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抒写别后相思的恋情诗。首联追叙离别时的情景。颔联寓情于景，回忆当年花前月下的美好生活。颈联叙述自己寂寥萧索的处境，揭示伊人离去之后的苦况。尾联表达对所恋之人的刻苦相思之情。
“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飘忽传神。一开始出现的便是两个瞬息变幻的恃写镜头：“油壁香车”奔驰而来，又骤然消逝；一片彩云刚刚出现而又倏忽散去。写的都是物像，却半隐半露，寄寓了一段爱情周折，揭示主旨。车是这样的精美，则车中人的雍容妍丽，可以想见。然而这样一位美人却如巫山之云，来去无踪，重逢难再，怎不令作者怅惘。“映云”暗用楚襄王和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美丽传说，渲染浓密的爱情气氛。但“云雨巫山枉断肠”，毕竟是一场虚妄。前句写人间，写现实；后句写天上，写梦幻。首联写得兴象玲珑，清新流丽。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任池塘淡淡风。”景中有情。“梨花院落”、“柳任池塘”，描写了一个华丽精致的庭院。宋葛立方说：“此自然有富贵气。”（《韵语阳秋》卷一）反映出诗人的高贵身份。“溶溶月”、“淡淡风”，是诗人着意渲染的自然景象。
这两句互文见义：院子里、池塘边，梨花和柳任都沐浴在如水的月光之中。阵阵微风吹来，梨花擂曳，柳条轻拂，飞任蒙回，是一个意境清幽、情致缠绵的境界。大概是诗人相思入骨，一腔幽怨无处抒写，又适值春暮，感时伤别，借景寄情；或是诗人触景生情，面对春宵花月，情思悠悠，过去一段幽情再现。这里展现的似乎是实景，又仿佛是一个幻觉、诗人以神取景，神余象外。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
颈联“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索禁烟中”，写眼前苦况，欲遣不能。多少日子以来只凭杯酒解闷，由于饮得过醉，形容憔悴，心境凄凉。“伤酒”两字，诗人颓唐、沮丧的形象可见。眼前又是寒食禁烟之际，更添萧索之感。
“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宕开一笔，由设问自答作结，深化了主题。诗人似乎想从悱恻的感伤中挣脱出来，探索寄书的途径，去寻觅失去了的爱情。但问得深切，答得无情。“水远山长处处同”一句，乃斩钉截铁之语，如瓶落井，一去不回。原来摆在诗人面前的不是一般险阻，而是永远冲不破的障碍。这两句看似寻常平直，却是全诗中决绝语，最为沉痛哀怨。晏殊在《蝶恋花》词中有“欲寄彩笺无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说的情景与本诗类似，都有一种难言之隐。
但这首诗寓意更深。“知何处”，一切尚在不解之中，使人感到怅惘；“处处同”则已无疑可置，只有绝望之情。这种情绪在首联已暗暗流露，然后曲折道出，由结句点破，情长怨深。“处处同”三字弦外有音，寻绎其意，乃人事阻隔，才处处有碍，无路可通。此联“妙在能使人思”（钟惺《古诗归》）。
晏殊这首诗一名《无题》，在风格上学李商隐的无题诗，运用含蓄的手法，表现自己伤别的哀思。诗在表现上，则将思想藏在诗的深处，通过景语来表达，然后在景语中注入强烈的主观色彩，这样，诗便显得幽迷怨旷。与李商隐诗风不同的是，晏殊这首诗清而不丽，也没有堆砌典故，所以呈现出一派淡雅与疏宕。
此诗通篇运用含蓄手法，“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司马光《迂叟诗话》）“怨别”乃全诗主旨。字面上不著一“怨”字，怨在语言最深处。“不再逢”、“任西东”，怨也；“溶溶月”、“淡淡风”，怨也；“寂寥”、“萧素”、“水远山长”，无一不怨。“处处同”则是怨的高潮。章节之间起承转合，首尾呼应也都以“怨”贯串，此其一。其二，含蓄又通过比拟手法表现出来。“油壁香车”、“峡云无迹”、“水远山长”，托物寓意，言近旨遥，“婉转附物，怊怅情切沙（《文心雕龙》）。其三，写景寄兴，“梨花”、“柳任”二句出之以景语，却渗透、融汇了诗人的主观情绪，蕴藉传神。
人尝论王维诗诗中有画，品《观猎》果不虚言。王维这首《观猎》，以一个“猎”字贯串全篇，生动鲜明地描绘出了一组将军冬日狩猎图。这组将军狩猎图又分为出猎图和猎归图。
首联起句先写角弓鸣响，箭飞劲疾，然后才点出是将军冬猎。在强劲的北风中，传来了开弓放箭的声音，一开头便渲染出紧张肃杀的气氛，然后点明猎者和猎所，确是下笔不凡。
“风劲角弓鸣”，未及写人，先全力写其影响：风呼，弦鸣。风声与角弓（用角装饰的硬弓）声彼此相应：风之劲由弦的震响听出；弦鸣声则因风而益振。“角弓鸣”三字已带出“猎”意，能使人去想象那“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射猎场面。劲风中射猎，待声势俱足，才推出射猎主角来：“将军猎渭城”。这发端的一笔，胜人处全在突兀，能先声夺人。
具体描写纵鹰击捕，怒马追逐，进一步渲染了打猎的气氛，细致地刻画出打猎的场面，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诗人用“疾”字刻画鹰眼锐利，以“轻”字形容马蹄迅捷，细腻传神。
渭城为秦时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其时平原草枯，积雪已消，冬末的萧条中略带一丝儿春意。“草枯”“雪尽”四字如素描一般简洁、形象，颇具画意。“鹰眼”因“草枯”而特别锐利，“马蹄”因“雪尽”而绝无滞碍，颔联体物极为精细。“草枯鹰眼疾”不言鹰眼“锐”而言眼“疾”，意味猎物很快被发现，紧接以“马蹄轻”三字则见猎骑迅速追踪而至。“疾”“轻”下字俱妙。三四句初读似各表一意，对仗铢两悉称；细绎方觉意脉相承，实属“流水对”。如此精妙的对句，实不多见。
