慨叹着“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汉末文人，面对的却是一个君门深远、宦官挡道的苦闷时代。是骐骥，总得有识马的伯乐才行；善琴奏，少不了钟子期这样的知音。壮志万丈而报国无门，——在茫茫人和事，没有什么比这更教人嗟伤的了。
此诗的作者，就是这样一位彷徨中路的失意人。这失意当然是政治上的，但在比比倾诉之时，却幻化成了“高楼”听曲的凄切一幕。
从那西北方向，隐隐传来铮铮的弦歌之音。诗人寻声而去，蓦然抬头，便已见有一座“高楼”矗立眼前。这高楼是那样堂皇，而且在恍惚之间又很眼熟：“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刻镂着花纹的木条，交错成绮文的窗格；四周是高翘的阁檐，阶梯有层叠三重，正是诗人所见过的帝宫气象。但帝宫又不似这般孤清，而且也比不上它的高峻：那巍峨的楼影，分明耸入了飘忽的“浮云”之中。
欣赏指要
这是一首写知音难觅的诗。从诗意看，诗中主人公是一位在生活中因失意而彷徨的人。凄凉的弦歌声从重门紧锁的高楼上隐隐传来，其声调的悲凉深深地感染了楼下听歌的人。从那清婉悠扬、感慨哀伤而又一唱三叹的歌声中，诗人清晰地感受到了歌者经历的惨痛和被压抑的内心痛苦。这令人不禁要推想，歌者是谁？莫非是杞梁妻那样的忧伤女子？可是，最值得忧伤的不是歌者的哀痛，而是没有人能够理解她个中的伤感，知音难觅可能才是她感伤叹息的真正原因。诗人借高楼上的歌者之悲抒写的是自己的人生感受，“但伤知音稀”是一种具有广泛社会性的苦闷、悲伤和期待。
作者将所抒之情融于幻景之中。对于声音的描写细腻生动，歌者与听者遥相呼应，把失意之人的徘徊、悲切、希冀全面地展现出来了。阅读时，要细细体会诗中那种若隐若现、缥缈空灵的意境。
诗中的“托”
人们常把这四句所叙视为实境，甚至还有指实其为“高阳王雍之楼”的（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其实是误解。明人陆时雍指出，《古诗十九首》在艺术表现上的一大特点，就是“托”：“情动于中，郁勃莫已，而势又不能自达，故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古诗镜》）。此诗即为诗人假托之“境”，“高楼”云云，全从虚念中托生，故突兀而起、孤清不群，而且“浮云”缥缈，呈现出一种奇幻的景象。
那“弦歌”之声就从此楼高处飘下。诗中没有点明时间，从情理说大约正什夜晚。在万籁俱寂中，听那“音响一何悲”的琴曲，恐怕更多一重哀情笼盖而下的感觉吧。这感觉在诗人心中造成一片迷茫：“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杞梁”即杞梁殖。传说他为齐君战死，妻子悲恸于“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声长哭”竟使杞之都城为之倾颓（崔豹《古今注》）。而今，诗人所听到的高楼琴曲，似乎正有杞梁妻那哭颓杞都之悲，故以之为喻。全诗至此，方着一“悲”字，顿使高楼听曲的虚境，蒙上了一片凄凉的氛围。
诗中的“歌者”是谁
那哀哀弦歌于高处的“歌者”是谁，诗人既在楼下，当然无从得见；对于读者来说，便始终是一个未揭之谜。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诗中将其比为“杞梁妻”，自必是一位女子。这女子大约全不知晓，此刻楼下正有一位寻声而来、伫听已久的诗人在。她只是铮铮地弹着，让不尽的悲哀在琴声倾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商”声清切而“多伤”，当其随风飘发之际，听去该是无限凄凉。这悲弦奏到“中曲”，便渐渐舒徐迟回，大约正如白居易《琵琶行》所描述的，已到了“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之境。接着是铿然“一弹”，琴歌顿歇，只听到声声叹息，从高高的楼窗传出。“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在这阵阵的叹息声中，正有几多压抑难伸的慷慨之情，追着消散而逝的琴韵回旋！这四句着力描摹琴声，全从听者耳中写出。但“摹写声音，正摹写其人也”。
《草堂吟》是一首七言古诗。作者薛令之，福建长溪县（今福安）人。福建那个地方在唐朝时还是很闭塞的，读书做官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事。“家贫耽读人皆笑”很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风气。饭都吃不上，还读什么书呀！不过薛令之是个有志向的人，从他诗中所说到的“苏秦与韩信”、“佩黄金印”、“自古公侯未遇时”等语句来看，完全是“觅封侯”的架势。神龙二年（706），薛令之考上进士，成为福建第一位进士。开元中，官左补阙、太子侍讲。应该说基本上实现了他的理想。
这首诗是写他在灵谷草堂读书情形的。开头四句写草堂读书，草堂坐落在灵岩山谷，诗人就在草堂读书，一直读到很晚。这里人迹不到，惟有白云相伴。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白云缭绕，平添了一种高洁的意蕴，也富含隐逸的味道。
“春日”四句写草堂生活，一是垂钓，一是弹琴。写垂钓还是春光烂漫的，写弹琴就写出愁绪来了。“猿鹤寥寥愁转深”中的“猿鹤”如何解释？“寥寥”又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人说：“胡猿野鹤也像是暗喻着一些政坛小人。”不过，这种说法太复杂了，当时的薛令之还是个青年，还没有踏入政坛，对朝廷中的变故不可能了如指掌，而且，接下来的“寥寥”又作何解释呢？另有人注释时转引了《太平御览》中《抱朴子》的话：“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猿鹤”并用，应该说就是用了这个典故，其意也就是“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那么“寥寥”也就是“数量少”的意思。于是他“携琴独理仙家曲”，“仙家曲”是指高妙的琴曲，一般人自然无法理解。
