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写景诗，但诗中又通过晚望折射出主人公一定的心境。

　　“春庭聊纵望，楼台自相隐。”一个聊字点出了诗人初登楼台百无聊赖的精神状态，接着是纵望所见的景物：“窗梅落晚花，池竹开初笋。

　　“窗外落梅，池边春笋。”正是冬尽春来的象征。面对这春天滋育出来的新鲜生命，诗人怎能不心荡神骀！这时，诗人耳边又响起泉水潺潺的声音，顿时联想到它飞溅时的汹涌，又不禁领受到高山在旁的飘渺之感，整个精神世界为之一振。

　　于是引发出一声感叹：“不愁花不飞，到畏花飞尽。”花开花落周而复始，本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因而并不愁；但到“花飞尽”的时节，不仅意味着万木凋零，而且具有一去不复返的意思。

　　这样，诗人的“畏”也就不仅仅是惜春伤时，而且带有对有限人生的深沉感伤。此诗在处理内在心理节奏上很有特色，堪称佳作。

　　这首诗写在淮西大捷后作者随军凯旋途中。钱钟联《集释》系此诗于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当时唐军抵达潼关，即将向华州进发。作者以行军司马身份写成此诗，由快马递交华州刺史张贾，一则抒发胜利豪情，一则通知对方准备犒军。所以诗题“先寄”。“十二”是张贾行第；张贾曾做属门下省的给事中。当时中书、门下二省官员通称“阁老”：又因汉代尊称州刺史为“使君”，唐人沿用。此诗曾被称为韩愈“平生第一首快诗”（蒋抱玄），艺术上显著特色是一反绝句含蓄婉曲之法，以劲笔写小诗，于短小篇幅见波澜壮阔，是唐绝句中富有个性的佳作。

　　头两句写凯旋大军抵达潼关的壮丽图景。“ 荆山”一名覆釜山，在今河南灵宝境内，与华山相距二百余里。华山在潼关西面，巍峨耸峙，俯瞰秦川，辽远无际；倾听黄河，波涛澎湃，景象异常壮阔。第一句从荆山写到华山，仿佛凯旋大军在旋踵间便跨过了广阔的地域，开笔极有气魄，为全诗定下了雄壮的基调。清人施补华说它简劲有力，足与杜甫“齐鲁青未了”的名句媲美，是并不过分的。对比一下作者稍前所作的同一主题的《过襄城》第一句“郾城辞罢辞襄城”，它与“荆山”句句式相似处是都使用了“句中排”（“郾城——襄城”；“荆山——华山”）重叠形式。然而“郾城”与“襄城”只是路过的两个地名而已；而“荆山”、“华山”却带有感情色彩，在凯旋者心目中，雄伟的山岳，仿佛也为他们的丰功伟绩所折服，争相奔来表示庆贺。拟人化的手法显得生动有致。相形之下，“郾城”一句就起得平平了。

　　在第二句里，作者抓住几个突出形象来描写迎师凯旋的壮丽情景，气象宏大。当时隆冬多雪，已显得“冬日可爱”。“日出”被采入诗中和具体历史内容相结合，形象的意蕴便更为深厚了。太阳东升，冰雪消融，象征着藩镇割据局面一时扭转，“元和中兴”由此实现。“潼关”古塞，在明丽的阳光下焕发了光彩，此刻四扇大开，由“狭窄不容车”的险隘一变而为庄严宏伟的“凯旋门”。虽未直接写人，壮观的图景却蕴含在字里行间，给读者留下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军旗猎猎，鼓角齐鸣，浩浩荡荡的大军抵达潼关；地方官吏远出关门相迎接；百姓箪食壶浆，载欣载奔，夹道慰劳王师。“写歌舞入关，不着一字，尽于言外传之，所以为妙”（程学恂《韩诗臆说》）。关于潼关城门是“四扇”还是两扇，清代诗评家曾有争论，其实诗歌不比地理志，是不必拘泥于实际的。试把“四扇”改为“两扇”，那就怎么读也不够味了。加倍言之，气象、境界全出。所以，单从艺术处理角度讲，这样写也有必要。何况出奇制胜，本来就是韩诗的特色。

　　诗的后两句换用第二人称语气，以抒情笔调通知华州刺史张贾准备犒军。潼关离华州尚有一百二十里地，故说“远”。远迎凯旋的将士，本应不辞劳苦。不过这话得由出迎一方道来，才近乎人情之常。而这里“莫辞迎侯远”，却是接受欢迎一方的语气，完全抛开客气常套，却更能表达得意自豪的情态、主人翁的襟怀，故显得极为合理合情。《过襄城》中相应有一句“家山不用远来迎”，虽辞不同而意近。然前者语涉幽默，轻松风趣，切合喜庆环境中的实际情况，读来倍觉有味。而后者拘于常理，反而难把这样的意境表达充分。

　　第四句“相公”指平淮大军实际统帅——宰相裴度，淮西大捷与他运筹帷幄之功分不开。“蔡州”原是淮西强藩吴元济巢穴。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十月，唐将李愬雪夜攻破蔡州，生擒吴元济。这是平淮关键战役，所以诗中以“破蔡州”借代淮西大捷。“新”一作“亲”，但“新”字尤妙，它不但包含“亲”意在内，而且表示决战刚刚结束。当时朝廷上“一时重叠赏元功”，而人们“自趁新年贺太平”那是胜利、自豪气氛到达高潮的时刻。诗中对裴度由衷的赞美，反映了作者对统一战争的态度。以直赋作结，将全诗一语收拢，山岳为何奔走，阳光为何高照，潼关为何大开，刺史远出迎候何人，这里有了总的答复，成为全诗点眼结穴之所在。前三句中均未直接写凯旋的人，在此句予以直点。这种手法，好比传统剧中重要人物的亮相，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