以上写出猎，只就“角弓鸣”、“鹰眼疾”、“马蹄轻”三个细节点染，不写猎获的场面。一则由于猎获之意见于言外；二则射猎之乐趣，远非实际功利所可计量，只就猎骑英姿与影响写来自佳。
颈联的写作，从章法上来讲，一般都要转折，要在上两联的基础上开辟新的境界，转出新意来。但转折时意脉不能与前面断裂。这里的新丰市、细柳营故址均在今西安市附近，两地相距七八十里。细柳营，本是汉代名将周亚夫屯军之地，此处代指军营，即狩猎将军的住处。“还归”照应“忽过”，可见将军返营驰聘之迅速，画面具有飞动之感。诗人于此下一“忽”字，将其猎马之神态、将军之勇敢描绘得淋漓尽致。读到这里，读者闭上眼睛一想，一位将军的形象便会立即跃入眼帘，使人难以忘怀。这两句连上两句，既生动描写了猎骑情景，又真切表现了主人公的轻快感觉和喜悦心情。
尾联更以写景收结，囊括全篇，贯通意脉。射雕处，又拱出一典，使全诗更加典雅。据《北史·斛律光传》载，北齐斛律光校猎时，于云表见一大鸟，射中其颈，形如车轮，旋转而下，乃是一雕。因此，斛律光被人称作“射雕手”。此处是代指将军射猎之处，隐含将军武艺之高强。此处射雕，并非实指。如若实指，则前边的“草枯鹰眼疾”则是白费笔墨。用“千里暮云平”一句结束，尤为精当。将军还归之晚，出猎之遥，全部暗示出来，并给人留下回想的余地。
首尾不但彼此呼应，而且适成对照：当初是风起云涌，与出猎紧张气氛相应；此时是风定云平，与猎归后踌躇容与的心境相称。写景俱是表情，于景的变化中见情的消长，堪称妙笔。七句语有出典，语出《北史·斛律光传》载：北齐斛律光精通武艺，曾射中一雕，人称“射雕都督”。此言“射雕处”，借射雕处赞美将军的膂力强、箭法高。诗的这一结尾遥曳生姿，饶有余味。
总的来说，王维的诗，或以悠闲古淡见长，或以豪迈精工著称。此诗气概豪迈，造句精工，章法严整，诗味浓郁。此诗运用先声夺人、侧面烘托和活用典故等艺术手段来刻画人物，从而使诗的形象鲜明生动、意境恢宏而含蓄。诗写的虽是日常的狩猎活动，但却栩栩如生地刻画出将军的骁勇英姿、感染力，表达出诗人渴望效命疆场，期盼建功立业。
这封书信对于了解陈子昂的风骨有很大帮助。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年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年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
但是，就总体年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
此文通过描写两个小孩争辩太阳在早晨和中午距离人们远近的问题，反映出中国古代的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探求和独立思考、大胆质疑、追求真理的可贵精神。
这则小故事用对话贯串始终。全文以孔子的见不能决为贯串线索，颇有条理地叙述了两小儿辩日的过程。
先写两个小孩分别就太阳距离人的远近鲜明地提出看法，引人思考。
接着又分别摆出根据。两人互不相让，都使用反问句式，扣住了题目中的“辩”字，增强了论辩性。
“笑”在原文中显然有“讥笑”之意。至于该不该“笑”，也可以从多方面看。若从作者为道家，孔子为儒家来看，显然要“笑”孔子；但若从孔子的态度来看，又不该“笑”了，因为孔子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并没有“强不知以为知”， 为什么要“笑”他呢？“孔子不能决”告诉人们，做人就应该实事求是，不能不懂装懂；“孔子不能决”还告诉我们，孔子那样的大学问家，尚且有不能解决的问题，由此看来，知识是无穷尽的，什么人都应该不间断的学习，不放弃探求。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面对两小儿的争辩而不妄加决断，正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两小儿善于观察常见的生活现象，从中发现问题，引发思考；也可以从两小儿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事物、认识事物，结果自然就不一致；说明他们平时注意观察生活，感悟生活，具有多元化思维；同时他们也具有独立思考、大胆质疑的科学精神。本文同样深刻阐述了“学无止境”这一道理。
事实上，现代科学已经对这种现象有了科学的解释：早上和傍晚，太阳角度低，穿透的大气层很厚，受到大气层梯度折射率影响很大，光路弯曲显著，所以人看到的太阳就大；中午太阳角度大，穿透的大气层相对较薄，受到大气层梯度折射率影响较小，光路弯曲没有早上和傍晚明显，所以人看到的太阳就觉得小了。此外，当太阳在早上的时候是从地面升起，而远处的屋子或山正和那大太阳成了一小一大的鲜明对比，而在中午周围没有任何东西跟它对比，显然就会显得小，这是我们的肉眼骗了我们。而且由于地球形状、大气层、运行规律等自然因素，简单运用生活规律或生活常识去解释是无法作出正确解释的。但作出正确解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的正是“两小儿”和孔子的这种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实事求是的精神。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