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郑子玄，是丘长孺父子常在一起作诗论文的朋友。他的文章虽然不及丘长孺父子，但品德朴实而且有知羞耻的心，不愿去讲学，也是位可喜人物，所以喜欢他。他完全没有亲身见过颜回、曾参、子思、孟轲，也没有亲身见过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只看到今天讲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人，以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也确实像他们那样罢了，所以感到羞耻而不愿去讲学。不讲虽然是过错，但是使学者感到羞耻而不愿意去讲，以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如像这样而作罢，那么今天讲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道学家就该讨伐了。他以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这些人都是口里讲着道德而心里想着高官，志在成为巨富;既然已经得到高官，成为巨富，仍然照样讲着道德，说着仁义;又跟着对人乱嚷乱叫说：“我想要劝勉讽戒社会习俗。”他认为败坏社会风气的，没有能超过讲周敦颐、程颖、程颐、张载、朱熹的人了，所以更加不相信。不相信就不愿意讲。既然如此，不讲也就不是过错了。
黄生经过这里，刚从京城去长芦去打秋风又眼着别处去担任新的职务。遇到了更有权势的官僚，便舍弃了长芦的长官，随即调转马头往北，而撞风冒寒，不顾年老，已经到了麻城，对我说：“我想游览嵩少，那个有地位的人也想游览嵩少，于是拉着我一起走，因此来到这里，但他已经在城里等着我，在这种情形下，我不能这里住上一夜了。回来的时候再经过这里，经过这里就多相聚几天再分别，现在太过仓促了，实在舍不得分别。”他的话是这样说的，但他的真心又是怎样的呢？我猜测他的内心实在是对在林那里捞油水难以割舍把。林三次上任做官的，黄生没有一次不跟着前往，去了回来一定满载，现在仍没有满足，好像饿狗想着隔日的屎一样，竟敢欺骗我说是想游览嵩少。他用游览嵩少山的名义隐藏到林云程处去打秋风来欺骗我;又担心林云程怀疑他打完秋风半路离开寻找我，于是用再用舍不得我李贽的原因，再来寻访李贽为理由来使林云程满意：真是名利双收，肉体享受得到满足，名声品行得到保全。我和林云程差一点都落入他的圈套而不能够察党，能不说他的手段太狡诈了吗!今天宣传道学的人，和他有什么不同呢！
可以看些所谓圣人其实和那些自称山人的那些人是一样的，只是有幸运有不幸运的不同罢了。幸运能写诗就自称为山人，不幸运不能写诗就不称自己为山人，称自己为圣人。幸运能讲良知，那么就自称为圣人，不幸运不能讲良知，那么就不称圣人而称自己为山人。这样翻来覆去，为骗世人和名利，名义上是山人心里却和商人一样追求名利，口里讲着道德而心里想着穿墙偷盗。已经是可鄙视了，为了掩盖打秋风的目的竟然标榜是游嵩少。以为别人是可以欺骗的，那就更加可鄙了。现在讲道德性命之学的道学家，都是和标榜游览嵩室山的黄生一样患得患失，而志气在于高官厚禄，美好的田宅，吉利坟地，庇护后人，都是在林云程那里假托理由舍不得李贽。子玄不愿意讲学，确实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再说商人又有什么可以鄙视呢？带着数万资金，经历风浪波涛的危险，受到关卡上官吏的侮辱，在集市交易中忍受诟骂，辛苦劳累无法形容，所携带的很重，但是得到的却微不足道。然而还要和卿大夫们结交，这以后才才能获得利益而避开危害，怎么能够傲慢地坐在公卿大夫之上呢！今天这些所谓山人，名义上如同商人，但实际上没有一点资本被称为山人，却不是公卿的门不踏，所以是可鄙的。尽管如此，我难道就没有这种表现吗？怎么知道我没有商人的行为和想法，穿着佛教的外衣用来欺瞒世人，骗取名声呢？如有的话请对我进行责备、惩罚，我不袒护短处。即使如此，像他们那样患得又患失，买田宅，求风水等事，肯定是不会做的。
注释
郑子玄：与下句的丘长孺都是李贽在麻城时的朋友。
颜：颜回，又名颜渊，字子渊，孔子得意弟子。早亡。后世尊为复圣。
曾：曾参，字子舆。孔子弟子。以孝著称。传孔子之学，以授子思。后世尊为宗圣。
思：子思。孔子之孙，名伋。受学于曾子，后世称为述圣。
孟：孟轲，字子舆，子思的再传弟子，后世尊为亚圣。
周：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北宋理学的创始人。
程：指程颢、程颐兄弟。世称“二程”，洛阳人。并为理学奠基人。
张：张载，字子原，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人，人称横渠先生，北宋理学家，其学派称“关学”。
朱：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婺源（今属山西）人。他把二程学说发展为完整的理学体系，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人称“程朱学派”。
哓哓然：争辩不休的样子。
厉：同“励”。
风：教化，感化。
黄生：其名及生平未详。
京师：这里指明代京都北京。
长芦：在今河北沧州市西。
抽丰：指找关系走门路向人求取财物。也作“秋风”或“打秋风”。
九江：今江西九江市。
麻城：今湖北麻城，时李贽在此讲学。
嵩少：河南嵩山的别称。嵩山西为少室，故称“嵩少”。
卒卒：同“猝猝”，仓猝。
林汝宁：指汝宁林知府。汝宁府，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县。
嗛：字或当作“赚”，欺骗。
山人：指隐士。
良知：孟子用以指天赋的道德观念。《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后来王守仁据以提出“致良知”说，作为道德的修养方法。
穿窬：《论语·阳货》：“其犹穿窬之盗也与！”穿，穿壁；窬，同“逾”，越墙。
赀：同“资”，财物。
