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诗是曹植《杂诗七首》中的第六首。其主要抒发了赴难殉国的壮志以及壮志不遂的愤慨之情。

　　这首诗通篇造语悲壮雄浑，结构严整紧凑，句无闲字，篇无闲笔，它体现了曹植后期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

　　此诗共十二句，一韵到底，每四句为一小节。第一小节写登高远眺，统摄全诗；第二小节以“烈士”与“小人”对比，借以明志；第三小节比第二小节更深入一层，直言自己以身许国的打算。但第三小节的前两句乃承第一小节的登高远眺而言，后两句则承第二小节的“国仇”二句而言，带有总结全诗的意思。篇幅虽短，却波澜迭起，气象万千。在曹植诗中，诚为异军突起的佳作。

　　“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是第一节。第一句诗写楼观极高，不高则不足以远眺；第二句写当窗凭槛，视野自然开拓。“飞观”，形容楼阁耸立，结构宏伟，如飞鸟之在高空；“临牖”，等于说“当窗”；“御棂轩”，等于说“凭槛”。

　　第三句“周千里”的“周”字用得确切而有气势。“周”者，遍也，匝也，意思说向东南西北四周遍地远眺，都能望到千里之外。“朝夕见平原”，通常讲成早晚都能看见平原，实有辞费之嫌；眼中的平原不可能有不成其为平原的时候。其实“朝夕”本是表空间的名词，后乃引申为表时间的名词。但鄙意上句既言“周千里”，则此句的“朝”、“夕”并不仅指东、西两面，而是概括指四面八方。正如以“朝”、“夕”为早晚，虽指早晨和傍晚，实概括一昼夜之二十四小时而言之。这两句正写出河南地处中原，登高望远，有控驭四方之势。所以表面上看似领起下文，实已体现作者胸罗万象、气盖当世的雄才大略。

　　“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是第二节，“烈士”，指有正义感而不怕牺牲的人，在古代不一定专指死者。“偷自闲”，偷安而自甘闲散。“亮”，诚然，实在。“塞”，防止，杜绝。“国仇”句，是说国家的仇敌诚然是一时还消灭不了的。原意是说勇士要时时不忘自己应当有不怕牺牲的精神。

　　“烈士”二句看似泛指，涵义实深。意谓自己本是“多悲心”的“烈士”，但每当遇到报国歼敌的机会，却不允许自己参加，尽自己一份力量。这无异把自己看成苟且偷安的“小人”。这两句诗表面上是客观的、平列的，事实上却洋溢出作者报国无门的一腔义愤。因此接下来坚决表态：在国仇未灭之时，自己是甘心抛头颅、洒热血的。

　　然后转入“抚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是第三节，承上第一小节登高远眺的描写更明确地表示，自己时刻关心着魏蜀双方的战斗的，很想亲身奔赴前线。蜀在魏之西南，故作者“抚剑”而瞩目“西南”。“太山”，这里不是指山东的泰山，而是指陕西的太乙山。太乙山与终南山相接，在今陕西郿县南，正当蜀军入魏的冲要之地。当时诸葛亮既围陈仓，扬言要从斜谷取道郿县，太乙山正是对方的必经之路，所以作者打算奔赴太乙山迎战敌人。

　　最后两句，依黄节注，“弦急悲声发”是比喻作者为什么要让人们听他慷慨陈辞。“弦急”，指把琴弦绷紧，使调门儿增高。盖弹琴时如果要使音调高亢激越，便把琴弦拧紧。音调既高，“悲声”乃作。这两句意思说琴弦一“急”，琴声自“悲”；而大敌当前，国家多事，自己却被投闲置散，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才悲愤交加，慷慨陈辞的。这两句既是“国仇”二句的补充，又是全诗的结语。

　　这首诗讲的是西施若耶采莲的故事。

　　诗首句“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广阔三百里的镜湖，在含着花苞的荷花吐发的时候，西施泛舟出现了，成为采莲人，但是她的艳丽和美名引起了轰动。

　　“人看隘若耶”，人人争餐秀色，使宽阔的若耶溪变得狭隘了，著一“隘”字而传神，那种人潮汹涌、人舟填溪满岸的热闹场面，犹如呈现在读者眼前，将王维《西施咏》的“艳色天下重”的虚写，变成了轰动当地的如实描绘。

