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午树阴正，独吟池上亭。”首联两句写出了一个恬静幽雅的环境，借以衬托诗人孤独闲适的情韵。
“静看蜂教诲，闲想鹤仪形。”颔联写诗人的两个动作：看和想。并从所看所想的内容展现出诗人美好的心灵。池边花草丛生，蜜蜂飞舞。他静静看去，感到很受教益。蜜蜂“繁布金房，垒构玉室。咀嚼华滋，酿以为蜜”（郭璞《蜜蜂赋》），一生不曾偷闲；对于敌害，它们群起而攻，万死不辞，临战从不退却。这就引起诗人深沉的思考。诗人积极参加政治革新，并写了大量讽刺权贵的诗篇，这一切都是问心无愧的。但历遭打击，也曾产生过消极退隐的念头。这里“蜂教诲”三字，说明诗人从蜂的勤奋勇敢受到启示。我国古代有“圣人师蜂”的说法。师蜂自励，表现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这一联出句从“看”字引出，是实写；对句“闲想鹤仪形”则从“想”字着笔，是虚写。相传鹤是君子所化（见《抱朴子》），所以“鹤仪形”也就是君子的仪形。在他另一首《鹤叹》诗里有：“徐引竹间步，远含云外情”两句，就可以想象出“鹤仪形”的神态，及诗人曲折表达的高尚人格。这里以“鹤仪形”为尚，修德至勤，表现了“身闲志不闲”的高尚情操。总的来说，这两句诗抓住蜂的勤劳勇敢和鹤的志趣高尚的属性，构成了鲜明的感性形象，是极耐人寻味的。
“法酒调神气，清琴入性灵”。颈联进一步刻画诗人的自我形象。“法酒”是按照法定规格酿造的酒。古人饮酒，有的纯系纵情享乐，有的是为了消忧，诗人饮酒则是为了“调神气”，即调节精神。这与他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中说的“暂凭杯酒长精神”是一致的。下句借清琴以陶冶性灵，寄托自己高洁的情怀。紧承上联仍从“静”、“闲”两字着笔。表面上写得恬淡闲雅，而感情的伏流并不平静。
接受“蜂教诲”，应该勤奋工作，勇于为人；取法“鹤仪形”，应该进德修身，心存社稷。但诗人当时已被排挤出朝，无政可从。这种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使诗人深感苦闷。饮酒、抚琴，既表现了诗人不甘沉沦、在寂寞中力求振拔的精神，又是诗人娱情悦志、排遣愁绪的一种方式。渴望用世与琴酒自娱，从写形的角度来看，是相反的，矛盾的；而从写神的角度来看，又是相成的，统一的。颔联和颈联正是运用相反相成的艺术手法，形神兼备地写出了诗人的美好情操。
“浩然机已息，几杖复何铭？”尾联作达观之语，正好与“鹤仪形”相契合，不失为君子风度。但又以反问句作结，隐隐透出内心的不平。“浩然”是形容心胸的开阔和澹荡。“机”是机心。世人为了争权夺利，机心百出，刘禹锡无意于此，所以说“机已息”。给几、杖作铭文，往往有自警或劝诫之意。“几杖”在这里是偏义词，主要是说“杖”。刘向《杖铭》：“历危乘险，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强；有杖不任，颠跌谁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此诗末句暗用刘向《杖铭》之意，讽刺朝廷“有士不用”，而又不直接点破，只是说当今为几杖作铭，毫无意义。内心的不平，仅以反语微露而不使泻出，因而诗意就显得更为含蓄了。
此诗写在一个幽静的环境中，诗人看到蜜蜂从中受到教诲，同时也联想到鹤的美好仪态；接着以酒调节精神，借琴陶冶性灵，刻画诗人的自我形象，结尾作达观之语，又以反问句作结，隐隐透露出内心的不平。此诗写得含蓄蕴藉，颇耐咀嚼。结句用典，暗含讽刺，内心情感自然流露。
这首诗以《雪》为题，但其立意不在吟咏雪景，而是借题发挥，表达了诗人对统治者的满腔愤怒和不满，流露出诗人对广大贫苦人民的深刻同情。
