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士人君子要建立功名，侍奉主人，既然被称作知己，那就应当竭尽智谋，诚恳地加以劝告，巧妙地加以开导，在祸患还当显露时就消除它。在动乱发生之前保住社会的治安，使自己不受损害，主人没有危险。活着是著名的忠臣，死后做高尚的鬼魂，流芳百世，照耀史册，这才是完美的士人。如果遇到知己，不能拯救危难于动乱之前，而在事情失败之后才去献身自尽，沽名钓誉，迷惑世人，夸耀于社会，这在君子看来，都是不足取的。
我曾经因此评论过豫让。豫让做智伯的家臣，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豫让为他报仇，名声显赫，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忠臣义士的。唉！豫让的死当然可以称为忠了，可惜，在怎样死的方式上还有不忠的表现。为什么呢？看他漆身吞炭，对他朋友说：“我做的事情都特别难，我是想用这种做法使天下后世做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这能说他不忠吗？等看到他连续三次跳起来，用剑来刺赵襄子的衣服，赵襄子责备他不为中行氏而死，却单单为智伯而死的时候，豫让回答说：“中行氏像对待一般人那样对待我，所以我就要像一般人那样去报答他；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所以我就要像国士一样报答他。”就此而论，豫让就有不足之处了。
段规侍奉韩康子，任章侍奉魏献子，并没有听说待他们如同国士，可是段规、任章却尽力劝说他们的主人顺从智伯的无理要求，割给智伯土地，使他志气骄盛。从而使他更快地灭亡。郗疵侍奉智伯，智伯也没有待他如同国士。可是郗疵却能洞察韩、魏的企图来劝谏智伯。虽然智伯不采纳他的意见以至于灭亡，但是郄疵的智谋忠告，已经是无愧于心了。
豫让既然自己认为智伯待他如同国士了，所谓国士，是为国家济困扶危的人。当智伯对土地贪得无厌之日，放纵情欲，荒淫暴虐之时，作为豫让，正应竭力来尽自己的职责，耐心地劝谏自己的主人说：“诸侯大夫应各自安心守着自己分内的土地，不要互相侵夺，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如今，无缘无故地向人家索取土地，人家不给，就要产生忿恨之心；人家给了，就产生骄横之心。忿恨必然会引起争斗，争斗必然会失致；骄横必然傲视一切，傲视一切必然导致灭亡。’非常耐心诚恳地劝谏，一次不听，再来第二次，第二次不听，再来第三次，第三次劝谏还不听从，再把那伏剑而死的行动安排在这个时候。这样一来，智伯虽然顽固愚昧，但受至诚之心的感动，也许会重新醒悟，从而与韩、魏讲和，解除赵国的围困。保全智氏的宗族，使他们能香火不断，延续不绝。假如这祥，豫让即使死了也像活着一样，难道不胜过斩衣然后自杀吗？豫让在那时，甚至连一句开导主人，使他醒悟的话都没说。看着智伯的危亡，就像越人远远地看秦人的肥瘦一样。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的报答竟然能像这个徉子吗？直到智伯已死，豫让才压抑不住愤怒的血气，甘心情愿地加入刺客的行列，这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
虽然这样，但用国士的标准来评价豫让，豫让的确是不配的了。可是同那些早晨还是仇敌，晚上就变成了君臣，厚着脸皮自以为得意的人相比，他们算得上罪人了。唉！
注释
豫让：战国晋人，生卒年不详；为晋智瑶（即智伯）的家臣，赵、韩、魏共灭智氏后，曾入赵襄子宫中刺杀襄子，被俘获。后豫让改名换姓，以漆涂身，吞炭使自己变哑，改变形象，谋刺赵襄子，又被捕，伏诛前，求得赵襄子衣服，拔剑三跃呼天击之，遂自杀。事见《战国策·赵策一》。名：声称，称说。
知己：谓了解、赏识自己。
善道：善加诱导。
销患：消除祸患。
未形：指祸患还没有形成。
保治：进行治理以使安定。
未然：未能如此。此二句谓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就消除它，在天下尚未安定时进行治理。
