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论述了大臣应如何辅佐君主这一问题。通过桐叶封弟的典故，作者批评了君主随便的一句玩笑话，臣子也要绝对服从的荒唐现象，主张不要盲从统治者的言行，要看它的客观效果。在封建时代，发表这样的观点需要非同一般的胆识。
“桐叶封弟”是流传很久的一个典故。在“君权神授”的谬论横行的时代，君主具有无上的权威，君主的言行被绝对化了。“天子无戏言”、“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之类的口头禅就是绝好的说明。作者在本文中虽然批评的是周公，实际上是借题发挥，其主旨是说明对君主的一言一行要从实际效果上来观察，而不应盲从。这种观点无疑是进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此文在写作上很有特色。作者首先扼要地介绍了“桐叶封弟”的史料。然后斩钉截铁地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吾意不然。”接着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封”或“不当封”，而不在于这是谁的意图。最后提出了周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辅佐成王。全文丝丝入扣，有破有立，立论明确，读后令人为之叹服。特别是结尾的“或曰”一句，使全文的论证留有余地，更是耐人寻味。
这首诗通过二女耕田的典型事例，塑造了动乱时代中乡村少女的勤苦形象，揭示了安史之乱给农村经济带来的严重破坏，反映了战乱时代中农村民生困苦凋敝的现实。
全诗分四大段。
从开头至“持刀斫地翻作泥”四句是第一段，以路人的眼光，描绘所见二女在田野刀耕的情景。诗的开头很巧妙，先用“乳燕入巢笋成竹”一句起兴，接着用一个反问句“谁家二女种新谷”入题，往下两句便概括地交待出耕种的情景。这是一个独特的景象：在田垅上，既看不见男人，也看不到耕牛，只看见两个女子在持刀翻土。接下去诗人把笔锋一转，用女子的自叙回答了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反常现象的问题。
“自言家贫母年老”至“以刀代牛谁与同”六句是第二段，记叙二女对路人的答话，用弱女自叙的口吻回答了两女刀耕的原因：一是母亲年老，二是未娶嫂的哥哥从军去了，三是因灾疫耕牛死光，四是弱女无奈只能截绢买刀，以刀代耕。这几句交待了弱女面临的困境，深刻揭露了战乱和灾疫给农家带来的苦难。“未娶嫂”表明长兄从军已久；“牛囤空”道出灾疫严重；“截绢买刀”足见家境清贫；“头巾掩面”可知弱女内心之苦。这段描叙简练、凝重，层层深入，深切感人。
“姊妹相携心正苦”至“整顿沟塍待时雨”四句是第三段，描叙姊妹二人辛勤劳作之苦。“姊妹相携”是姊妹同心协力，“惟见土”是躬身低头操作的专注辛苦。因为时已晚春，没有耕牛，又没男劳力，仅靠姊妹俩手中的刀耕，是不可能及时种上庄稼的。所以要赶紧疏通畦垅，整顿沟塍，以“待时雨”。一个“待”字，有两层意思：一是表明眼前的耕作仍处在干旱之中，由此更见其劳作的艰辛。二是表现出弱女在贫苦的挣扎中怀抱的一点希望，即盼春雨能及时到来，争取有个好收成稍微改变一下眼前的困境。但诗点到为止，没有回答这点希望能不能实现的问题，给读者留下咀嚼回味的余地。
“日正南下冈下饷归”至最后四句是第四段，以无所不知的叙述人语气，描写弱女青春将逝而不得出嫁的苦恼。姊妹二人，劳作了一上午，日正南冈，双双回家吃午饭。归途上，路旁草丛中求偶的雉鸡受到惊扰而双双起飞。客观之景，引起贫女的内心之思：年纪渐大，青春将逝，而今不得出嫁。想到这儿，她们不由泪湿衣襟。正是因为战乱、灾疫，给她们造成了这些痛苦和不幸。所以这个结尾与前面的内容紧密配合，又从另一个方面深化了诗的主题。
《女耕田行》是一首叙事诗，但诗人在叙事上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采用起兴，变换叙事角度，借景言情等多种笔法，即使情节完整紧凑，又使诗情丰富饱满，给人以生动、真挚、深切之感。像诗的开头，以乳燕有巢，幼笋成竹的眼前景起兴，则有力地反衬了弱女孤苦劳作、青春将逝而仍无归宿的境遇。这样的开头既省略笔墨，又使叙述委婉有味，诗情浓郁。诗的第二段，改客观描叙的笔法于自叙，显得亲切感人，同时也避免了单纯客观描绘的呆板乏味。诗的最后两段，既有客观的描写，又有人物心迹的自我表述，两者相得益彰，既推动情节的发展，又层层加深诗意，尤其是“朝雉惊飞”“邻舍花尽”的描述，既是客观景，又是弱女的心头事。这种景与情合，情因景生的描述方法，确实使一首叙事诗充满了诗情画意，收到了真挚感人的艺术效果。
