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马赎》不见于《宋书·艺文志》，却著入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直斋书录解题》载有《打马赋》一卷，并云：用二十马，今世打马。大约与樗蒱相类，元陶宗仪则把它刻入《说郛》中，到清代其传本有咸丰年间南海伍崇曜《粤雅堂丛书》本，光绪年间长沙叶德辉《丽廔丛书》本，俱题为《打马图经》。名称与《直斋书录解题》相异，其原因大概《图经》中有赋，而且赋在《图经》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致。但不管怎样，它们指的应该是同一本书。伍氏刻本与叶氏本相较，用以叶氏本为胜，而叶氏本则来自于明沈津的《欣赏编》，在其流传过程中据传有格一卷不著作者姓氏，又掺入图式一卷而陶宗仪的《说郛》中却役有，显然后人对其做了增改，在次序上《打马图经》一卷，前为序，序后为《打马赋》。
从结构上看，序文不仅是《打马图经》之序也是《打马赋》的序。在内容上，序文不仅介绍了《打马赋》的创作背，而且总结了打马的体例、经验和方法。《打马赋》则对打马游戏的整个过程作了描述。它们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正如龚克昌先生所言：《打马图经序》是打马游戏的经验总结，而《打马赎》则是打马游戏经验的具体实践，两者讲的实际上是同一问题。因此，只有结合《打马图经·序》和命辞，才能全面正确的理解《打马赋》的内容。
打马是一种博戏，由来已久而南宋尤盛，与其他游戏相比，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且长行、叶子、博塞、弹棋、世无传者。打褐、大小猪窝、族鬼、胡画、数仓、赌快之类，皆鄙理不经见；藏酒、樗蒱、双蹙融近渐废绝，选仙、加减、抽关头、质鲁任命，无所施人智巧；大小象戏弈棋，又惟可容二人。独采选、打马，特为闺房雅戏。尝恨采选丛繁，劳于检阅，彼能通者少。打马游戏可多人参与，雅而不俗，又能增其智慧，故为李清照所独喜并以打马之戏为赋。作为棋类赋的创作者，她不是第一人，但把打马游戏写入赋中却是第一个，正如她在序中所言：“使千万世后，知命辞打马始自易安居士也”。《打马赋》写打马游戏但却不是作者轻松、自由的游戏之笔。而是寓有深意，这可以从其创作的背景，及题材本身的特性中看出。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