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两句上句是叙事，下句是想象中的物象，似乎没有什么议论在内。据《三国志》记载，当时孙权对于刘备，既有戒心，又要结亲，是包藏政治用心的。这一点，周瑜说得很明白：“愚谓大计，宜徙（刘）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这件既是政治手段又像风流韵事的掌故，广为流传，既成了后世小说家的精彩素材，也成了寻常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与这故事有关的山川土地，也因此而受到人们的重视。
作者写诗并没有把史实简单概括一下完事，而是借令人可以触摸的艺术形象发表议论。“明珠步障幄黄金”这句，既写出孙刘结亲时那种豪华场面：孙夫人使用的步障，是缀满了明珠的；新婚夫妇居住的地方，连帷幄也用黄金来装饰。这种描写，不仅仅是为了铺叙结婚场面的豪华，还含有这种豪华所隐藏的政治用意。诗人是把“史”和“诗”很好地统一起来。
最后两句则是作者对孙权的嘲笑。这里已显出议论的面目。但是它又和一般论史不同。一般论史可以是这样平直地写：“刘备以天下事为重，不因一女子而易其志。”说得准确，没有味道。这里却以唱叹出之。诗人发问道：“谁会为了一个女子而看轻了天下呢？而孙权、周瑜居然想用来换取刘备鼎足三分的决心，结果又如何呢？”写来有顿挫之势，饶有情致。这是从侧面取影，让人们自己去寻思和领悟它的正面意思。这样，它同史论就有灵活与板滞的区别，不是死在议论之下了。
此诗与《大雅·生民》《大雅·公刘》《大雅·緜》《大雅·皇矣》《大雅·文王》诸篇相联缀，俨然形成一组开国史诗。从始祖后稷诞生、经营农业，公刘迁豳，太王（古公亶父）迁岐，王季继续发展，文王伐密、伐崇，直到武王克商灭纣，可以说是把每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写到了，所以研究者多把它们看作一组周国史诗，只是《诗经》的编者没有把它们按世次编辑在一起，而打乱次序分编在各处。朱熹说它和《大雅·文王》那篇一样，“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其实此诗很难看出是周公所作，也很难看出有警戒成王的意思。总观这组六篇诗文，不过是周王朝统治者为歌颂祖先功德，追述开国历史的显赫罢了。
全诗八章。历代各家的分章稍有不同，这里是根据诗意确立的。第一、二、四、七章章六句，第三、五、六、八章章八句。排列起来，颇有参差错落之美。
首章先从赞叹皇天伟大、天命难测说起，以引出殷命将亡、周命将兴，是全诗的总纲。次章即歌颂王季娶了太任，推行德政。三章写文王降生，承受天命，因而“以受不国”。四章又说文王“天作之合”，得配佳偶。五章即写他于渭水之滨迎娶殷商帝乙之妹。六章说文王又娶太姒，生下武王。武王受天命而“燮伐大商”，与首章遥相照应。七章写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敌军虽盛，而武王斗志更坚。最后一章写牧野之战的盛大，武王在姜尚辅佐之下一举灭殷。全诗时序井然，层次清楚，俨然是王季、文王、武王三代的发展史。
诗篇以“天命所佑”为中心思想，以王季、文王、武王三代相继为基本线索，集中突现了周部族这三代祖先的盛德。其中，武王灭商，是此诗最集中、最突出要表现的重大历史事件，写王季、太任、文王、太姒，不过是说明周家奕世积功累仁，天命所佑，所以武王才克商代殷而立天下。所以，诗人著笔，历述婚媾，皆天作之合，圣德相配。武王克商，也是上应天命、中承祖德、下合四不的。因此，尽管诗意变幻不已，其中心意旨是非常清楚的。全诗虽然笼罩着祀神的宗教气氛和君权神授的神学色彩，其内在的历史真实性一面，还是有认识价值的。
这是一首叙事诗，但它并不平铺直叙地叙事。文王两次迎亲的描述，生动具体；牧野之战的描绘，更显得有声有色。“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一连三个排比句子，真可谓把战争的威严、紧迫的气势给和盘托出了。“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虽然写出了敌军之盛，但相比之下，武王的三句誓师，更显得坚强和有力。“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虽然仅仅描写了一句，也似乎让人看到了姜太公的雄武英姿。至于它有详有略、前呼后应的表现手法，更使诗篇避免了平铺、呆板和单调，给人以跌宕起伏、气势恢宏而重点突出的感觉。这些，在艺术上都是可取的。诗中的“小心翼翼”、“天作之合”等句也早已成为著名的成语，在现代汉语中仍有很强的活力。
这首诗是杜甫旅居夔州的第二年所写八首咏逐诗之一。虽只有五言八句，但其意义和写作技巧却都臻于上乘。诗的前四句代麂写意，自悔不能见机远离伤害。后四句感叹世人因为贪食美味而残害生灵。全篇代麂立言，前半婉而多讽，后半愤怒斥责。该诗借逐言情，写麂自悔不能全身远离祸害，代麂抒情，感叹世人为了口腹之欲而残害生灵。
诗的首句说自己被迫和自由天地“永”“别”，又被抬举与“玉馔”并列充人口腹。次两句“无才”三字是关键。文意是既没有本事高飞远引与仙人为侣，那就无法逃脱被吃的命运。 “不敢恨”，正说明痛苦之深。“不敢恨”，是虽死无怨，写得更深更惨。后半，头两句总结出一条道理，即： “乱世”生命不值钱，有名即是祸根。残酷现实的根源在哪里，“衣冠兼盗贼”五字作了回答，这是对残暴的统治者的高度概括。全诗与其说是写麂，毋宁说是写人。所指可以是某个人，而更重要的则是揭示了类似的无数人的共同命运。那是几千年封建时代无法消除的社会悲剧、历史悲剧。此诗虽小，可以喻大。
这是一首禽言诗，该诗以讽刺怒骂成文，显示杜甫嫉恶如仇的性格。全诗以将死之麂的口气写成，杜甫借麂之口，毫不留情地遣责了权贵者贪婪残忍的本性。诗人以麂比善良人士，以“衣冠兼盗贼”痛骂奸佞小人。讽刺贪婪成性的人本身就是“盗贼”，有着“鱼肉人民”的本性。此诗构思巧妙，寓意婉转，虽为咏逐诗，却不给人咏逐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