瑞雪兆丰年。辛勤劳动的农民看到飘飘瑞雪而产生丰年的联想与期望，是很自然的。但眼下是在繁华的帝都长安，这“尽道丰年瑞”的声音就颇值得深思。“尽道”二字，语含讥讽。联系下文，可以揣知“尽道丰年瑞”者是和“贫者”不同的另一世界的人们。这些安居深院华屋、身袭蒙茸皮裘的达官显宦、富商大贾，在酒酣饭饱、围炉取暖、观赏一天风雪的时候，正异口同声地大发瑞雪兆丰年的议论，他们也许会自命是悲天悯人、关心民生疾苦的仁者呢！
正因为是此辈“尽道丰年瑞”，所以接下去的是冷冷的一问：“丰年事若何？”即使真的丰年，情况又怎样呢？这是反问，没有作答，也无须作答。“尽道丰年瑞”者自己心里清楚。唐代末叶，苛重的赋税和高额地租剥削，使农民无论丰歉都处于同样悲惨的境地。“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珰。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这些诗句对“事若何”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但在这首诗里，不道破比道破更有艺术力量。它好象当头一闷棍，打得那些“尽道丰年瑞”者哑口无言。
“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两句不是顺着“丰年事若何”进一步抒感慨、发议论，而是回到开头提出的雪是否为瑞的问题上来。因为作者写这首诗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抒写对贫者虽处丰年仍不免冻馁的同情，而是向那些高谈丰年瑞者投一匕首。“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好象在一旁冷冷地提醒这些人：当你们享受着山珍海味，在高楼大厦中高谈瑞雪兆丰年时，恐怕早就忘记了这帝都长安有许许多多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露宿街头的“贫者”。他们盼不到“丰年瑞”所带来的好处，却会被你们所津津乐道的“丰年瑞”所冻死。一夜风雪，明日长安街头会出现多少“冻死骨”啊！“为瑞不宜多”，仿佛轻描淡写，略作诙谐幽默之语，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着深沉的愤怒和炽烈的感情。平缓从容的语调和犀利透骨的揭露，冷隽的讽刺和深沉的愤怒在这里被和谐地结合起来了。
雪究竟是瑞兆，还是灾难，离开一定的前提条件，是很难辩论清楚的。诗人无意进行这样一场辩论。他感到憎恶和愤慨的是，那些饱暖无忧的达官贵人们，本与贫者没有任何共同感受、共同语言，却偏偏要装出一副对丰年最关心、对贫者最关切的面孔，因而他抓住“丰年瑞”这个话题，巧妙地作了一点反面文章，扯下了那些“仁者”的假面具，让他们的尊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雪》的可贵之处，不仅主题思想深刻，而且构思新颖，不同于历代咏雪诗中借咏而颂扬“皇家的瑞气”的俗套，另外，诗中对为富不仁者的讥刺之情也历历如绘，可触可感。开头“ 尽道丰年瑞 ”的“尽道”二字，语含讥讽；次句的反问，是诗人进一步给“尽道”者所出的一道难题。三四句虽然好似信笔点染，轻描淡写，但其中所包含的讥刺之情更加冰腾跃如，给人造成强烈的冷隽感。
上片描述词人与友人王定国在南都不期而遇的欢快情景。“银筝旋品。不用缠头千尺锦”，词人自己拨动起银筝的调音“品”，确定音位后，便弹起乐曲来，用不着请歌舞艺人来表演送她们千尺锦帛作“缠头”装饰了。“妙思如泉。一洗闲愁十五年。”筝曲发出的奇妙乐响，有如泉水淙淙流淌的畅快思绪，一下子把两人相别十五年的闲愁全部冲洗干净了。
