从状写社会现实转入直抒胸怀。诗人“心事”万千，思连“广宇”，充分显示他和人民心心相印，同革命息息相通的博大胸襟；也包含着他对时局发展和革命形势的探索，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殷切期待。
结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激情奔涌，雄健有力。诗人对时局发展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响亮回答。“无声”与“惊雷”，辩证地写出局势的对立统一。“无声”是表面的沉默，它准确地概括了局势的一个方面——压迫越来越深，黑暗越来越浓，但郁结着人民仇恨的沉默，如同地下奔突的地火，终究要爆发出来。“惊雷”象征人民革命的风暴，抗击日本侵略的怒吼，它形象地揭示了局势的另一方面——“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