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郑子玄，是丘长孺父子常在一起作诗论文的朋友。他的文章虽然不及丘长孺父子，但品德朴实而且有知羞耻的心，不愿去讲学，也是位可喜人物，所以喜欢他。他完全没有亲身见过颜回、曾参、子思、孟轲，也没有亲身见过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只看到今天讲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人，以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也确实像他们那样罢了，所以感到羞耻而不愿去讲学。不讲虽然是过错，但是使学者感到羞耻而不愿意去讲，以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如像这样而作罢，那么今天讲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道学家就该讨伐了。他以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这些人都是口里讲着道德而心里想着高官，志在成为巨富;既然已经得到高官，成为巨富，仍然照样讲着道德，说着仁义;又跟着对人乱嚷乱叫说：“我想要劝勉讽戒社会习俗。”他认为败坏社会风气的，没有能超过讲周敦颐、程颖、程颐、张载、朱熹的人了，所以更加不相信。不相信就不愿意讲。既然如此，不讲也就不是过错了。
黄生经过这里，刚从京城去长芦去打秋风又眼着别处去担任新的职务。遇到了更有权势的官僚，便舍弃了长芦的长官，随即调转马头往北，而撞风冒寒，不顾年老，已经到了麻城，对我说：“我想游览嵩少，那个有地位的人也想游览嵩少，于是拉着我一起走，因此来到这里，但他已经在城里等着我，在这种情形下，我不能这里住上一夜了。回来的时候再经过这里，经过这里就多相聚几天再分别，现在太过仓促了，实在舍不得分别。”他的话是这样说的，但他的真心又是怎样的呢？我猜测他的内心实在是对在林那里捞油水难以割舍把。林三次上任做官的，黄生没有一次不跟着前往，去了回来一定满载，现在仍没有满足，好像饿狗想着隔日的屎一样，竟敢欺骗我说是想游览嵩少。他用游览嵩少山的名义隐藏到林云程处去打秋风来欺骗我;又担心林云程怀疑他打完秋风半路离开寻找我，于是用再用舍不得我李贽的原因，再来寻访李贽为理由来使林云程满意：真是名利双收，肉体享受得到满足，名声品行得到保全。我和林云程差一点都落入他的圈套而不能够察党，能不说他的手段太狡诈了吗!今天宣传道学的人，和他有什么不同呢！
可以看些所谓圣人其实和那些自称山人的那些人是一样的，只是有幸运有不幸运的不同罢了。幸运能写诗就自称为山人，不幸运不能写诗就不称自己为山人，称自己为圣人。幸运能讲良知，那么就自称为圣人，不幸运不能讲良知，那么就不称圣人而称自己为山人。这样翻来覆去，为骗世人和名利，名义上是山人心里却和商人一样追求名利，口里讲着道德而心里想着穿墙偷盗。已经是可鄙视了，为了掩盖打秋风的目的竟然标榜是游嵩少。以为别人是可以欺骗的，那就更加可鄙了。现在讲道德性命之学的道学家，都是和标榜游览嵩室山的黄生一样患得患失，而志气在于高官厚禄，美好的田宅，吉利坟地，庇护后人，都是在林云程那里假托理由舍不得李贽。子玄不愿意讲学，确实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再说商人又有什么可以鄙视呢？带着数万资金，经历风浪波涛的危险，受到关卡上官吏的侮辱，在集市交易中忍受诟骂，辛苦劳累无法形容，所携带的很重，但是得到的却微不足道。然而还要和卿大夫们结交，这以后才才能获得利益而避开危害，怎么能够傲慢地坐在公卿大夫之上呢！今天这些所谓山人，名义上如同商人，但实际上没有一点资本被称为山人，却不是公卿的门不踏，所以是可鄙的。尽管如此，我难道就没有这种表现吗？怎么知道我没有商人的行为和想法，穿着佛教的外衣用来欺瞒世人，骗取名声呢？如有的话请对我进行责备、惩罚，我不袒护短处。即使如此，像他们那样患得又患失，买田宅，求风水等事，肯定是不会做的。
注释
郑子玄：与下句的丘长孺都是李贽在麻城时的朋友。
颜：颜回，又名颜渊，字子渊，孔子得意弟子。早亡。后世尊为复圣。
曾：曾参，字子舆。孔子弟子。以孝著称。传孔子之学，以授子思。后世尊为宗圣。
思：子思。孔子之孙，名伋。受学于曾子，后世称为述圣。
孟：孟轲，字子舆，子思的再传弟子，后世尊为亚圣。
周：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北宋理学的创始人。
程：指程颢、程颐兄弟。世称“二程”，洛阳人。并为理学奠基人。
张：张载，字子原，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人，人称横渠先生，北宋理学家，其学派称“关学”。
朱：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婺源（今属山西）人。他把二程学说发展为完整的理学体系，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人称“程朱学派”。
哓哓然：争辩不休的样子。
厉：同“励”。
风：教化，感化。
黄生：其名及生平未详。
京师：这里指明代京都北京。
长芦：在今河北沧州市西。
抽丰：指找关系走门路向人求取财物。也作“秋风”或“打秋风”。
九江：今江西九江市。
麻城：今湖北麻城，时李贽在此讲学。
嵩少：河南嵩山的别称。嵩山西为少室，故称“嵩少”。
卒卒：同“猝猝”，仓猝。
林汝宁：指汝宁林知府。汝宁府，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县。
嗛：字或当作“赚”，欺骗。
山人：指隐士。