这是一首怀人词，是为寄托对好友孙巨源的怀念而作。
上片由设想巨源当初离别海州时写起，以月为抒情线索。首三句写景疏楼上饯别时“明月如水”；“美酒”三句写巨源起行后明月有情，“随人千里”；下六句写别来三度月圆，而旅途孤单，无人同醉，唯有明月相共，照影无眠。几种不同情景，层深递进。但这都是出自词人的想象，都是从对方在月下的心理感受上落笔，写得极有层次，形象逼真，情景宛然。词人这样着力刻画，表面上是映托巨源，实际上是写词人自己怀人之思。
过片三句点破引发词人遥思之因，有客从濉上来，捎带了巨源“深意”，遂使词人更加痴情怀念。“凭仗”三句，又发奇想。淮河发源坐河南，东经安徽、江苏入洪泽湖，其下游流经淮阴、涟山入海。此时孙巨源在汴京，苏轼在海州，友人泪洒清淮，东流到海，见出其思念之情深；自己看出淮水中有友人相思之泪，又说明怀友之意切。举目所见，无不联想到友情，而且也知道友人也必念到自己。淮水之泪，将对方之深意，己方之情思，外化为具体形象，设想精奇，抒情深透。“而今”以下六句，又翻进一境，再写意想中景象，回应上片几次点月，使全篇浑然圆妥，勾连一气，意脉层深。“夜永”句设想巨源在西垣（中书省）任起居舍人宫中值宿时情景，长夜无眠，孤清寂寞，“此时看、回廓晓月”，当起怀我之情，刻画更为感人，有形象，有情思。词人不说自己彻夜无眠，对月怀人，而说对方如此，仍是借人映己。最后“也应暗记”，四字可谓神来之笔，这里有人有我，深细婉曲，既写到了巨源的心理，又写出了自己的深意，是提醒，也是确信巨源会“暗记”往日的情景，二人绵长情思，具见言外。
此词以离别时的明月为线索抒写友情，艺术上别具一格。全词五次写到月：有离别时刻之月，有随友人而去之月，有时光流逝之月，有陪伴词人孤独之月，有友人所望之月。词之上片以写月始，下片以写月终，月光映衬友情，使作品词清意达，格高情真。
南京古称金陵，此名得之甚早，《金陵图》云：“昔楚威王见此有王气，因埋金以镇之，故曰金陵。秦并天下，望气者言江东有天子气，凿地断连岗，因改金陵为秣陵。”他们的作法似乎并未起到什么作用，《后汉书》中说：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舂陵郭，叹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
公元212年（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孙权将统治中心自京口迁至秣陵，改名建业，取其“建功立业”之意。229年，孙权在此正式称帝，与曹操、刘备三分天下。其后，东晋和宋、齐、梁、陈等王朝相继在此建都，历史上称这段时期为“六朝”（229—589年）。这些朝代国祚极短，又极尽奢侈豪华之能事。后代诗人面对“王气黯然收”之后的金陵，想象秦淮河上金粉浮动、光影飘摇的往昔，常常为之感喟唏嘘，“金陵怀古”遂成为咏史诗中的一个专题。刘禹锡的《金陵五题》是写得早而又写得好的诗篇，在主题、意象、语汇诸多方面，都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
《金陵五题》分别吟咏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和江令宅，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着笔，反复表现“兴亡”这一核心主题。
石头城
这是组诗的第一首。此诗写石头城故址和旧景犹存，但人事已非，六代的豪华已不复存在，为此引发无限的感慨。诗中句句写景，作者的主观思想在字面上不着痕迹，而深味其境，则各有会心。白居易读后，曾“掉头苦吟，叹赏良久”，赞曰：“我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