　　综观全诗，一、二句一路写去，三句直呼，四句直点，可称是用劲笔，抒豪情。由于它刚直中有开合，有顿宕，刚中见韧，直而不平，“卷波澜入小诗”（查慎行），饶有韵味。一首政治抒情诗，采用犒军通知的方式写出，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激情，非一般应酬之作所望尘莫及的了。

　　所谓“形胜地”，指的是“锦水居止”内外的形胜之地。就成都草堂本身的形胜看；它位置在“万里险西”与“百花潭北”之间，这一方面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万里之行，始于今日。”诸葛亮对费祎的送行辞似乎言犹在耳。另一方面勾起对民间习俗的雅兴，在四月十九日那天，成群的男女老少，来往于浣花溪边，尽情游宴。草堂的“柴门”前是不是停泊过东吴的客船，那“面水层轩”有没有反映着西山的雪影，看看那些“经霜老树”：童童青盖的“倚天柟树”、浓荫铺地的桤木、疏柯昂藏的苍松，等等，莫不洋溢着豪纵自然的风光和峻峭挺拔的气势。

　　其实，对草堂形胜的描绘，杜甫写《怀锦水居止二首》之前，曾推出一个特写镜头，即《绝句三首》其二云： “水槛温江口，茅堂石笋西。移船先主庙，洗药浣花溪。”王嗣奭说： “言草堂形胜，又思留住。”仇兆鳌亦说： “见成都形胜，而仍事游览也。”可见这块形胜之地，很值得“居止”。不过，在这诗里，王嗣奭也有未弄清之处： “但温江在成都西五十里，水槛亦不相及，不解所谓”（《杜臆》卷之六）。其所以“不解”，就在于他见木不见林，只看到草堂形胜，没有看到与之相连属的其他形胜之地。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杜甫具有“视通万里”的创作本领，善于在相距遥远的此岸与彼岸之间牵线搭险，塑造一个又一个的立体浮雕。这里，诗人巧妙地不仅把草堂形胜与成都形胜挂钩，同时又与蜀中一些形胜之地连在一起。水槛与温江相距不过“四五十里”，而“锦水居止”与之“相及”的就更加辽阔了： “西山白雪”与“锦城曛黄”遥遥相映， “巫峡水”与“锦江波”千里来相会。这是绝妙的蜀中形胜图。杜甫之所以念念不忘这些“形胜地”，其一的首二句揭示了严峻的重大因素。玄宗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后，唐代的历史由统一进入了分裂的时期。在这时期里，一些怀有野心的地方官吏，利用他们的地位，形成封建割据势力。这些地方割据势力，与朝廷之间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带来了大大小小的战乱不息，使人民处于一场浩劫之中。蜀中也不例外。

　　前人多认为：杜甫因崔旰乱蜀而怀思草堂。这是不错的。不过，倘若从诗中提到的“军旅”、“天险”、“雪岭”、“锦城曛黄”等句看，所谓“风尘战伐多”，显然不仅针对崔旰之乱而言，可以说此句概括了杜甫入蜀后所遭遇的各种战乱，似乎更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实际。例如，宝应元年（762年）年诗人在成都草堂写道： “戎马交驰际，柴门老病身。”“江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风起春城暮，高楼鼓角悲。”广德元年（765年）十月在阆州写道： “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街唯见哭，城市不闻歌。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永泰元年（765年）在云安写道： “万国皆戎马，酣歌泪欲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射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尤其值得注意的，跟《怀锦水居止二首》同时同地所作的《将晓二首》其一云： “巴人常小梗，蜀使动无边。”《杜诗详注》引黄鹤说：“‘巴人常小梗’，谓上元间，剑南东川节度兵马使段子璋反，伏诛。宝应初剑南西山兵马使徐知道反，伏诛。明年剑南西山兵马使崔旰反，杀成都节度使郭英义。”所谓“常小梗”与“战伐多”，正是同一含义的不同说法。此外，“常小梗”的“梗”，还应包括吐蕃。据《唐书·郭正一传》：“高宗召群臣问所以制戎？正曰：‘吐蕃旷年梗寇，师数出；坐费粮赀。”梗寇指强悍的吐蕃，所以赵次公解释“天险”为“忧吐蜀能犯蜀之险也”，解释“雪岭”为“吐蕃中山”（《九家集注杜诗》）。它是有一定依据的。观此可知，那些形胜之地面临如此频繁的各种战乱，使诗人牵肠挂肚。 “雪岭白”和“锦城黄”在诗人心灵上投下浓重的阴影。

　　杜甫对草堂有过多次的怀念。避乱梓州时，他深恐草堂遭到焚毁，焦虑着绿竹和小松难以成长；一旦战乱稍有平息，便在重返草堂途中，想象着如何过几天安定的生活。而这最后一次在云安的怀念，又比前几次的怀念内涵更加深刻得多；诗人似乎察觉到：日趋没落的唐帝国，对混乱的地方割据势力，已经难以控制了。蜀中“形胜地”无日不在战乱中受到严峻威胁。 “回首”固然“茫茫”，深重的灾难却依然蔓延。杜甫对草堂的怀念，不仅仅是对个人“居止”的依依眷恋，同时是对其他形胜之地的衷心爱护，这是诗人从另一角度来倾吐他一贯忧国忧民的深切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