释迦：释迦牟尼，佛教的始祖。这里指佛教。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明书信。在这明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玄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耻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耻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耻肯讲学的原因是他耻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耻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耻肯讲了。接着，作者以“耻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耻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耻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玄存高官，对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耻信，耻信故耻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耻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耻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道，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道”，“圣道”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道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耻谋其利，明其道耻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耻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玄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耻但明言此中人玄口耻一，而且将其一旦以耻仁耻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玄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耻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耻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耻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耻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耻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玄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玄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耻免“患得患失，对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耻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耻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玄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玄口耻一、名实耻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玄，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耻同，他们“耻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耻履”，凭三寸耻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玄”，失却真玄“便失却真人”（《童玄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耻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玄”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耻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玄”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玄。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耻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耻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明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明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汉“飞将军”李广的故事广为人知，在古代诗文中也多所咏及。辛弃疾的这首《八声甘州》，便是其中的名篇。辛弃疾二十三岁即起兵抗金，南归以后亦所至多有建树。但因为人刚正不阿，敢于抨击邪恶势力，遭到朝中奸臣的忌恨，不仅未能实现恢复中原的理想，且被诬以种种罪名，在壮盛之年削除了官职。他的这种遭遇，极似汉时名将李广。这首词即借李广功高反黜的不平遭遇，抒发作者遭谗被废的悲愤心情。辛弃疾在题语说“夜读《李广传》，不能寐”，可见他当时的情绪是非常激动的。后边说“戏用李广事”，则不过是寓庄于谐的说法罢了。