　　这里又戛然而止，不再在西施身上着墨，而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勾践早已确定使用美人计来对付吴国，而西施的美艳倾倒众生，轰动当地，那么越国的君臣也不用去费力探访了，有了这位不二的美女人选之后，才“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较之王维的“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语异而意同，王维的诗多了一重曲折，略去了勾践君臣实施美人计的过程；李白的诗实施了“截割”，割去了选作吴宫妃子的结果，同样地表现了“艳色天下重”的意义。这种截割，多了一些含蓄和暗示：既然是“归向越王家”，勾践同样也能留下这个美人，但他在“报吴”、“复仇”的目标下克制住了；而西施的入吴，却成为亡吴的原因之一。

　　西施采莲，在若耶溪里，不但有传说，而且合情理；至于泛舟三百镜湖之中，则是作者的想象了。但这一想象却有更改事实之嫌，因为如果是借镜湖湖水的清澈来表现西施“自鉴其美”，或者是借三百里的水程来表现拜倒西施的人的众多，那么下句“人看隘若耶”就显得多余了，这可能是李白百密一疏的笔误。

　　文章开头先交待了子产写这封信的背景。当时晋国为盟主，范宣子（士匄）为中军将，主持晋国政事。在范宣子执政时，加重征收诸侯对晋国贡献的财物。郑国也以此为患。公元前549年2月，郑简公到晋国朝会，郑大夫子西陪同前往，子产让子西捎带书信，以劝告范宣子。

　　信的开头故作危激之论：“您治理晋国，四邻的诸侯没有听说您有什么美德，只听到了您加重了各国缴纳的贡物，我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子产作为小国的大夫。写信给盟主国的执政竟然如此不客气，指出范宣子执政时“不闻令德”，“而闻重币”，这的确是振聋发聩之言。子产故作惊人之语，以期引起范宣子的重视。

　　子产在信中说：“我听说君子领导国家和家族的，不是担心没有财物，而是担心没有美好的声誉。如果把诸侯的财物都集中到晋国的王室，那么诸侯就会对晋国产生二心。假如您私自占有，晋国的人民就会离心。诸侯有了二心，晋国的盟主地位就会动摇；晋国人民不信任您，您也不能保家。不要再执迷不悟，要这些财物也没有什么用。”子产从“令德”推出“令名”，点出这篇文章的主旨：“君子长（掌）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称霸的大国压榨势力范围内的小国，是春秋时代的一种暴政，它必然引起国家间的冲突，子产警告范宣子，压榨过重，将使诸侯不满，人民离心，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范宣子将处于既不能保国又不能卫家的境地。如果家破人亡，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就没有用了。既然贪敛财物危害甚大，就不要再一意孤行了。

　　子产继续写道：“好的声誉，是传播美德的车子；美德，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有了牢固的基础，国家才不会崩溃。还是努力追求美德吧！在位者有美德，人民就快乐，人民快乐，国家就能保持长久。《诗经》中说：‘君子乐和有德，就能奠定国家的基础。’这就是因为有美德啊！《诗经》中又说：‘上天看着你，你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是有美名啊！用宽宥谅解的精神来发扬美德，那么好的名声就能像车载一样传播，因此远方的人来归附，近处的人安居。您是宁可让人家说‘您实在是养活了我，’还是说‘您榨取我的血汗来养活您自己’。大象因为有了象牙而毁了自己，这是因为象牙值钱的缘故。”

　　子产这一席话酣畅淋漓，进一步阐发了“令名”与“令德”的作用，从“令名”又推回“令德”，反复阐述，不惮其烦。他说，美名是装载美德的工具，美德则是国家的基础。国家依靠这个基础才不致崩溃。在位的执政者如发扬美德，就会声名远播，“远至迩安”。子产认为，具有美德的人绝不会贪重币帛，他尖锐的指出：“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究竟让诸侯国由于盟主采取宽厚政策而心怀感激，还是让诸侯国受尽压榨而心怀怨恨，从而动摇晋国的盟主地位。不言而喻，聪明的执政者一定会采取前一种政策。子产最后用大象因为自己的牙齿贵重而给自身招来祸患的比喻，警告范宣子：不要因为采取贪重币帛的短视政策而给晋国带来灾难。