下片写舞蹈，诚如《淮南子·本经训》所云：“心和欲则乐，乐斯动，动斯蹈，蹈斯荡，荡斯歌，歌斯舞。”下片从上片的音乐快感过渡到欢歌狂舞，既自然，又真实，目睹着二人在相遇欢宴中种种心花怒放的冲动过程：“为公少止。起舞属公公莫起。风里银山。摆十鱼龙我自闲。”大家为了国家朝廷整年的忙忙碌碌，不妨少事休息，相嘱一起来跳舞。于是，欣然跳起了“公莫舞”，两人手执着珍异动物模型摇摆踏跳，似乎幻觉在风里的三神山上，好像鱼龙变化、嗷水作雾，霎时化成八丈黄龙，出水遨游，炫耀着日光。……在这般神仙境界中，他们内心的什么烦恼都忘怀了。“我自闲”，尤其是词人自己，全身心感到无比闲适、轻松、惬意、自在，他已完全放开了。有如他在知密州任时的“放意肆志”韵“超然”态度，所谓“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
这首词全篇非常乐观、旷达、自适、自在的情趣抒写，并毫无物累、压抑、疲惫、伤感的格调韵致者，其实，正是词人“野性犹同纵壑鱼”的放逸个性的突出表现。
这首词写相思之情。上阕记述一对恋人分别时的情景，下阕写男主人公对恋人的一往情深和无限盼望。诗人以凄切之情，发哀婉之调，寄寓着自己失意的心怀，全词意蕴悠长，情余言外。
开首二句写景。阳光明媚，春风和煦，湖波微起，荡漾涟漪，芳气郁郁，秀色青青，在这幅春景图中，慢慢地走出了一个漂亮的女子。“罗袜尘生步”是形容她步履的轻盈，也带出她体态的优美。见到恋人的到来，等候的男子急忙迎上前去。“迎顾”二字，既表现了他的行动，也体现了他的心情。接下“整鬟”，说明她已经过精心的打扮； “颦黛”表示她正忧愁不乐。在如此的美景之中，见到自己的情人，应该十分喜悦才是，然而她却紧紧颦着双黛，这就表明她那黯然销魂的神情。临别之际，按理说应是“
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的情景，而他们却“脉脉两情难语”。“脉脉”有含情欲吐之意，既然有千言万语的柔情蜜意，而又觉”难语”，这就把他们绵邈凄婉的情态描摹得极为深致。接着，诗人通过愁的象征一一柳絮的描写，进一层地道出了他们伤感的情怀，并直接逼出”人南渡”，点实词意，结束上阕。
过片以“回首”一气贯下，写对恋人的追念。“回首旧游，山无重数”。诗人着力从男方的角度来表现，这与诗人把自己的情怀寄寓在男主人公身上不无关系。正因为昔时的恋情是如此的欢乐，如此的温馨，所以在分别之后。他才会“回首”，也值得“回首”。然而，举头四望，所见只是群山成列而已。“山无重数”境界开阔辽远，其用意则在于展示人物内心的寂寥空虚，也暗示关山的迢递，故接下有“花底深朱户，何处”的疑问。“花底”写环境之优美，“朱户”写房室之富丽，其中嵌入一个“深”字，则将小红搂掩映在花木革树丛中的势态表现了出来。他的思念始终环绕在恋人的身上。他想象着，他思念的恋人可能在“花底”，有可能在”朱户”。这问题似乎太迷人了，他象是进入了恍惚迷离的心态之中，于是索性掷出一个“何处”的问号。
天地茫茫，情人不知何处，教他柔肠寸断。到这里，诗人没让他的感情喷涌而发，而是宕开一笔，以写景进一步蓄情。“半黄梅子，向晚一帘疏雨”，是他的所见，也是他的所感。一片风景，一片心情，梅子烟雨，也是他郁暗心情的表露，梅子黄时，细雨如丝，他的愁，如迷漫天地的梅子雨一般，无边无际地梭织着，使他无法逃遁，无法挣脱。在雨声的淅沥中，春光流逝了，春色衰残了，他那凄骑、迟暮、孤独的怅恨之情终于饱和到了顶点。“断魂分付与，春将去”，这时怀人和伤春已交织在一起了，从而转折出一片时不我与的无奈心情。结语构思奇特，痛苦不堪的主人公要把“断魂”交付给春天带走，其实谁都明白这是徒劳的，正如冯延巳所云：“谁道闲情抛却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鹊踏枝》）然而正是这结语产生了语已尽而情未了的艺术效果。整个下片抒情，传导出的是缠绵、痛苦与无奈。
整首词情致凄切哀怨，风格委婉细腻。从回忆旧日临别时的惆怅到描写别后的相思落寞，语言凄婉，一往情深。其怀人的愁思和语词意象的选用与《东山词》中的压卷之作《横塘路》（即《青玉案》）有几许相似之处。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