此词上阕聊聊数语，约略叙述了李广的事迹。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罢官闲居时，“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开篇至“无言”数句即写此事。这里特别突出“故将军”一语，以之居篇首，表现了作者对霸陵尉势利人的愤慨。同时，词中直接把司马迁对李广的赞辞“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当作李广的代称，表示对李广朴实性格的赞赏。一褒一贬，爱憎分明。传文又载：“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射虎”二句即写此事。单人独骑横山射虎，可见胆气之豪；弓弦惊响而矢发裂石，可见筋力之健。李广如此健者而被废弃，又可见当时朝政之昏暗。传文又载李广语云：“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辛词中“落魄”二句即指此事。劳苦而不得功勋，英勇而反遭罢黜，进一步说明朝政之黑暗。一篇《史记·李将军列传》长达数千字，但作者只用数十字便勾画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生平主要事迹，且写得有声有色，生动传神，可见作者不愧为一代文豪。
与上阕不同，词的下片专写作者自己的感慨。唐代诗人杜甫《曲江三章》第三首“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诗句。作者在题语云“晁楚老、杨民瞻约同居山间”，此处即以杜甫思慕李广之心，隐喻晁、杨亲爱自己之意，盛赞晁、杨不以穷达异交的高风，与开头所写霸陵呵夜事形成鲜明的对照。其中“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一语，上应“落魄封侯事，岁晚田园”句，表现了作者宠辱不惊、无所悔恨的坚强自信。“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一句，借汉言宋，感慨极深沉，讽刺极强烈。
具体说来，它大致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汉时开边拓境，号召立功绝域，健如李广者本不当投闲，然竟亦投闲，可见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乃古今之通病，正不必为之怅恨；二是汉时征战不休，健如李广者尚且弃而不用，宋朝求和讳战，固当斥退一切勇夫，更不必为之嗟叹。以上皆反面意，实则是痛恨朝政腐败，进奸佞而逐贤良，深恐国势更趋衰弱。作者遭到罢黜，乃因群小谗毁所致，故用“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之景作结，隐喻此辈之阴险和卑劣，并以点明题语所云“夜读”情事。此语盖用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惊风乱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诗意，但换“惊风”为“斜风”，以示其谗毁之邪恶；改“密雨”为“细雨”，以示其谗毁之琐屑；又益以“轻寒”一事，以示其谗毁之虚弱。这样一来，使其更具有表达力。
辛弃疾的这首词，其句子隐括了不少前人的诗文。但是，他决不是简单地照搬古人语句，而是在隐括前人辞句时加进了生动的想象，融入了深厚的情感。如上阕写霸陵呵夜事，加进“长亭解雕鞍”的想象，便觉情景逼真；写出猎射虎事，加进“裂石响惊弦”的想象，更觉形神飞动。下阕“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一问，气劲辞婉，几经顿挫才把意思说完，情真意切，充满了无限悲愤。总之，这首词不仅抒情真切感人，而且语言上也多所创新，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上片，运用神话传说，戏弄、嘲笑紫姑神。“玉肌铅粉傲秋霜，准拟凤呼凰”，画出了紫姑神“玉肌铅粉”的“箕”体和以“凤呼凰”的“箸”音等的神相。“伶伦不见，清音未吐，且糠批吹音，黄帝乐官的音律中看不到，以“清香”作引诱向善男信女索取香钱这一举动也传开不去，全都属于米皮、谷壳一类的糠秕，四处吹嘘飘扬。紫姑神虽命贱位卑，受到祭祀，但苏轼还是向世人指明紫姑神只不过是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愚弄百姓的“坑三姑娘”。“糠秕吹扬”四字，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下片，以历史为镜，进一步揭示紫姑神虚无本质的意义。“到处成双君独只，空无处，烂文章”，从“箕”、“箸”之相貌不同凡人入手，将民间“岁正月必衣服箕箒”以祭的“子姑”还以本来面目：诗才敏捷，实为满腹“烂文章”，原是一具愚弄百姓的稻草人。“烂文章”三字，画龙点睛，妙不可言。“一点香檀，谁能借箸，无复似张良”，笔锋又一反转。苏轼以历史唯物论指出神话传说也曾被积极利用。即使是紫姑神香檀般的小箸，也可以为现世生活之鉴。谁能借箸代筹以指点江山，只有汉臣张良，别无他人。
全词，以神话与民俗、历史与现实、正反与反正相结合的手法，写了一位“言如响，善赋诗”而又不幸、善变的“紫姑神”。“苏轼以历史学的态度，引神用典，以为警世之治、移风易俗之用。表面戏弄，实富深邃之哲理，值得借鉴。
