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昆山徐健菴先生在住宅后面造了一幢楼房,一共有七间,隔些时候命工匠砍削木材,起造大的橱柜,藏书无数,区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中附以经传义疏等方面的书,史部中附以日录、家乘、山经、野史等方面的书,子部中附以卜筮、医药等方面的书,集部中附以乐府、诗余等方面的书,共有七十二个橱,按照部类置放,都有一定秩序,白色的标签,浅黄的封套,打开橱门,灿然在目。于是先生召集儿孙,登楼而教训他们说:“我有什么可以传给你们的呢?我们徐家先世,本来就身家清白,以读书应试起家,我耳濡目染已很久了。我曾感慨那些做父祖辈的,有的想把土地家产传下去,而子孙不一定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有的想把金玉珍玩、鼎彝尊斝之类的宝贵文物传下去,而子孙又不一定能够世世宝爱这些东西;有的想把园池台榭、舞歌车马之类传下去,而子孙后代又不一定能世世享受这些娱乐。我正把这些事例看作鉴戒。那么我有什么可以传给你们的呢?”这时他指着书高兴地笑着说:“我传给你们的,就是这些了!”于是就以“传是”两字作为楼名,而要我作一篇记。我体衰多病,不能一下子写出来,先生多次写信催促,最后我只得用下面这些话来回复先生:
书遇到的灾难太厉害了!从汉代以来,皇帝常常用官家的丰厚赏金去买书,皇帝以下,名公贵卿又常常用许多钱物去换书,有的亲自动笔,有的雇请抄手,加以誊录。但是聚集不久,就常常遭遇变故散失,由此可知藏书之难了。不过,我认为藏书的困难还是比不上守书之难,守书之难又比不上读书之难,更比不上亲身去实行了而有所体会之难。所以藏书而不能守,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没有什么两样。虽然已经读了,而如果嘴上是一套,实行的又是另一套,心中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它的花而忘记了它的果实,那么就是用记诵之学来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同不读书又有什么不同呢?
古代善于读书的人,以博学开始,以精简终结,博学不是为了夸耀博识竞斗词藻,精简不是为了保存残缺安适于简陋。善于读书的人以性命之理为基础,而最终则要体现在事业和功绩中:循着流追溯源,没有什么不能弄明白的;明白了道理再去实行,没有不能做到的。尊重所听到的教诲,力行所学到的道理,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能这样吗?
现在健菴先生已经拿出从书中得到的道理,上能得到天子的器重,次能被朝廷士大夫所敬重和取法,借此以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对答宣扬帝的美好命令。绰有余裕,再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能先后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世被人一致称道,我只有赞叹不绝,以为读书的好处实在太大了!遵循这条道路,即使传给子子孙孙,还有什么不妥当的呢?
像我这个人就没有资格参与其中了。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之中,孤陋寡闻,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作记。不是已勉强应承先生之命,姑且写这些话回复,先生能否原谅我的不通事理呢?
注释
楹:房屋一间为一楹。
斫:用刀斧砍。
缃:浅黄色。
帙:书画外面包着的布套。
彝:古代盛酒的器具,也泛指祭器。
斝:古代盛酒的器具。
裒:聚集。
呻占:诵读。
跻:登,上升。
翕:合,聚,和顺。
跧:古同“蜷”。
