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红叶青苔地，又是凉风暮雨天。” 这两句是说，青苔地上落满红叶，秋天的悲凉气氛，实令人不堪忍受，何况又是凉风劲吹，晚间落雨的天候。
“莫怪独吟秋思苦，比君校近二毛年。”可见因秋而思友，因秋而悲叹年华易逝，白发（二毛）将生，不觉距老年临近了（白居易长元稹七岁）。以景寓情，委婉含蓄，虽语调沉郁，却韵味有致。--引自李济洲编著之《全唐诗佳句赏析》。
此词起句显出一个失宠的宫女凄凉孤独的影子。“春又春”，重复的两个“春”字淡淡点出如水流逝的时光。春来了，春去了，草荣复枯，花谢花开，恍然中不知过了多少年月。春来了，万物复苏，生命蓬勃，可是失宠的女子只能独对凄然。春去复来，青春一去不再。“梦君恩”以下是对过去爱情的怀恋。前事历历，犹在眼前，卧思旧事，仍疑幻疑真。上片结尾两句写梦醒后的无望。由思而梦，由梦而疑，由疑而绝望泪下，她曲折幽微的心里被细致入微，层次分明地刻画出来。
哀情至此，似已无可深入。下片首句使女子长夜独泣的情景中脱离出来。宫门外的笙歌乐舞之声，是当年她也曾承欢侍宴的热闹繁华。霓裳如旧，丝竹依然，而一切已不属于她。她在重重宫门的这边，在君王早已忘却的深院里。君恩一断，咫尺天涯。这种对比是不堪体会的：昔日的承宠与今日的落寞，彼处的歌舞繁华与此地的凄清萧索。见此闻此之下，是一种极致的入骨凄凉。失宠的宫人，在强烈对比中，伤痛无奈之情又深了一层。
芳草接天，春色寂寂，又是一年无望的等待。与上片“春又春”相应，不能不担心她年华永逝。纵能如陈皇后以千金买赋，恩情亦无法换回。独倚长门，满怀的是无可解释的绝望与无奈。天下之大，宫墙之深，竟无一人可以共语，这份凄清，烘托到极致，更让读者看到一个茕茕孑立的女子，她的无助与哀伤。
尾句疏疏八字，凝聚的是深深浓浓的凄绝。白居易《后宫词》中说：“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诗中的宫女只是倚笼坐到明，而此词的女子又历尽了芳草斜阳，年复一年，迎来的仍是“宫殿欲黄昏”。五字平白，却令人眩目醉心，真如有黄昏的一阵风，吹遍荒凉。余韵悠然，低徊不已。
全首词一直在淡淡娓娓地叙下来，说幽宫，说寒夜，说梦醒衣湿，芳草连天，说宫殿黄昏，说万般惆怅；无掩饰，无刻意雕琢，只是坦白率真地洒落真情。一切出于自然却并不平淡无味，真情幽怨才意蕴动人。运密于疏，寓浓于淡是韦庄词的清艳绝伦之处。
这首诗含蓄蕴藉，境界高远，有雍容闲适之致。
首联描写在林塘消夏，荡涤了暑热烦闷，胸襟旷然如超脱于尘世之外的感受。颔联化用李白《襄阳歌》句意，感谢无价清风慷慨的赐与，且以悠闲度日作为最大的快乐，显示诗人心怀的淡泊。颈联写俯仰所见眼前景物，一为近景，一为远景，深含恬然自足、任随自然的人生哲理。尾联别出心裁，以“万柄莲香一枕山”作为清心澄怀的醒酒之物，见出诗人潇洒出尘的风致。抒发了诗人高尚清廉的情怀和超尘拔俗的思想情感。
《北塘避暑》首句擒题，交代了时间、地点，次句渲染极为幽静的自然环境，并以“旷然”一词挑明题旨，抒发其超尘拔俗的思想感情和正直清廉的高尚情操。
第二句用“如不在尘寰”比喻旷然之情，空灵飘逸。但作者犹嫌不足，在颔联中再进一步为“旷然”作注。在炎夏酷暑中，一般俗土，每喜以管弦消遣。但作者不借外物，只以沐浴清风自娱，悠然自得，摆脱了尘寰的炎热和烦恼。“清风”一词语意双关，又表明正直无私，两袖清风。这里用“能人敢议”的反诘句法，加强语气，著一“敢”宇，尤为雄健峭拔，与下旬“能”字对照，一个突兀而起，一个平平淡淡，起伏跌宕，足见诗人的功力。
颈联虚实并用，熔写景、抒情、说理于一炉。“水鸟得鱼”、“岭云含雨”，一近一远，一俯一仰，这是实写。“长自足”、“只空还”抒发作者感情，这是虚写。但细细品味，知其不唯写景抒情，还是以象征手法阐发人生哲理，所写之景不必是眼前实景。全联意谓要象水鸟那样“知足保和”，象岭云那样来去无心。亦即庄子所谓“至人无己，圣人无功，神人无名”的“无为”思想。不去追求功名利禄，外在的事物都是有限的；追求内在的精神品格，才是他要表现的主要思想，也是他能旷然自得的要源所在。据《宋史》本传，他屡次主动辞位，确能“长自足”。从他“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前后七十余疏”看，他也不薄事功。“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本是儒家传统思想。但韩琦如此，并不矛盾。
尾联是讲修养之法。韩琦不需要逃入酒乡以求忘忧，他酒醒之后，自有清心澄虑之物，即“万柄莲香一枕山”。这句衬托出他胸襟的清高脱欲。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