　　子产的信收到了效果，范宣子看了信以后很高兴，于是就减轻了诸侯的贡品。

　　子产致范宣子的这封信立意高远，持论正大，信中虽有危激之语，但并非危言耸听。子产站在为晋国和范宣子个人谋划的立场上，指出国家和家族赖以存亡的道德基础，并为范宣子描绘了一幅道德基础崩溃后国亡家败的图景，不由范宣子不信服。“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文笔矫捷雄健，如江河奔流，势不可遏，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

　　子产的信中还巧妙设喻，以加强自己的论点。如“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将声誉比喻成装载美德的车子，将美德比喻成国家大厦的基石，既形象生动，又深化了文章的内涵。其“象有齿以焚其身”的比喻，更是紧紧扣住文章的主题，阐明了君子为政不能贪贿，贪贿只能招来祸患的深刻道理。子产信中还恰当地引用了《诗经》中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良好的艺术效果。

　　子产的这封信中，还采用了对比的写法，使文章更加生动有力。整篇文章都以对比的手法阐明“重币”与“轻币”的不同后果，说明“令名”与“令德”的关系，以印证“重币”之害。写“重币”处，作危激语；写“德名”处，作赞叹语，层次井然，褒贬分明。信中“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对比强烈，令人警醒。

　　子产这封书信，虽然持论堂堂正正，但由于注意引文长短交替，顿挫有致，并多方设喻对比，援引《诗经》，所以丝毫不使人感到枯燥和说教的气味。子产以其严密的推理和精警的语言使范宣子倾心受谏，减轻了各诸侯国的负担。《子产告范宣子轻币》堪称是先秦书信散文的代表作品。

　　这首诗先用四句诗概说黄楼高耸入云的气势作为引首，接着笔锋一转，以极简洁的笔法叙述了大水袭来，苏轼率军民战胜洪水的经过和水后黄楼的修建及修楼的意义。然后再次描绘黄楼的雄伟，叙写楼成后苏轼与民同乐的情景。最后推出诗的主题：但愿永享太平、永无灾变！其间述古征今，微言大义，使诗的内涵更加丰富。此诗结构讲究，语言酣畅，把叙事与抒情、写人与写景、纪实与纪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确乎是宋诗此类题材中难得的佳作。

　　开头四句，先写黄楼之高，笔势飞腾。用山丘、云雾、兀月来烘托，气魄宏大。

　　接着跳开来，回头写黄河决口“水及徐城”之事。先用“黄河西来”四句写水势凶猛，城被水围，刻画生动，写出难写之景。再以“斯民”等句写徐城情势危急与苏轼的勇于尽责。“斯民”句，用“嚣嚣”两字写当时人民惊恐呼号之状，情景逼真；加以“坐恐化鱼鳖”，点明这是人命攸关的人事。“刺史”句写入苏轼。在危急时，苏轼毅然挺身而出，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动用驻军，来筑堤护城。诗用“刺史”为“天子分忧”，措词庄重得体。“植材”两句写筑堤措施与工程速度。“神物借力非人谋”，尤得修辞之妙。句意言工程进度之速，如得“神助”，充分表明军民力量之大；说“非人谋”，实则正是赞颂“人谋”，这从下面“匪公”句就可以知道。“河还”两句，借用徐州人民口气，写出筑堤捍水的效果及对苏轼的赞颂，具体生动而又亲切，为传神之笔。

　　“公来”以下转入黄楼。“公来”两句写苏轼利用筑堤所余的木石修建黄楼。修黄楼并不是苏轼为了个人享受，下面就此细说。根据旧传“五行”说法，土能克水，而土为黄色。用“黄楼”制服水患，这是迷信说法；苏轼、陈师道并不真的相信它，所以用“不独排河流”一语带过，接下便说“壮观弹压东诸侯”。徐州自古为东方军事重镇，在东方起“弹压”作用，这是历史事实。句言“壮观弹压东诸侯”，是说黄楼的“壮观”在东方郡县中为第一，这是就楼而言的。但这还只是一层；更深层的意思是：通过黄楼表明徐州繁荣昌盛，对其他州郡某些阴谋割据者会起镇慑作用。“重檐”两句刻画“壮观”之“壮”，这是写楼的必不可少之笔。妙在用“惊电”、“蟠虬”来形容，写得气势飞动，刻画出一个“壮”字，把黄楼写活了。“乘闲”两句写楼成宴客。苏轼《九兀黄楼作》诗说：“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客人中有文有武，宴会上有舞有歌，可为此句作注脚。句中“诗兴”即指《九兀黄楼作》而言。这两句不仅写出苏轼的文采风流，而且暗示着“与人同乐”。这是修建黄楼的另一作用。这两个作用其实是联结在一起的，因为重镇的繁华，便是“镇压”力量的象征。作者俯仰今古，引起“沉思”：重镇的强大，是否又会被野心家用为割据之地？因而有了下一段议论。