老誖:年老昏乱,不通事理。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这首小令是元人马致远所作的“潇湘八景”组曲之一。潇湘八景,因宋代画家宋迪以潇湘风景写平远山水八幅而得名。八景为:山市晴岚、远浦帆归、平沙落雁、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江天暮雪、洞庭秋月。后多有画家、诗人以此题材进行创作,马致远的《寿阳曲·潇湘八景》即是以此为题材创作的组曲。
这首小令以“天将暮”起笔,点明时间,为整个画面铺垫了一层幽探的色彩,奠定了全曲的基调。第二句“雪乱舞”,笔锋承接上句,紧扣题目·写雪景,“舞”字暗示出有风,“乱”字则突出了风的强劲,隐然有呼啸之声透出。作者借雪之“乱舞”传达风声和风势,凌虚造景,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雪借风势,更显出雪之大,雪之猛。若说“雪乱舞扮极写雪之动态,“半梅花半飘柳絮”则进一步通过一个“飘”字串起“梅花”、“柳絮’两个虚拟的意象,拓展想象的审美空间,从视觉形象上扩大艺术容量。作者以虚实相生的笔法绘声、摹形、传神,风神蕴藉,韵味隽永。
把不协调的事物放在一起,引起危机的恐惧,是这首诗的情绪症结。
从原诗文本上看,把此诗落实为政治性的信谗远贤之忧,或者感情性的背信弃爱之忧,都比较勉强。特别是政治性的揣测,更为虚幻。关键在“予美”二字。“予美”为“我所爱慕的”这个意思。在《诗经》中,美有美人、丈夫或妻子的意思,更有美丽、美好的意思。因为钟爱,觉得这个人很美。所以,“美”字应该是一种感情亲爱的意思。如果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予美”的对象,就不一定是已经与作者定情相恋的人,但一定是作者明白地或暗暗地相恋之人。从全诗结构上看,被爱之人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被谁暗中爱上了,而第三者悄然而至。于是,作者暗中焦急:自己暗恋的人要被人抢去了呀!那是不合适的,不协调的!只有自己与这个人才是完美的一对。但是,这一切似乎都是在暗中进行的。暗暗的爱,暗暗的担忧,暗暗的感叹,于是,便出现了这首暗中担忧的歌。
从情绪上说,这首歌以猜测、推想、幻觉等不平常的心理活动,表达平常的爱慕之情。正因为作者爱之愈深,所以他也忧之愈切。至于有没有第三者来蒙骗所爱者的感情,这并无实指,或者干脆没有。然而,作者不管有没有第三者,就公开了他的担忧,这正是爱得深也疑得广。这一微妙的爱情心理,通过作者第一人称手法的歌吟,表达得淋漓尽致。
在艺术手段上,大量的比喻是其特色。比喻中采用的是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现象,来比喻人世间也不可能出现的情变。喜鹊搭巢在树上,不可能搭到河堤上;紫云英是低湿植物,长不到高高的山坡上;铺路的是泥土、地砖,决不是瓦片;绶草生长在水边,山坡上是栽不活的。这些自然现象本是常识,可是作者偏偏违反常识地凑在一起:“防有鹊巢”“邛有旨苕”“中唐有甓”“邛有旨鷊”,不可能的事物发生了。不过,自然规律不可违反,河堤上的喜鹊窝,山坡上的紫云英等等,都是不长久的。这里显示了比喻运用中的感情倾向性,意味着作者的担心也许是多余的。“谁侜予美?”实在谁也不能横刀夺爱,真正的爱情是坚贞不移的。这就是作者在担忧悬念中寄托的坚定信念。
《浣花溪记》一文记述了作者游览浣花溪和杜甫草堂的经历。文章以浣花溪为线索,主要写溪,兼及他物。作者是以自己的游踪所至展开描写的,由于其沿溪而下最后走到杜工部祠,所以文章随着溪流的宛转逶迤一步步将读者引入胜境。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自开篇起到“则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止,写浣花溪的地理位置、溪流走向、景色概貌及享有盛名的缘由;第二部分,从“行三四里”至“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贞子时也”,记叙游览浣花溪的所见、所闻、所感;第三部分,从“时万历辛亥十月十七日”至篇末,交代游览的时间、天气和作者与世人不同的游览境况。作者在写景中,蕴含着对杜甫处于穷愁奔走之际仍能择胜而居的崇敬,寄托了自己卑视庸俗礼教,追求清闲自适的情怀。