良知：孟子用以指天赋的道德观念。《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后来王守仁据以提出“致良知”说，作为道德的修养方法。
穿窬：《论语·阳货》：“其犹穿窬之盗也与！”穿，穿壁；窬，同“逾”，越墙。
赀：同“资”，财物。
释迦：释迦牟尼，佛教的始祖。这里指佛教。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明书信。在这明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玄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耻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耻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耻肯讲学的原因是他耻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耻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耻肯讲了。接着，作者以“耻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耻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耻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玄存高官，对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耻信，耻信故耻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耻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耻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道，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道”，“圣道”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道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耻谋其利，明其道耻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耻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玄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耻但明言此中人玄口耻一，而且将其一旦以耻仁耻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玄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耻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耻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耻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耻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耻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玄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玄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耻免“患得患失，对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耻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耻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玄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玄口耻一、名实耻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玄，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耻同，他们“耻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耻履”，凭三寸耻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玄”，失却真玄“便失却真人”（《童玄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耻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玄”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耻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玄”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玄。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耻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耻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明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明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此诗侧重于对天神世界的描写。诗人有感而发，由道士夜晚打醮而驰骋艺术想象。前四句写仙界之美，描写吴道士身着青霓袍，腾飞入太空，叩头请求守护天宫的神兽打开宫门，看到的是仙女洗石榴花把白云染成彩云，天帝审阅道士发来的奏章，才知道天下大旱，天气炎热，死了不少人。作者以此展开议论，认为富人平时享尽荣华富贵，这回热死、干死也已经没有什么遗恨，只是那些寒士书生尚未享受世间的欢乐，就这么热死、干死，实在太可惜，活着的人也会为他们抱恨无穷。这写出了人间之枯荣不等。因此诗人希望能用汉戟招回寒士书生的魂魄，别让他们的尸骨长期被埋在荒草丛中。重人贵生，这是道家、道教学说中最重要的思想，亦是其最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之一。从《老子》所强调的“摄生”、“贵生”、“自爱”和“长生久 视”，《庄子》所说的“保生”、“全生”、“尽年”、“尊生”，《吕氏春秋》所说的“贵生重己”， 到《太平经》主张的“乐生”、“重生”，以及其它的道书如《老子想尔注》、《老子河上公章句》、《周易参同契》、《抱朴子内篇》、《西升经》、《度人经》、《悟真篇》等，始终贯穿着重人贵生的思想传统。这首诗写景写事抒情有机结合，用对神仙世界的肯定来否定现实世界。突出仙界之美，为的是反衬“虚空风气不清冷，短衣小冠作尘土”的人间事实，表面看是写“绿章封事咨元父”的道教科仪，实际上是要揭露社会的不平。“愿携汉戟招书鬼，休令恨骨填蒿里”，正表现了道教重人贵生的道教思想。
诗中运用对比手法，使天宫的清丽和人间的浑浊形成巨大反差，在鲜明的对立之中诉说人间的不平，诗人明知道士打醮是虚妄的行为，不过是随感而发，揭示出京城炎热疠疾作祟、百姓遭殃的情状，也反映出寒士的遭际。诗人将扬雄比况自己，诗思归结到“寒士”身上，最终表达的是感士不遇的普遍主题。
这是一首欢快的劳动对歌。可以想像，这种场面，时至今日，还屡见不鲜。沤麻的水，是有相当强烈的臭味的。长久浸泡的麻，从水中捞出，洗去泡出的浆液，剥离麻皮，是一种相当艰苦的劳动。但是，在这艰苦的劳动中，小伙子能和自己钟爱的姑娘在一起，又说又唱，心情就大不同了。艰苦的劳动变成温馨的相聚，歌声充满欢乐之情。
全诗三章十二句，其实只是一个意思，一章已经把全部意思包容了。二、三章只是复沓。而复沓，相同或相近意义的字语反复吟唱，正是中国民歌传统的语言形式。这种反复吟唱，既表现劳动青年感情的纯朴强烈，又以复沓的手段加强诗歌的主题。这种方式，一直沿用到现代。如果说变化，三章只换三个字，一个沤的对象不只是麻，还有苎麻菅草；一个是晤的形式变了，还有言来语去。这说明随着劳动过程的延续，爱情的温度也在渐渐提升。
诗以浸泡麻起兴，不仅写明情感发生的地点，也暗示了情感在交流中的加深，麻可泡软，正意味情意的深厚，而根本的还在于两人可以相“晤”，有情感的相互对话的基础。
大麻、纻麻经过揉洗梳理之后，得到比较长而耐磨的纤维，成为古时人们衣料的主要原料，织成麻布，裁制衣服。白色麻布制成的衣服，不加彩饰，叫深衣，是诸侯、大夫、士日常所穿；洗漂不白，保留麻色的粗麻布，就是劳动者的衣料。因此，每年种植、浸洗、梳理大麻、芝麻，是春秋前后很长历史时期农村主要劳动内容之一。
把村花村树描绘成为有感情的生命，尤其农村百花火热的迎春之情，写得极其真切，创造了一种“神似美”。并通过将荠菜这个可爱的小生灵和梅花、桃花等相提并论，说明了春天是无私的：对花而言，春风过处，不管是园中名卉还是村头野花，都不会错过春风带给自己的花信；而春风也从不厚此薄彼，使它们呈现一派欣然的景象。
第二首重点在惜别，因此，依恋之情更加浓重。“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是这首诗的主调。回家度假的鲁迅，多么想和两个弟弟多住一些时日。可是，为假期所限，又不得不匆匆离去。这种“还家未久又离家”的心情，在日暮的时刻，尤其感到沉重。这两句诗直抒胸臆，没有多作烘托，既见出依恋之心，又有揉肠之感。接着，诗中用生动的形象和动人的情景，再次写出旅途的惆怅和怀弟的痛楚。它和第一首的不同之处，除了写不忍离别之外，还在于着重写了分别路上的特有心情。依依杨柳是说别情不断。古人有折柳赠别的传统。诗中写了杨柳树就含有这个意思。但是，作者把它放在了路途两侧来写，一方面是离途之景，一方面又渲染了依依送别之情。这就不是单纯地仿古。特别是在写了“夹道万株杨柳树”之后，笔锋一转，紧接写了一个“望中都化断肠花”的境界，使诗篇更加荡人心弦。在这个境界里，随着客船的前行，溪河两岸的万株杨柳臆隐退去，家乡越来越远，望着望着，在作者的眼中竟然像一片断肠之花了。以情注景，颇有韵味。
这首诗的开头两句虽然思绪万端，但感情却很平稳，先写还家，又写离家，还家未久，离家却长；还时欣喜，离时难舍，日将暮而愁更重。但是后两句却如奇峰突起，一下构成感情激荡的高峰，柔肠欲断，涕不可抑。从艺术表现上看，这首诗的特点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情中有景，景中有情，因而深沉含蓄，余味不尽。这种余味，不仅是艺术上的，也是思想上的。这是年轻时的鲁迅在抒发“寻求别样人们”时感到的惆怅，开始咏叹他目睹的人生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