诗一开始，就置读者于苍莽悲凉的氛围之中。围绕着这座故都的群山依然在围绕着它。这里，曾经是战国时代楚国的金陵城，三国时孙权改名为石头城，并在此修筑宫殿。经过六代豪奢，至唐初废弃，二百年来久已成为一座“空城”。潮水拍打着城郭，仿佛也觉到它的荒凉，碰到冰冷的石壁，又带着寒心的叹息默默退去。山城依然，石头城的旧日繁华已空无所有。对着这冷落荒凉的景象，诗人不禁要问：为何一点痕迹不曾留下，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只见那当年从秦淮河东边升起的明月，如今仍旧多情地从城垛后面升起，照见这久已残破的古城。月标“旧时”，也就是“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意思，耐人寻味。秦淮河曾经是六朝王公贵族们醉生梦死的游乐场，曾经是彻夜笙歌、春风吹送、欢乐无时或已的地方，“旧时月”是它的见证。然而繁华易逝，而今月下只剩一片凄凉了。末句的“还”字，意味着月虽还来，然而有许多东西已经一去不返了。
诗人把石头城放到沉寂的群山中写，放在带凉意的潮声中写，放到朦胧的月夜中写，这样尤能显示出故国的没落荒凉。只写山水明月，而六代繁荣富贵，俱归乌有。诗中句句是景，然而无景不融合着诗人故国萧条、人生凄凉的深沉感伤。
此诗寄托诗人昔日繁华无处寻觅的感慨，江城涛声依旧在，繁华世事不复再。诗人怀古抒情，希望君主能以前车之覆为鉴。
乌衣巷
这首诗曾博得白居易的“掉头苦吟，叹赏良久”，是刘禹锡最得意的怀古名篇之一。
首句“朱雀桥边野草花”，朱雀桥横跨南京秦淮河上，是由市中心通往乌衣巷的必经之路。桥同河南岸的乌衣巷，不仅地点相邻，历史上也有瓜葛。东晋时，乌衣巷是高门土族的聚居区，开国元勋王导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都住在这里。旧日桥上装饰着两只铜雀的重楼，就是谢安所建。在字面上，朱雀桥又同乌衣巷偶对天成。用朱雀桥来勾画乌衣巷的环境，既符合地理的真实，又能造成对仗的美感，还可以唤起有关的历史联想，是“一石三鸟”的选择。句中引人注目的是桥边丛生的野草和野花。草长花开，表明时当春季。“草花”前面按上一个“野”字，这就给景色增添了荒僻的气象。再加上这些野草野花是滋蔓在一向行旅繁忙的朱雀桥畔，这就使读者想到其中可能包含深意。作者在“万户千门成野草”（《台城》）的诗句中，就曾用“野草”象征衰败。在这首诗中，这样突出“野草花”，正是表明，昔日车水马龙的朱雀桥，已经荒凉冷落了。
第二句“乌衣巷口夕阳斜”，表现出乌衣巷不仅是映衬在败落凄凉的古桥的背景之下，而且还呈现在斜阳的残照之中。句中作“斜照”解的“斜”字，同上句中作“开花”解的“花”字相对应，全用作动词，它们都写出了景物的动态。“夕阳”，这西下的落日，再点上一个“斜”字，便突出了日薄西山的惨淡情景。本来，鼎盛时代的乌衣巷口，应该是衣冠来往、车马喧阗的。而现在，作者却用一抹斜晖，使乌衣巷完全笼罩在寂寥、惨淡的氛围之中。
经过环境的烘托、气氛的渲染之后，按说，似乎该转入正面描写乌衣巷的变化，抒发作者的感慨了。但作者没有采用过于浅露的写法，诸如，“乌衣巷在何人住，回首令人忆谢家”（孙元宴《咏乌衣巷》）、“无处可寻王谢宅，落花啼鸟秣陵春”（无名氏）之类；而是继续借助对景物的描绘，写出了脍灸人口的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出人意料地忽然把笔触转向了乌衣巷上空正在就巢的飞燕，让人们沿着燕子飞行的去向去辨认，如今的乌衣巷里已经居住着普通的百姓人家了。为了使读者明白无误地领会诗人的意图，作者特地指出，这些飞入百姓家的燕子，过去却是栖息在王谢权门高大厅堂的檐檩之上的旧燕。“旧时”两个字，赋予燕子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寻常”两个字，又特别强调了今日的居民是多么不同于往昔。从中，读者可以清晰地听到作者对这一变化发出的沧海桑田的无限感慨。
飞燕形象的设计，好像信手拈来，实际上凝聚着作者的艺术匠心和丰富的想象力。晋傅咸《燕赋序》说：“有言燕今年巢在此，明年故复来者。其将逝，剪爪识之。其后果至焉。”当然生活中，即使是寿命极长的燕子也不可能是四百年前“王谢堂前”的老燕。但是作者抓住了燕子作为候鸟有栖息旧巢的特点，这就足以唤起读者的想象，暗示出乌衣巷昔日的繁荣，起到了突出今昔对比的作用。《乌衣巷》在艺术表现上集中描绘乌衣巷的现况；对它的过去，仅仅巧妙地略加暗示。诗人的感慨更是藏而不露，寄寓在景物描写之中。因此它虽然景物寻常，语言浅显，却有一种蕴藉含蓄之美，使人读起来余味无穷。
台城
这首怀古诗，以古都金陵的核心──台城这一六朝帝王起居临政的地方为题，寄托了吊古伤今的无限感慨。