文章第一段,是作者对浣花溪的总体印象。作者从浣花溪的方位落笔,接着以“西折纤秀长曲”总写溪水的流向和形状。进而用“如连环、如玦、如纤、如规、如钩”五个比喻,极写纵目所见溪流的曲折多变,生动地描绘溪流的形状。而后又以“鉴”“琅玕”“绿沉瓜”喻溪水,展现了它清澈透明、莹然如镜而又澄碧柔美的特点。作者穷形尽相地描写溪水的形状和颜色,引起读者多方面的联想。接着作者把笔锋转到视点近处,对“长曲”下游给予概括描写:“窈然深碧,潆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至此才点出浣花溪的名字。这句话收束并紧承前文的比喻,分别从颜色和形状两方面着笔,最后双承一收,句法错综而行文严密,描绘出一幅完整而丰富的图景。接着,用“然”承上文“皆浣花溪委也”作一转折,作者特地强调浣花溪与杜甫草堂的关系。这一精当的议论,褒扬了杜甫的名望,为后文的进一步议论作铺垫。
第二段,作者把笔墨落到浣花溪附近的青羊宫,写随溪前行所见之景。“溪时远时近”,从空间感觉上写溪水的曲折迂回;“竹柏苍然,隔岸阴森者尽溪”,描写岸上竹柏成荫,苍然一片,隔岸而望,黑郁郁的几乎沿溪尽是;“平望如荠”,形容树木在远望中犹如小草一般,与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天边树若芥”意蕴相近。“水木清华,神肤洞达”,总写两句,表现浣花溪山光水色的清幽秀丽,增添了文章情趣。杜甫在穷愁奔走中犹能择此胜地而居,这样旷达的襟怀令人钦佩不已。这一段描写青羊宫附近的浣花溪景色,视野空阔。
第三段介绍浣花溪的源流,但仅从轿夫口中侧面点出,一笔纤过,作为传闻之辞。而重点写溪旁人家,错落有致,景色如画。凡有人家住处,溪流就被遮挡;一到没有人家的空阔出,溪流又呈现在视野之中,“如是者数处”,写出人家错落和溪流掩映的情状,于溪水的隐现中抒发了愉悦之情,颇有风致。“缚柴编竹,颇有次第”两句以工整的句式描写临溪人家的风貌,展现出其乡野淳朴之趣,成为沿溪景致的点缀。随后,作者一一交代沿溪的“缘江路”亭、武侯祠、“浣花溪”题榜等古迹。抵达此行的目的地杜甫祠堂后,作者不再着力写水,转而描写这座建于宋代的杜工部祠。作者未对其作浓墨重彩的描摹,写祠中的画像,仅以“清古”二字传其风神,以求与溪之清逸相协调。这一段介绍浣花溪、杜甫祠,意在为写杜甫及由此引发的感慨蓄势。
第四段中,作者直抒胸臆,叙说杜甫“穷愁奔走”之事,以此反映杜甫在穷困之时依然忧国忧民的伟大精神,突出杜甫幽恬渊静的人格与从容的风度。行文至此,作者对杜甫的敬仰、爱慕跃然纸上,凸显了文章主题。
最后一段,交代出游的时间和经过。作者厌恶世俗的应酬,清早独自探访杜甫草堂,正是其高洁自持情怀的体现。文末用自己“偶然独往”同“使客游者”的附庸风雅、冠盖喧哗相比照,表达了作者对附庸风雅的达官显贵的嘲讽和鄙视,从另一个侧面也表现出作者对杜甫的敬仰和对浣花胜地的热爱。并衬之以“是日清晨,偶然独往”,烘托出作者的孤独之感。
这篇文章结构紧凑,线索清晰,作者以浣花溪为主线把所观所感贯穿其中。最后两段,以“钟子曰”发感想,实仿古辞赋篇末乱辞之例;记出游时日及缘起并具名,实仿唐宋古文家游记体例。这两段体现出作者对人生境界的思考。文中写景,善用比喻、白描,其语言显示了竟陵派散文的独特风格。
这是一首宫怨诗,旨在议论嫔妃宫女的地位和命运,表明妃嫔宫女纵得宠一时,但最终下场和失宠者并无二致。言外之意是警告朋党之辈莫要得意忘形,沾沾自喜。
首先是开头一句“君恩如水向东流”,此句用流水比君王的恩宠,构思极巧妙。流水,则流动不定。君王的恩宠既如流水流动不定,宫女之得宠失宠也随之变化不定。今日君恩流来,明日又会流去,宫女今日得宠,明日又会失宠。一旦失宠,君恩就如流水一去不返。所以无论失宠得宠,等待她们的未来都是不幸。这就逼出了第二句诗句“得宠忧移失宠愁”,此句直接点出宫女的忧愁心情:得宠时候害怕君王感情变化,恩宠转换,而失宠时又愁肠欲断,悲苦难言。所以无论是得到还是失去,宫女妃嫔都得惶惶不可终日,清晰地刻画出宫女患得患失以及矛盾痛苦的心理。句中叠用“宠”字,正说明君王的恩宠对宫女的关系重要。因为宫女的命运,完全操在君王手里。
后两句承接第二句,以失宠者的口吻警告得宠者。“莫向樽前奏花落"一句,喻指伴侍君王宴饮作乐。此处的”花落"借用江淹的《拟班婕妤咏扇》的典故,语含双关,既指曲名,又暗指下一句的花被凉风吹落,“凉风只在殿西头”,凉风不远,最终下场都是一样的,借此典故来抒发己见,警告得宠者,君王之恩宠都是难以维持的。