俾：使。
身全：生命得以安全。
主安：主人平安。
上鬼：上等之鬼。
垂光：比喻流传美名。
简策：即简册，本指编连的竹简，后代指史籍。
捐躯殒命：谓献出生命。
钓名沽誉：即沽名钓誉，谓有意做作或用某种手段猎取名誉。
眩世骇俗：谓欺骗、迷惑世俗。眩，欺编。骇，夸惑。
臣事：以为臣的道理和本分来事奉。
智伯：春秋时晋卿。亦作知伯。名智瑶，亦作知瑶。
赵襄子杀智伯：赵襄子：春秋时晋大夫，名赵无恤，晋的执政大臣。晋定公时（公元前—前），赵、魏、韩、智氏、范氏、中行氏等六家贵族，基本上分割肢解了晋公室，同时六家之间的争夺也很激烈。公元前年，范昭子（范吉射）和中行文子（荀寅）失败后逃离晋国，其地为赵、韩、魏及智伯瓜分。公元前年，智伯联合韩、魏攻赵。赵襄子接受谋臣张孟谈的建议固守晋阳。智伯和韩、魏联合围攻了三年多，无法攻下。赵襄子派张孟谈潜出城，对韩宣子、魏献子说明赵亡之后，智氏必灭韩、魏的利害关系。韩、魏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与赵联合，一举消灭智氏，杀死智伯。
烈烈：形容显著貌。
愚夫愚妇：泛指普通老百姓。
处死之道：处理死的方式、方法。
愧：使动用法，使之惭愧。
中行氏：中行为复姓，春秋时晋侯作三行川御敌，荀林父将中行，后遂以为姓。此指晋卿荀寅，晋顷公时为下卿，后奔齐，卒谥文。
段规：战国时韩人。
韩康：韩康子。智伯索地于韩康子，段规劝给予，以骄其志，俟后收拾之。
任章：春秋战国时魏国人，曾为灭晋出谋划策。
魏献：春秋战国时晋国的卿，名魏驹，一称桓子。智伯索地于魏桓子，桓子不与，任章规劝给之以骄其志，俟后图之。
郄疵之事智伯：郄疵：春秋战国时晋人。据载，智伯率魏之兵围攻赵国，郄疵劝智伯说，从韩魏攻赵，赵亡，灾难必及韩魏，韩魏必反。智伯不听。事见《战国策·赵策一》。
请地：要求割地。
无厌：没有满足。
宜：应该。
陈力就列：谓在自己所任职位上格尽职守。
谆谆然：形容忠诚恳切貌。
再：二次。
伏剑：以剑自刎。
顽冥不灵：谓愚钝无知。
庶几：犹或许，也许。
斩衣而死：赵襄子出外，豫让暗伏桥下，谋刺赵襄子，没有成功。被捕后，求得赵襄子衣服，“拔剑三跃，呼天击之”，然后自杀。
开悟：开导以使醒悟。
肥瘠：即胖瘦。因古时秦国与越国相距甚远，故谓。
曾：竟然。
若是：如此，像这样。
不胜：不克制。
血气：指感情。
悻悻：形容刚惶自傲貌。
虽然：即使如此。
固：原本。
当：充当，担任。
腆然：形容厚颜貌。
自得：自己感到得意。
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
豫让，战国时晋人，先为晋大臣范氏、中行氏的家臣，赵简子灭范氏、中行氏后，改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赵襄子（赵简子之子）灭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逃往山中，改名换姓，立誓“我必为报仇”他一次行刺未成功，于是以漆涂身，改变形貌，又吞下炭块，使声音变哑。第二次埋伏在桥下行刺赵襄子，仍未成功，被捕，自杀而死。事见《史记·刺客列传》。这篇文章即是方孝孺对豫让的评价。
这首词虽然是容若无聊之时所写，但所写的内容依然离不开一个“愁”字。“晚来风起撼花铃，人在碧山亭。”在夜晚起风的时候，吹动了护花铃铛，在碧山亭里的人听到了这铃声。远山之中，小小的亭子中，站着一个满怀愁绪的人。他独自想着心事，忽然听到风吹动铃铛，发出声响。那声响如此孤寂，简直要比独站山中还要孤寂。
这是容若心事的开头，他站于亭子中央，沉默望山，郁郁往事缠绕在容若心头，无法散去。本就十分忧愁，偏偏还听到了那孤寂的铃声，更是愁上添愁，更何况这山中的泉水声、雨声相互夹杂，混杂到一起，更是让人不忍去听。
“愁里不堪听，那更杂、泉声雨声。”这是一句写实的词句，更是一句无可奈何的阐述。但是词人却无处可躲，世界之大，无处清静。容若有着独一无二的才华，他的故事广为流传。但他不为所累，想要遗世独立，可是照此看来，他如何能够独立，所谓的独立，不过是出世者自说自话的一个圆满的谎言罢了。
容若这首词，上片是写山间声响，下片则是开始了对现实的抒情。“无凭踪迹，无聊心绪，谁说与多情。”自己的心究竟能告诉谁。“无聊心绪”，一个才华横溢的词人，一个天真忧郁的男子，在最好的年华，却是已经往事萦怀。