　　“沉思”四句，就汉唐往事，指出：“怙险”、“逆节”的人，只能自致杀戮，没有好下场；“圣祖”四句，写出宋朝从太祖、太宗以来，统一了中原，并且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局面，使朝庭尊崇，群县肃穆；具体到徐州，人民也就能过着平安无事的兀子。他用“彭门子弟长欢游”，象征地方安定、社会繁华。写得形象生动。这也就暗渡到黄楼。因为黄楼也是歌舞之场，陈师道后来写《寄曹州晁大夫》诗说：“堕絮随风化作尘，黄楼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驹子，困倚阑干一欠伸。”陈师道《南乡子》词序中还说：“晁大夫增饰披云，初欲压黄楼……而曹妓未有显者，黄楼不可胜也。”透露出黄楼当时歌舞之盛，下文有“红袖舞华筵”之语，与此承接。

　　最后，以“随五马”，点明苏轼与民同乐。“五马”是汉代太守仪制，用典恰当。苏轼在徐州作的《江城子》词中有“为报倾城随太守”之句，人民既随太守出猎，也就可随太守观看歌舞。这里主要是为了写水退楼成之后的地方繁华、官民同乐景象。这三句突然换韵，并用长短句写出，从语言风格看，很像民间歌谣。用它来总括全篇，真切而有余味。

　　这首诗有写景，有写人，有叙事，有议论，有抒情。其中既写了水来与捍水，又写了筑楼与楼成；写了苏轼，也写徐州人民；还写到汉代、唐代往事。内容充实，层次繁多，千端万绪，而作者执简御繁，举重若轻，纵横跳宕，转折自如。这固然由于他诗功纯熟，巧于修辞，精于组织，更由于着眼点高，想象力强，正如朱珪评李白诗时所言：“陵蹈虚空，俯视沧海”，“英光浩气，溢乎毫墨之外”，故“造语豪壮”（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足以上继李白，近比苏舜钦、王令、苏轼。朱珪认为，作者当与“晃、秦同传”，但他与晁补之、秦观风格并不相近。

　　这首《甘草子》是一篇绝妙的闺情词，属小令词。

　　上片写女主人公池上凭阑的孤寂情景。秋天本易触动寂寥之情，何况“秋暮”。“乱洒衰荷，颗颗真珠雨”，比喻贴切，句中“乱”字亦下得极好，它既写出雨洒衰荷历乱惊心的声响，又画出跳珠乱溅的景色，间接地，还显示了凭阑凝伫、寂寞无聊的女主人公的形象。紧接着，以顶针格写出“雨过月华生，冷彻鸳鸯浦”两句。词连而境移，可见女主人公池上阑边移时未去，从雨打衰荷直到雨霁月升。雨来时池上已无鸳鸯，“冷彻鸳鸯浦”即有冷漠空寂感，不仅是雨后天气转冷而已，这对女主人公之所以愁闷是一有力的暗示。

　　过片“池上凭阑愁无侣”一句收束上意，点明愁因。“奈此个、单栖情绪”则推进一层，写孤眠之苦，场景也由池上转入屋内。此词妙结尾二句别开生面，写出新意：“却傍金笼共鹦鹉，念粉郎言语。”荷塘月下，轩窗之内，一个不眠的女子独自调弄鹦鹉，自是一幅绝妙仕女图。而画图难足的，是那女子教鹦鹉念的“言语”，不直写女主人公念念不忘“粉郎”及其“言语”，而通过鹦鹉学“念”来表现，实为婉曲含蓄。鸟语之后，反添一种凄凉，因鸟语之戏不过是自我安慰，又岂能真正遗志空虚。

　　《金粟词话》云：“柳耆卿‘却傍金笼教鹦鹉，念粉郎言语’，《花间》之丽句也。”是说柳永此词的尾句，类花间派，语辞艳丽，各是异彩，如“真珠”、“月华”、“鸳鸯”、“金笼”、“鹦鹉”等皆具辞彩。然不同的是环境的华美不能掩盖人物心境的空虚，这样写恰有反衬的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