整体看来,这首诗通篇都用了议论。由于比喻、双关运用得极其巧妙,诗人描写的时候在议论中含着形象,所以令人读来意味深长,比起明白直说更显得含蕴有味。纪晓岚称此诗“怨诽之极而不失优柔唱叹之妙”(《李义山诗集辑评》),正是道出了此诗含蓄的特点。
李商隐的诗就是这样,理解它的典故寓托,能披文揽胜,不理解同样也能领略了其诗的文辞意境之美。
这是一首以古讽今、寄慨抒怀的五言古诗。诗的主题是感慨怀才不遇。
前四句用战国时燕昭王求贤的故事。燕昭王决心洗雪被齐国袭破的耻辱,欲以重礼招纳天下贤才。他请郭隗推荐,郭隗说:王如果要招贤,那就先从尊重我开始。天下贤才见到王对我很尊重,那么比我更好的贤才也会不远千里而来了。于是燕昭王立即修筑高台,置以黄金,大张旗鼓地恭敬郭隗。这样一来,果然奏效,当时著名游士如剧辛、邹衍等人纷纷从各国涌来燕国。在这里,李白的用意是借以表明他理想的明主和贤臣对待天下贤才的态度。李白认为,燕昭王的英明在于礼贤求贤,郭隗的可贵在于为君招贤。
然而,那毕竟是历史故事。次四句,诗人便化用前人成语,感讽现实。“青云士”是指那些飞黄腾达的达官贵人。《史记。伯夷列传》说:“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者!”意思是说,下层寒微的士人只有依靠达官贵人,才有可能扬名垂世,否则便被埋没。李白便发挥这个意思,感慨说,无奈那些飞黄腾达的显贵们,早已把我们这些下层士人象尘埃一样弃置不顾。显贵之臣如此,那么当今君主怎样呢?李白化用阮籍《咏怀》第三十一首讽刺魏王语“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尖锐指出当今君主也是只管挥霍珠玉珍宝,追求声色淫靡,而听任天下贤才过着贫贱的生活。这四句恰和前四句形成鲜明对比。诗人在深深的感慨中,寄寓着尖锐的揭露和讽刺。
现实不合理想,怀才不获起用,那就只有远走高飞,别谋出路,但是前途又会怎样呢?李白用了春秋时代田饶的故事,含蓄地抒写了他在这种处境中的不尽惆怅。田饶在鲁国长久未得到重用,决心离去,对鲁哀公说:“臣将去君,黄鹄举矣!”鲁哀公问他“黄鹄举”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鸡忠心为君主效劳,但君主却天天把它煮了吃掉,这是因为鸡就在君主近边,随时可得;而黄鹄一举千里,来到君主这里,吃君主的食物,也不象鸡那样忠心效劳,却受到珍贵,这是因为黄鹄来自远方,难得之故。所以我要离开君主,学黄鹄高飞远去了。鲁哀公听了,请田饶留下,表示要把这番话写下来。田饶说:“有臣不用,何书其言!”就离开鲁国,前往燕国。燕王立他为相,治燕三年,国家太平。鲁哀公为此后悔莫及。(见《韩诗外传》)李白在长安,跟田饶在鲁国的处境、心情很相似,所以这里说“方知”,也就是说,他终于体验到田饶作“黄鹄举”的真意,也要离开不察贤才的庸主,去寻求实现壮志的前途。但是,田饶处于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逞霸,士子可以周游列国,以求遂志。而李白却是生活在统一强盛的大唐帝国,他不可能象田饶那样选择君主。因此,他虽有田饶“黄鹄举”之意,却只能“千里独徘徊”,彷徨于茫茫的前途。这末二句,归结到怀才不遇的主题,也结出了时代的悲剧,形象鲜明,含意无尽。
《古风》五十九首都是拟古之作。其一般特点是注重比兴,立意讽托,崇尚风骨,气势充沛,而语言朴实。这首显然拟阮籍《咏怀》体,对具体讽刺对象,故意闪烁其词,但倾向分明,感情激越,手法确似阮诗。这表明李白有很高的诗歌艺术素养和造诣。但从诗的构思和诗人形象所体现的全篇风格来看,这诗又确实保持着李白的独特风格。如上所述,首四句是咏历史以寄理想,但手法是似乎直陈史事,不点破用意。次四句是借成语以慨现实,但都属泛指,读者难以猜测。末二句是借故事以写出路,但只以引事交织描叙,用形象点到即止。总起来看,手法是故拟阮籍的隐晦,而构思则从理想高度来揭露现实的黑暗,表现出李白那种热情追求理想的思想性格,和他的诗歌艺术的一个主要的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