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里阴云覆雪泥,行人只在雪云西。”这两句先写冬日的阴冷景象并点明诗人的去向。“阴云”可连绵延续“百里”,亦见冬日昏暗无光之极。“覆”字又状尽阴云低垂之态。“雪泥”写初冬的雪易于溶化,落地之后和泥土融成“雪泥”,使路程更为难行。这句诗表面摹写路途雪泥交加的冬景,实则以此灰暗的色调揭示自己离别友人时依恋不舍的压抑心情。由于诗人此番赴兴元入令狐楚幕下,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令狐楚是文宗时的朝廷元老,又是一位有名的骈文家。李商隐第一次谒见他时年仅十六岁。十年来不断得到他的奖掖和资助,以致使李商隐得以迅速成长并考上进士。所以诗中不宜过多渲染消极气氛,故而次句“行人只在雪云西”就显得比较飘洒、轻捷。上句已言“阴云”有百里之阔,现又言诗人只在“雪云西”,故今日虽一时分别,却无须多时即能重新见面。因为兴元只在长安附近,往返极易。这句诗一改前句沉滞的气氛,使诗作的情感顿时转为温馨起来,仿佛是诗人在劝慰友人:你我之间只有一云之隔,无须过度悲伤,来日自有重聚之时。
“明朝惊破还乡梦,定是陈仓碧野鸡。”在这两句诗中,诗人又抒发了自己对亲朋友人的殷殷深情。一方面李商隐对于令狐楚邀其入幕,并且可能导致从此仕途通达,是极感兴趣的;但另一方面,他对亲人特别是母亲,还有弟妹及其他亲朋也是十分眷恋的,因此才拖延了入幕的时间。以上李商隐在对待亲情和仕宦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便是这首诗后两句的创作思想基础。他既为自己能大展宏图而兴奋不已,同时亦情不自禁地沉缅于天伦之乐和友情相聚之中,故人还未到兴元,就在诗中流露出浓厚的乡情了。
这首诗在艺术上可以说很有李商隐初期诗作秾丽挺拔的特色。在叙述离情别意之时,这首诗同其他不少离别诗有较多的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叙述离情别意时能够做到豁达而不过于伤感缠绵,同时还杂揉进富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故事,显得颇为飘逸别致。
此词里描写了沦陷区的荒凉景象和敌人的骄横残暴,抒发了反对议和的激昂情绪。
上阕,描写江淮区域宋金对峙的态势。“长淮”二字,指出当时的国境线,含有感慨之意。自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与金国和议成,立盟书,约以淮水中流画疆”(《宋史·高宗纪》)。昔日曾是动脉的淮河,如今变成边境。这正如后来杨万里《初入淮河》诗所感叹的:“人到淮河意不佳”,“中流以北即天涯!”国境已收缩至此,只剩下半壁江山。极目千里淮河,南岸一线的防御无屏障可守,只是莽莽平野而已。江淮之间,征尘暗淡,霜风凄紧,更增战后的荒凉景象。
“黯销凝”一语,揭示出词人的壮怀,黯然神伤。追想当年靖康之变,二帝被掳,宋室南渡。谁实为之?天耶?人耶?语意分明而着以“殆”、“非”两字,便觉摇曳生姿。洙、泗二水经流的山东,是孔子当年讲学的地方,如今也为金人所占,这对于词人来说,不禁从内心深处激起震撼、痛苦和愤慨。自“隔水毡乡”直贯到歇拍,写隔岸金兵的活动。一水之隔,昔日耕稼之地,此时已变为游牧之乡。帐幕遍野,日夕吆喝着成群的牛羊回栏。“落日”句,语本于《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更应警觉的是,金兵的哨所纵横,防备严密。尤以猎火照野,凄厉的笳鼓可闻,令人惊心动魄。金人南下之心未死,国势仍是可危。
下阕,抒写复国的壮志难酬,朝廷当政者苟安于和议现状,中原人民空盼光复,词情更加悲壮。换头一段,词人倾诉自己空有杀敌的武器,只落得尘封虫蛀而无用武之地。时不,徒具雄心,却等闲虚度。绍兴三十一年的秋冬,孝祥闲居往来于宣城、芜湖间,闻采石大捷,曾在《水调歌头·和庞佑甫》一首词里写道:“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但到建康观察形势,仍感报国无门。所以“渺神京”以下一段,悲愤的词人把词笔犀利锋鋩直指偏安的小朝廷。汴京渺远,何时光复!所谓渺远,岂但指空间距离之遥远,更是指光复时间之渺茫。这不能不归罪于一味偷安的朝廷。“干羽方怀远”活用《尚书·大禹谟》“舞干羽于两阶”故事。据说舜大修礼乐,曾使远方的有苗族来归顺。词人借以辛辣地讽刺朝廷放弃失地,安于现状。