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语言简单韵味亦不悠远的小诗，我们来看一下：
“东风吹雨晚潮生，叠鼓催船镜里行。” 飒飒的东风，吹来晚雨，江面上，晚潮新涨，而我们的作者，不知什么缘故，却要在天将暮的时刻，坐船出行。古代船起航的时候，船工也就是水手都要擂鼓助威，以壮声色，这不就在一连串重沓、急促的鼓声中，作者乘坐的航船分波开浪，行驶在明镜一般的江面上。
“底事今年春涨小？去年曾与画桥平。” 令人奇怪的是，站在船头看风景的作者，多少风光过眼，忽略不计，却偏偏注意上了今年的“春涨”，所谓“春涨”，就是春天的涨水，比如积雪融化，比如绵绵春雨——而且他不是一般性的注意到，而是精准的看到，今年的“春涨”却要比去年小，因为去年它们曾与画桥持平的，今年自然远低于画桥，而作者闹不清个中缘由，是故以“底事”这一设问性的词汇领起了后两句诗。 解读到这里，这首诗也就结束了，有什么很特殊的内涵吗？没有；有什么很悠远的余韵吗？也没有。那么它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呢？我个人以为，也许正体现在它的“无为而为”，作者不知何缘故有此一行，也许仅仅是坐船松散松散心情，因此行船当中，随便很普通的事情都可能引发他的极大兴趣，而他看到了，写下了，记入诗中，正可以体现天下万物莫不为诗材，有准备者随意点化，皆能使其散发韵味一二，纵不能成为经典，但忠实生活、写抒内心的目的却达到了，谁又能说这不是一首值得一读的小诗呢？ 是为诗解。
这首诗的前两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坚实有力，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是流传较广的名句。作者没有多用笔墨去铺叙事情的原委，一开始就用哲理性的诗句，雄辩地提出那种“无情”之辈未必是真正的豪杰，而“怜子”者倒完全可以是大丈夫。诗句有力地回击了那些抽象地玩弄“有情”、“无情”的论客，严正指出，以“无情”自嘘的人并不就是英雄，用攻击别人的“怜子”，以显示自己的“无情”更是卑鄙可笑。在鲁迅看来，是否英雄，不在于它是否怜子，而在于他对敌人是否无情。诗句，先用一个“未必”，否定了“无情”论者，又用一个“如何”，诘问攻击“怜子”者，使之无言以对。这两句诗，是对仗的写法，但不是情对，也不是景对，而是理对。它的哲理性很强。气势也很壮。鲁迅在当时的众矢飞射之下，理直气壮地热爱其子，并把这种感情泛而至于广大人民，并不失为丈夫本色，而那些标榜“无情”的人却跟豪杰一点也不沾边。诗人痛斥“无情”论者，没有回避“怜子”，相反地正以“怜子”来证明攻击者的卑鄙，这就完全取得了主动的地位。这两句诗语意深刻，对仗天成，有否定，有肯定，有判断，有诘问，毫不费力，轻而易举，使得讥讽者自讨没趣，本相毕露。
后两句“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把“怜于如何不丈夫”的句意，扩展开来，在生动的比喻中给攻击者以嘲笑和挖苦；把老虎虽猛也要怜子之意充分表现出来。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曾记述说：“海婴性格活泼，鲁迅曾对我说：这小孩非常淘气，有时弄得我头昏。他竟问我：爸爸可不可以吃的？我答：要吃也可以，自然是不吃的好。我听了一笑，说他正在幻想大盛的时期，而本性又是带神经质的。鲁迅颇首肯。后来他《答客诮》一诗，完全写出了这种爱怜的情绪。”
这首诗，作者鲁迅分别通过否定句、反问句、疑问句，完成了诗的“起”、“承”、“转”；诗的首句“无情未必真豪杰”采用了否定句，这在诗歌创作中并不常见，但直白易懂，起到了开宗明义的作用；第二句“怜子如何不丈夫”承接第一句，通过反问句式，在意思上更进一层，把“丈夫”与“怜子”联系起来。全诗的题旨更加具体显豁，范围由一般意义的“豪杰”缩小到有孩子的“丈夫”们；第三句干脆不再讲究委婉与周严，直接用“知否”打头，发出无可辩驳的质问——“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推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语气也更加坚定。“未必”、“如何不”、“知否”都有否定语，却使立论步步深入，也使感情越来越强烈，为最后一句的“合”做了充分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