这首诗前两句交待题中“移居”的地点与原因；三四句是叙事言怀，写初到的活动和感受，写居住的内景；五六句写住下之后外景的幽静；最后两句收束，是用古寺来强调东村山景实堪爱赏，且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全诗通过层层推进的手法，向读者展现出一幅避世的清幽环境，字里行间透露出生活的娴静，曲折含蓄地道出移居偏地的快感。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作者善于写一种极为幽静的情趣。首句一问点题，也有力地领起全篇。“避地”在古诗中多指避乱或逃避世俗的干扰。从王庭珪的历史看，两层意思都有。这句交代题中“移居”的原因。下面都就这句生发。“青山窟里”回答“深几许”的问题。“起炊烟”点明村字。避地避到“青山窟里”，既表示避地之深，又暗示生活必然有新的困难。
三四两句就回答这样的问题。低小前下一“绝”字，可见其简陋。但为了避地，绝不敢厌弃。屋里连个绳炊都没有，只是一个肮脏的土炊，但扫干净了照常休息。“绝”字是入声，按正常的规律应是平声，下句“堪”字本该仄声却用了平声。晚唐以来常有这种对句，使人从音节上也产生一种峭拔的感觉。这三四两句是叙事言怀，写初到的活动和感受，写居住的内景。
五六两句写住下之后外景的幽静。六朝王籍《若耶溪》有：“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之句。王安石翻案说：“一鸟不鸣山更幽。”此诗第五句又把王安石的诗翻过来，比王籍的原作更加开阔深沉，“青山窟里”远离尘嚣，天本来就静，加上“鸟不住啼”就显得更静了。因为没有外界的干扰，所以鸟能够不住地啼。王籍两句是一意，这里一句却有两层，从鸟到天，人的感觉自在其中。六句从视觉写僻远幽静。因山地气候之寒，花也开得较平地晚。作者是从“花多晚发”推测到地处偏僻。“应”读平声，是推测之辞。这句“地应偏”也是强调幽静，不含贬义，和首句相呼应。外间花已落，这里花方盛开，这种“花多晚发”反而是难得的美景。白居易《大林寺桃花》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读到“花多晚发地应偏”就很容易使人想起白居易这首诗的意境。这五六两句写外景近处的幽趣。
最后两句，作者从近处的“花多晚发”向远处望去，隔着几亩田处，一丛娟娟的翠竹临风，原来那是古西泉寺的遗址。这个句子作者用“犹隔”二字，一方面写在望中，一方面表现急切往看的心情。“天下名山僧占多”，凡山间寺庙多取美好的风景点。作者用这两句收束，是用古寺来强调东村山景实堪爱赏，且令人“发思古之幽情”。这样就把前面一联的写景推进一步，使前半首所写避地东村的得计显得更为酣畅。
这首诗作者只通过叙事和写景来表达移居之快感，而不用直接抒情赞叹的方式。一起直截了当，唤起全篇；一结曲折含蓄，耐人玩味很自然地交代了题下的自注。在王庭珪写幽闲境界的七律中，这一篇是值得称道的。
这支小令写农夫渴雨，用农民的口吻来写，极为质朴自然，富有生活气息。“年年牛背扶犁住”，是说农夫们终生从事农业，以此为生。但是正当农作物抽穗扬花最需要雨水之时，天公却不作美，久旱不雨。他们盼望雨水救活庄稼。但天象却呈无雨的征兆，使人着急。作者心情与农夫一样，遥望长天，希望有一片闲云或许会降下甘露。这是他内心真诚的祈求，表现出他关心人民疾苦与农民同喜忧的精神。
此曲由农夫眼中看出，口中说出，这种设身处地，直接反映农家生活与农民的思想情绪的作品，在整个元人散曲中诚属不多，难能可贵。因诗人体察农夫生活的艰辛，理解他们的心愿，才能对他们有如此真诚的同情。 [3]
“年年牛背扶犁住”即“年年牛背扶住犁”，因押韵和平仄的需要改动了语序，却因此使全句显得圆融老到。这一句通过跟随牛后把犁的画面，洗练而生动地塑造了田间耕作的“农夫”形象。更重要的是以“年年”为下句的“近日”作出铺垫，农夫年复一年辛劳耕田，种种苦恼都安然忍受下来，而近日却“最懊恼杀”，可见非同小可。三、四句写出了其中的原因，是因为稻子恰待抽穗扬花，偏偏却逢上天旱，以至于农夫“渴煞青天雷雨”。短短四句，就已缴足了题目的含意，勾起了读者的关心与同情。
然而上半段只能说是交代了一个大的背景，“农夫渴雨”究竟渴望到怎样的程度？〔幺篇〕便就此进行了点染和生发。作者选取了农夫仰望天空的镜头。此时夕阳已下，残霞满天，俗谚谓“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显然毫无下雨的迹象，大违农夫的心意。全句以一个“恨”字领起，显示了农夫的失望。这“残霞”还在飘散变化，然而不久就渐渐消隐于南天。作者不直言它的消失，而用了“截断玉虹南去”的曲折表述，暗示农夫一直在残霞中寻觅着“玉虹”的踪影，也就是说，在期盼着出现降雨的征兆，然而残霞“截断”了这种可能。“截断”二字，带有毫不通融的决绝意味，呼应了前句的“不近人情”。这两句虽是贯联一气，实却包含了农夫目睹残霞从出现到消失的漫长过程。作品至此并不结止，又继续生发出余波，这就是最末两句。“望人间三尺甘霖”，望是盼望、想望，“三尺甘霖”自然是子虚乌有。然而“三尺”又说得如此具体，可见这是浮现在农夫脑海中的幻影，说明他还在痴痴盼想。皇天不负苦心人，果然天空凝起一团云朵！“看一片闲云起处”，云是闲云，起是初生，这云是否有所作为、能不能化为“甘霖”，作者皆无交代，只留下渴雨农夫“看”的剪影，也为读者留下了悠长而深重的余味。
这支小曲纯用白描，层层生波，细腻地表现了农家甘苦的一个侧面。下片〔幺篇〕中连用“残霞”、“玉虹”、“甘霖”、“闲云”四种表示天象的词语，却有实有虚，令人玩味无穷。冯子振的《鹦鹉曲》，是在京城听歌女演唱白贲的《黑漆弩（即鹦鹉曲）·渔父》后，因友人提起此曲曲牌格律严格难循，而有意和作的，他运用各种题材，前后步原韵共作了四十一首。在声律与韵脚的限制中信步游行，可见作者不凡的才情。
诗写梅道士邀饮过程，抒发隐逸情趣。诗人以隐士身份而宴于梅道士山房，因而借用了“金灶”、“仙桃”、“驻颜”、“流霞”等仙道术语和运用“青鸟”、“赤松子”等典故，描述了道士山房的景物，赋予游仙韵味，流露了向道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