“曲中”四句，上接“仙家曲”，是写他的忧愁。在薛令之当时所处的环境里，一来没有同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不能不是读书人的忧伤，“子期能说宫商调”折射出没有知音的苦恼；二来读书的行为不为人理解，“家贫耽读人皆笑”便是说明这种情况的。尤其是在没有读出成就之前（鱼未成龙剑未飞），更是如此。
当然，他自己是信心满满的，“君不见”四句是他引用的论据，“家贫”就不能“耽读”了吗？你看苏秦和韩信都是出身贫苦，而后来却成为大人物。苏秦是古代苦学的典范，“引锥刺股”是他的典型事例。
最后四句是勉励自己坚持读书。“男儿立志需稽古”是说他在古人的事迹中得到了鼓舞，那些“公侯”在没有遇到圣明的君主前，他们都是耐得住寂寞，刻苦攻读的。这些事例说服了自己，更坚定了他读书求进的志向。
“春犹早”是说春天刚到，虽然阳光还较微弱，但风已变得柔和，不象冬天那样刚猛，天气已渐渐暖和起来。南方早春人们换著夹衫，欣喜万分。三、四两句接写昼寝醒后。“觉微寒是因为刚刚”睡起“，仍扣早春。鬓发心插戴的梅花已经残落。冬去春风闲适恬静，情绪基调是欢欣的。
下片转写思乡，情调突变。“故乡何处是”不仅言故乡邈远难归，而且还含着“望乡”的动作，也就是说，白天黑夜，作者不知多少次引颈北向，遥望故乡。“忘了除非醉”，平白如话，却极深刻沉痛。借酒浇愁，说明只有醉乡中才能把故乡忘掉，清醒时则无时无刻不思念故乡。“忘”正好表明不能忘。这里正话反说加一层转折，把此意表现得更加强烈：正因为思乡之情把作者折磨得无法忍受，所以只有借醉酒把它暂时忘却，可见它已强烈到何种程度。而作者之所以会有“忘”的念头和举动，不仅是为了暂时摆脱思乡之苦，还同回乡几乎无望有关：如果回归有期，那就存有希望，不会想到把它忘掉；惟其回乡无望，念之徒增痛苦，才觉得不如忘却。真是不敢想却又不能不想，想忘偏又记起。这种思想矛盾和精神痛苦，循环往复，不会完结。结尾二句具体描写心句的“醉” 字。“沉水”即沉香的别称，是一种名贵的熏香。睡卧时所烧的熏香已经燃尽，香气已经消散，说明已过了长长一段时间，但作者的酒还未醒，可见醉得深沉；醉深说明愁重，愁重表明思乡之强烈。末句重用“消” 字，句调圆转轻灵，而词意却极沉痛。不直接说愁，说思乡，而说酒，说熏香，词意含蓄隽永。清照生当宋金对峙之际，她主张抗战，切望收复失地，对故乡的刻骨怀念，即包含着对占领故乡的金国统治者的愤恨，对因循苟且、不思收复失地的南宋统治者的谴责，渗透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这封给曾巩的回信就是一篇研讨治学之道的说理文。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第三段，作者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提出“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迷功名利欲的观点。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
这封信的中心论题是围绕读经书的问题展开的。儒家经典是宋代知识分子必须习诵的读本，这是他们应试入仕途的敲门砖。王安石当然不可能例外。但是他认为读书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范围，而应该广泛涉猎，拓宽视野，“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方面他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把“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时期的医学著作列为研读的范围；另一方面又注重实际调查，向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女工等请教，无所不问。这些独具只眼的议论，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王安石正是从广泛接触并且咀嚼吸收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的思想体系。
在这封信中，他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不仅举出西汉扬雄对墨家、道家和法家的著作也无所不读而不受扰乱的事实，加以论证，使信中的立论更富有说服力，而且对曾巩所谓佛经乱俗的说法，简当精辟地阐明个人见解。他指出当今之世，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而不能自拔。由于作者洞悉时事，目光敏锐，因此这里所下的判断，可谓一语破的，言简意深。从表层来看，这是对曾巩来信的直截了当的回答，实际上是对当时士大夫尊经泥古、死读儒家经典章句的社会思潮的尖锐批评，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
这封信的篇幅虽短，但写得理足气壮，不仅论据充实，说理透辟而有新意，而且首尾呼应，逻辑严密而无赘语，笔墨精练简明，体现了王安石散文峭厉严谨的风格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