首句总写台城，综言六代，是一幅鸟瞰图。“六代竞豪华”，乍看只是叙事，但前面冠以“台城”，便立刻使人联想到当年金陵王气，今日断瓦颓垣，这就有了形象。“豪华”之前，着一“竞”字，直贯六朝三百多年历史及先后登基的近四十位帝王。“竞”当然不是直观形象，但用它来点化“豪华”，使之化成了无数幅争奇斗巧、富丽堂皇的六代皇宫图，它比单幅图画提供的形象更为丰满。
次句在画面上突出了结绮、临春两座凌空高楼（还应包括另一座“望仙阁”在内）。“事最奢”是承上“豪华”而发的议论，“最”字接“竞”字，其奢为六朝之“最”，可说登峰造极，那么陈后主的下场如何，是不难想象的了。这一句看起来写两座高楼，而议论融化在形象中了。这两座高楼，虽然只是静止的形象，但诗句却能引起读者对楼台中人和事的联翩浮想。似见帘幕重重之内，香雾缥缈之中，舞影翩翩，轻歌阵阵，陈后主与妖姬艳女们正在纵情作乐。诗的容量就因“结绮临春”引起的联想而更加扩展了。
第三句记楼台今昔。眼前野草丛生，满目疮痍，这与当年“万户千门”的繁华景象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一个“成”字，给人以转瞬即逝之感。数百年前的盛景，似乎一下子就变成了野草，其中极富深意。读者仿佛置身于惨碧凄迷的瓦砾堆中，当年粉黛青蛾，依稀可见；今日累累白骨，怵目惊心。
结句论述陈后主失国因由，诗人改用听觉形象来表达，在“千门万户成野草”的凄凉情景中，仿佛隐约可闻《玉树后庭花》的乐曲在空际回荡。这歌声使人联想到当年翠袖红毡，缓歌曼舞的场面，不禁使人对这一幕幕历史悲剧发出深沉的感叹。
怀古诗往往要抒发议论的，但这首诗不作抽象的议论，而是把议论和具体形象结合在一起，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让严肃的历史教训化作接目摇心的具体形象，使诗句具有无限情韵，发人深思，引人遐想。这样，读者毫不感到是在听诗人枯燥地讥评古人古事，只感到在读诗中得到一种美的享受。
生公讲堂
这是《金陵五题》的第四首，咏唱金陵的一处佛教古迹。生公是对东晋高僧竺道生的尊称。相传他特别善于讲说佛法，刚到苏州时，由于不被了解，无人听讲，于是就对着石头讲了起来，结果石头都受了感动，点头赞许。“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谚语，就是说的这件事。可以想见，他在金陵的传法活动也一定是非常热烈的，所以有“生公说法鬼神听”一句。不说人听，而说鬼神听，形象地渲染了当时听讲人数的众多和虔诚，这是深入一层写。但后三句却由热变冷，转写生公身后的萧条。萧条的标志是，当年的讲堂现在已经一片冷清，连夜间都不用上锁了。那庄严的高座，已是布满灰尘，无人过问。只有一方明月，还是像从前那样，挂在天上，照着中庭。此诗章法是前一后三式，即前一句盛，后三句衰。与此相反的是前三后一式，如李白《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一般的七绝都是在第三句转折，而这首《生公讲堂》与李白《越中览古》的转折一在第二句，一在第四句，皆属变格。
江令宅
这是组诗的最后一首，咏江令家宅。南朝有两个江令，一是江淹，二是江总。江淹没有到过北方，江总曾由陈入隋。根据此诗首句可确定这里的“江令”指的是江总。江总，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东）人。仕梁，为太子中舍人兼太常卿。陈时，曾任尚书令。他“总当权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陈书·江总传》）。入隋，拜为上开府，后放回江南。“南朝词臣北朝客”就是对他这段人生经历的概括。此诗是作者借凭吊江家宅遗迹，抒发怀古感慨，指出“狎客词臣惑主误国”这一导致南朝灭亡的原因。诗作先是站在江总的角度，写他从北朝归来时所见凄凉景象：秦淮河再也不见昔日笙歌缭绕、灯影攒动的繁华，只有碧绿的河水静静地流淌。江总是亲眼见证了故国兴亡的人，兴亡之事又与他的所作所为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作者来到江总黯然度过余生的地方──江令宅，只见“池台竹树三亩馀”，池台依旧，竹树森然，而人事不再，世事沧桑，他又成了见证历史兴亡的又一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