所以下面一针见血揭穿说,自绍兴和议成后,每年派遣贺正旦、贺金主生辰的使者、交割岁币银绢的交币使以及有事交涉的国信使、祈请使等,充满道路,在金受尽屈辱,忠直之士,更有被扣留或被杀害的危险。即如使者至金,在礼节方面仍须居于下风。岳珂《桯史》记载:“……礼文之际,多可议者,而受书之仪特甚。逆亮(金主完颜亮)渝平,孝皇(宋孝宗)以奉亲之故,与雍(金世宗完颜雍)继定和好,虽易称叔侄为与国,而此仪尚因循未改,上(孝宗)常悔之。”这就是“若为情”——何以为情一句的事实背景,词人所以叹息痛恨者。“闻道”两句写金人统治下的父老同胞,年年盼望王师早日北伐收复失地。“翠葆霓旌”,即饰以鸟羽的车盖和彩旗,是皇帝的仪仗,这里借指宋帝车驾。词人的朋友范成大八年后使金,过故都汴京,有《州桥》一诗:“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曾在陕西前线战斗过的陆游,其《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一诗中也写道:“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皆可印证。这些爱国诗人、词人说到中原父老,真是同深感慨。作者举出中原人民向往故国,殷切盼望复国的事实,就更深刻地揭露偏安之局是多么违反人民意愿,更使人感到无比气愤的事。结尾三句顺势所至,更把出使者的心情写出来。孝祥伯父张邵于建炎三年使金,以不屈被拘留幽燕十五年。任何一位爱国者出使渡淮北去,就都要为中原大地的长期不能收复而激起满腔忠愤,为中原人民的年年伤心失望而倾泻出热泪。“使行人到此”一句,“行人”或解作路过之人,亦可通。北宋刘潜、李冠两首《六州歌头》,一咏项羽事,一咏唐玄宗、杨贵妃事,末皆用此句格。刘作曰“遣行入到此,追念痛伤情,胜负难凭”;李作曰“使行人到此,千古只伤歌,事往愁多”。孝祥此语大概亦袭自前人。
纵观全词,上阕又可各分为三小段,作者在章法上也颇费心思。宴会的地点在建康,词人唱出“长淮望断”,他不让听者停留在淮河为界的苦痛眼前现实,而且紧接着以“追想当年事”一语把大家的心绪推向北方更广大的被占区,加重其山河破碎之感。这时又突然以“隔水毡乡”提出警告,把众宾的注意力再引回到“胡儿打围涂塘北,烟火穹庐一江隔”(张孝祥《和沈教授子寿赋雪》诗句)的现实中来。一阕之内,波澜迭起。换头以后的写法又有变化。承上阕指明的危急形势,首述恢复无期、报国无门的失望;继斥朝廷的忍辱求和;最后指出连过往的人(包括赴金使者)见到中原遗老也同样悲愤。这样高歌慷慨,愈转愈深,不仅充分表达了词人的无限悲愤之情,更有力地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据南宋无名氏《朝野遗记》说:“歌阕,魏公(张浚)为罢席而入”,可见其感人之深。
这首词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词人“扫开河洛之氛祲,荡洙泗之膻腥者,未尝一日而忘胸中”的爱国精神。正如词中所显示,熔铸了民族的与文化的、现实的与历史的、人民的与个人的因素,是一种极其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一旦倾吐为词,发抒忠义就有“如惊涛出壑”的气魄(南宋滕仲固跋郭应祥《笑笑词》语,据称于湖一传而得吴镒,再传而得郭)。同时,《六州歌头》篇幅长,格局阔大。多用三言、四言的短句,构成激越紧张的促节,声情激壮,正是词人抒发满腔爱国激情的极佳艺术形式。词中,把宋金双方的对峙局面,朝廷与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加以鲜明对比。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宏观历史画卷,强有力地表达出人民的心声。就像杜甫诗历来被称为诗史一样,这首《六州歌头》,也完全可以被称为词史。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
《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是纳兰性德悼亡词中的代表作。其悼亡词有四十首之多,皆血泪交溢,语痴入骨。此词尤称绝唱。词从空阶滴雨,仲夏葬花写来,引起伤春之感和悼亡之思;又以夜台幽远,音讯不通,以至来生难期,感情层层递进,最后万念俱灰。此生已矣,来世为期?全词虚实相间,实景与虚拟,所见与所思,糅合为一,历历往事与冥冥玄想密合无间。纳兰词“哀感顽艳”、“令人不能卒读”,于此可见一斑。