只怕只有这世间难得的真情，会让他动心，在春日里，容若只身立于山中的亭子下，看着远山，听着寂寞的声响，伤怀。仅此而已。容若就是这样，简单地生活着，无论是快乐还是忧伤，都不需要理由。
“梦也不分明，又何必、催教梦醒。”这份忧伤或许入梦可以缓解，但是那山中的响声，又生生地将梦叫醒。找不到一个毫无烦忧的地方，这也是纳兰疑惑的地方。
这是一首写景的七言诗，表现了暮春时节的景象和诗人的感受。
诗的前两句写景为主，后两句由景生情，抒发了自己的生活态度和追求。花落了虽又重开，燕子离去了还会回来，然而那眷恋春光的杜鹃，却半夜三更还在悲啼，不相信东风是唤不回来的。 诗中的“落更开”描述了三月的花谢了又开，表现了春光未逝；“燕飞来”描述了低矮的屋檐下有燕子飞来飞去，表现了春光生机犹在写出了暮春景象：春光未逝，生机犹存的特点。
后两句以拟人的手法来写了杜鹃鸟，塑造了一个执着的形象，借此表现自己留恋春天的情怀，字里行间充满凄凉的美感。东风就是指春风，子规，杜鹃鸟经常在暮春啼叫。诗人用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来表达竭尽全力留住美好时光的意思，既表达珍惜的心情，又显示了自信和努力的态度。表现了自己顽强进取，执着追求美好未来的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精神。
这首诗的子规（杜鹃）与以往大部分诗里借喻哀伤，凄切的含义较不相同，带有比较积极的意义。
这首咏蝶诗体物入微，描摹传神，是一首难得的佳作。
诗的前六句，诗人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素蝶的动人形象。这些诗句犹如电影中的镜头，伴随着由绿蕙、青薇、阳光、春风、红花、碧树组成的背景的不断转换，展示出了素蝶轻盈飘然、千姿百态的身影。不仅如此，诗人在表现素蝶时，还融人了感情色彩，既写它飞花舞叶的喜悦，也写它映日顺风的欢快，更写它受鸟雀追逐的悲哀，从而赋予了素蝶栩栩如生的神情。这些传神的描摹，固然得之于表现手法的精巧，但若诗人不作细致的观察，不作设身处境的体验，恐怕不可能如此形神俱妙地将素蝶的风姿表现出来。
但如果仅止于此，那也不过是一幅蝴蝶写生而已，然而诗人并没有只停留在对素蝶作穷形尽相的描摹，，而是在动态描写中进步一写出了蝶蝴的“命运”。不要看它是一只蝴蝶，它同样有悲欢，有升沉，有追求。它要随蜂避雀，要映日因风，有“争起”的奋斗，也有“共归”的退隐，在花中叶际穿来飞去，归宿到底何在呢。“芳华幸勿谢，嘉树欲相依”二句，进一层展示了它的情感，诗句以素蝶自诉的口吻诉说希望百花不要凋零。这一感情的表白，透露出了素蝶内心对未来的不安以及对生命的追求，全诗由此而更显蕴藉深厚。同时，在这两句中诗人假托蝴蝶的口吻，对蝴蝶的前途给出了答案：它所向往的是一株花繁叶茂、生机无限的“嘉树”以求庇护依托。因此也可以懂得为什么诗人钟情于“素蝶”而不是“彩蝶”。显然，“素蝶”是一种象征。“素”既表示品格高洁，又暗示命运坎坷。它不能象彩蝶那样风云际会，洋洋得意，而必须寻求一个有力的保护者才有前途。刘孝绰的一生并不平坦。“前后五免”，多次遭受打击。这首《咏素蝶诗》或许就是他的一种自我表白。
沈祥龙曾指出：“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联系诗人刘孝绰的生平，当可看出，此诗并非泛泛咏蝶之作，而寄寓了诗人的身世之感。据《南史·刘孝绰传》记载，孝绰自小聪颖异常，颇得梁武帝萧衍及昭明太子萧统的推重。然其为人好仗气负才，有不合意，便极言诋訾，由是与世乖仵，一生宦途屡起屡蹶，最后以“坐受人绢一束，为饷者所讼，左迁信威临贺王长史，晚年忽忽不得志”。于此诗中，诗人一方面借洁白的蝴蝶以表示自己品质的高尚与纯洁，一方面借蝶之口表示自己在遭受到多次沉浮之后，依然对仕宦的渴望与追求。然而诗人索物寄意，已将物象与意念融合为一体，故既得题中之精蕴，又有题外之远致，读者或作咏蝶欣赏，或作寄慨体味，均可感其妙，这正是一般咏物诗所难以企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