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诗的首联描绘作者黄昏时节初入太湖所见，颔联描绘进入湖心，银光撒满湖面，碧波粼粼，颈联写诗人面对此美景良宵，趁案头的官府文书不存在，何不开怀畅饮，吟咏赋诗，何其潇洒畅快；尾联写诗人竟留连不返，夜宿湖边。全诗境界壮阔，色彩明丽，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太湖夜色的优美，令人赏心悦目。
这首诗的首联写向晚之景，颌联写月出之景，从中所透露出的是时间的推移，是欢乐时光的疾速飞驰。向晚时分，水天一色，幽静沉碧，树影交替叠映着霞光，深浅斑驳。不知不觉再抬头望向窗外时，“浮光跃金， 静影沉璧”，月华流素，跃动在千顷冷波上，映照得水面如同飘扬的白练。岸边橘树千万株，橘树上的橘子在霜降之后个个圆润饱满，色泽金黄，仿佛镀上了一层金粉。这两句中都写到了树，然而情态却是大不相同，前者是黄昏时分的树，影叠霞光是光影交替的朦胧之美。而后者是月光下的橘树，黑暗中擎起一只只橘子，仿佛挂着无数只散发着暖黄灯火的灯笼，饱和的色彩透露出的是热闹繁华之美。“万株金”的橘树，昭示着宴乐已经进展到欢腾的高潮了。
颈联诗人并没有直接描写宴会的场景，而是表达了自己的心志：幸好没有公文案牍劳我形体，何妨一醉而归？即便处处笙歌，我仍要放声吟诗明志。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写道：“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诗人却反其意而行，无案牍之劳形，但需吟诗与丝竹相伴相映，可见诗人沉醉在欢乐之中，春风得意之感已跃然纸上。
“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以“十只画船”写出宴乐场面之宏大，以“何处宿”“太湖心” 写出宴乐之尽兴忘归。诗人以“宿湖中”为题，却只在最后一联中点题，给人以恍然之感，原来这“宿湖中”非是苏东坡泛赤壁之上，也非杜甫驾船漂流于潇湘之中，而是欢宴未尽，暂宿湖上之意，颇有“夜未央”的狂欢意味。
作者是唐末五代时人，此诗应该作于唐亡后。作者寄居在他乡，半夜被雨声惊醒，不复能寐，感怀身世而后作。
起句直接点题。半夜下起雨来，作者睡不着，起来打开了门。用了“离人”，“独”这样的字眼，预先铺陈。承句开始写景。外面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故乡的田园应该都荒芜了吧，往故乡的方向望去，只能看到被雷电照亮的山。这一句尤为动人，在于前后两句一虚一实，对比强烈，故国桑麻是想象中的景，是梦中的家园，雷电前山是眼前的景，也是严酷寂寥的现实。
转句着力写雨。雨透过槐树，细细的滴在地上，淅淅沥沥的声音。此句转的妙，不再接着上句写雨景，而是描写雨的情态声音，避免堆砌，而且这句把雨写的缠绵，气氛烘托的非常寂寞冷清。合句收尾点出了愁绪，抒发感慨。也许明月也是满面愁容吧。古来写雨的诗很多，大多是是感怀身世，比如 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 之类。
这首诗把雨描写的很细腻，有意境，让人很容易陷入作者描绘的雨景，感受他有家难回，离乡背井的无奈。另外，这首诗的遣词造句很有技巧。比如桑麻荒旧国，用的是倒装，一方面是为了押韵和对仗，另一方面是意思上的对照，故国对前山，桑麻对雷电，很明显的虚实对比。
这是一首伤春诗，实质上却在感伤时势，表现出作者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全篇雄浑沉郁，忧愤深广，跌宕起伏，深得杜诗同类题材的神韵。
首联“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二句，上句是因，下句是果。采用借古喻今的手法，直叙国事的危急。上句“庙堂无策可平戎”，是说朝廷对于金兵的侵略不能也不敢抵抗，下句“坐使甘泉照夕烽”，是以汉代匈奴入侵，晚间烽火一直照到甘泉宫，来表示由于南宋统治集团的不抵抗，因此使得金兵长驱直入，从边境到达内地。这两句感叹朝廷无策抗金，直将矛头指向皇帝，此为首顿。
颔联“初怪”二句，承上直写南宋小朝廷狼狈逃奔的可悲行径，把“坐使甘泉照夕烽”具体化。对这种敌人步步进逼、朝廷节节败退的局面，诗人忧心如焚，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而国势却如此危急，就更增加了诗人的伤感。这两句以“初怪”、“岂知”的语气，造成更强烈的惊叹效果，显得感情动荡，表达了局势出人意料之外的恶化，流露了诗人对高宗的失望之情，再次跌宕。
颈联“孤臣”二句，是借用李白和杜甫的名句，直接抒发感慨，扣着题目写“伤春”。“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上句写伤，下句写春，由“每岁烟花一万重”的春，引起“孤臣霜发三千丈”的伤。作者用“孤臣”自指，一是表示流落无依，二是表示失去了皇帝。诗人把“白发三千丈”与“烟花一万重”两句李白，杜甫的名句合为一联，对仗贴切、工整，表现了诗人伤时忧国的感情。杜甫有诗说：“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至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陈与义在别的诗中也说：“天翻地覆伤春色。”都是由春光烂漫与家国残破的对比之中，产生了莫大的忧伤。这也可以看出陈与义学习杜甫与江西诗派的不同之处。杜甫伤春，一方面说“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一方面说“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尽管为外族的入侵深深地忧虑，但还是相信国家终究是会恢复的。陈与义在这首《伤春》诗中，也从“万方多难”的现状中看到了希望。
尾联 “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二句，落笔很有力量。诗人对向子諲是歌颂的，向子諲以疲惫、力弱的部队，敢于冒犯野兽一般的金国侵略军的锋锐之气，是具有爱国精神和牺牲精神的。诗人在这里显然是以在长沙的向子諲与在“庙堂”的当权派作对比，向子諲“疲兵敢犯犬羊锋”，而“庙堂”都是“无策可平戎”。所以对向子諲的歌颂，就包含了对“庙堂”当权派的批判。“疲兵敢犯犬羊锋”，不仅笔调苍凉悲壮，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向子諲卫国精神的无限崇敬之情。“敢犯”二字，气势凌云。诗人用“稍喜”二字就表明了他的讥讽的意图。“稍喜”并不是说向子諲的抗金值不得大喜，而是说在“庙堂无策可平戎”的局面下，还有向子諲的“疲兵敢犯犬羊锋”，使人看到了—线希望，在忧伤之中带来了一点欣慰。
这首诗作也深刻地反映了南宋前期战乱动荡的社会现实。诗中一方面对南宋朝廷不采取抵抗政策，一味退却逃跑，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另一方面对向子諲等官兵纷起抗敌的爱国壮举，进行热情地讴歌。这种鲜明的主战态度，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这首《伤春》体现了陈与义南渡后的诗风开始转变，能卓然成家而自辟蹊径。宋代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说陈与义“建炎以后，避地湖峤，行路万里，诗益奇壮。……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这些评语并非溢美之辞，而是符合南渡后陈与义的诗风特征的。“此诗真有杜忠”这是极有见地的。尽管诗人的爱国感情没有杜甫那样的深厚和强烈，但是在这首七律中显露出来的爱国情思，沉雄浑成的艺术风格，已经不是在形貌上与杜甫相似，而是在气味上逼近杜甫。
另外，整首诗雄浑沉郁、忧愤深广，也有“江西诗派”作品的影子，但又突破了江西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