词起得突兀:“此恨何时已?”此乃化用李之仪《卜算子》词“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成句,劈头一个反问,道出词人心中对卢氏之死深切绵长、无穷无尽的哀思。作者既恨新婚三年竟成永诀,欢乐不终而哀思无限;又恨人天悬隔,相见无由,值此亡妇忌日,这种愁恨更有增无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句,更渲染出悼亡的环境氛围。“滴空阶”二句,化用温庭筠《更漏子》下阕词意,温词曰:“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能清晰听到夜雨停歇之后,残雨滴空阶之声的人,一定有着郁闷难排的心事,温飞卿是为离情所苦,纳兰容若则为丧妻之痛,死别之伤痛自然远过于生离,故其凄苦更甚。卢氏死于农历五月三十日,此时已是夏天,争奇斗艳的百花已大都凋谢,故称“葬花天气”。此处有两措辞当注意:其一明属夏夜,却称“寒更”,此非自然天气所致,乃寂寞凄凉之心境感受使然;其二是词人不谓“落花”,而称“葬花”,“葬”与“落”平仄相同自非韵律所限。人死方谓“葬”,用“葬”字则更切合卢氏之死,如春花一样美艳的娇妻,却如落花一样“零落成泥碾作尘”。如今之“葬花天气”,妻死整整三年,仿佛大梦一场,但果真是梦也早该醒了。“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二句承上句来,人间无味,倒不如一抔黄土,与人世隔开,虽觉冷清,却能将愁埋葬。夜台,即墓穴。埋愁地,亦指墓地。卢氏葬于玉河皂荚屯祖茔。“钗钿约,竟抛弃”二句,再从自身痛苦生发,谓你因觉人间无味而撒手归去,却不顾我俩当年白头到老的誓言,竟使我一人痛苦地生活在人间。古时夫妇常以钗钿作为定情之物,表示对爱情的忠诚。钗为古代妇女的首饰之一,乃双股笄,钿,即金花,为珠宝镶嵌的首饰,亦由两片合成。上片写词人对亡妇的深切怀念。
下片开头,词人期望能了解卢氏亡故以后的情况。这当然是以人死后精神不死,还有一个幽冥的阴间世界为前提的。此亦时代局限使然,也未尝不是词人的精诚所至,自然无可厚非。“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依?”“重泉”,即黄泉,九泉,俗称阴间。双鱼,指书信。古乐府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之诗,后世故以双鲤鱼指书信。倘能与九泉之下的亡妻通信,一定得问问她,这几年生活是苦是乐,他和谁人伴。此乃由生前之恩爱联想所及。词人在另两首题为《沁园春》的悼亡词中也说:“记绣榻闲时,并吹红雨;雕栏曲处,同倚斜阳。”又曰:“最忆相看,娇讹道字,手剪银灯自泼茶。”由生前恩爱,而关心爱人死后的生活,钟爱之情,可谓深入骨髓。词人终夜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欲以重理湘琴消遣,又不忍听这琴声,因为这是亡妻的遗物,睹物思人,只会起到“举杯消愁”“抽刀断水”的作用,而于事无补。湘弦,原指湘妃之琴。顾贞观有和性德《采桑子》云:“分明抹丽开时候,琴静东厢,……孤负新凉,淡月疏棂梦一场。”由此可以看出卢氏在日,夫妇常在东厢理琴。理琴,即弹琴。捎信既难达,弹琴又不忍,词人只好盼望来生仍能与她结为知己。据叶舒崇所撰卢氏墓志,性德于其妻死后,“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多。”词人不仅把卢氏当作亲人,也当成挚友,在封建婚姻制度下,这是极难得的。词人欲“结个他生知己”的愿望,仍怕不能实现:“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词人甚至担心两人依旧薄命,来生的夫妻仍不能长久。缘悭,指缘份少;剩月零风,好景不长之意。读词至此,不能不使人潸然泪下。新婚三年,便生死睽隔,已足以使人痛断肝肠,而期望来生也不可得,这个现实不是太残酷了吗?在封建制度下,婚姻不以爱情为基础,故很少美满的,难得一两对恩爱夫妻,也往往被天灾人祸所拆散。许多痴情男女,只得以死殉情,以期能鬼魂相依。词人期望来生再结知己,已是进了一步。但又自知无望,故结尾“清泪尽,纸灰起”二句,格外凄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