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上片追述昔日官中的繁华生活，下片设想王昭仪的处境和心曲，代她一诉衷肠。全词多次使用典故，描述了家国破碎的凄惨，将词人内心的哀愁表达地淋漓尽致。
上片主要以追述昔日宫中的繁华生活为主，和王词原作相同。二人身份不同，回忆内容不一。王词中回忆得充之经历，而汪词中多回忆宴会。“天上”三句，借西王母瑶池蟠桃大会的盛况，比喻谢后欢宴的乐。“被午夜”两句，宴会气热烈，通宵达旦，一夜在不知不觉中逝去。“花覆”二句看出场面的豪华。阁外，龙楼房，花团锦簇，香烟绕。帝王将相，气派十足。
“恨黑风”两句，战争的血雨风急降临，豪华顿失。汪词取意于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汪词改用“黑风吹雨”的意象，表达十分含蓄。
“人去后”四个三字句，节奏急促，如音节中的快拍，刻画出王清惠北上后的心境：家书断绝，肝肠寸断，无人可诉。这主要写乡愁。“心难说”是翻录王词原作“千古恨，凭谁说”句，讲家愁国恨。时值苍生涂炭，江山疮痍，形势危艰，令人柔肠寸断，加深了“难说”的深度。“杜鹃啼血”常作为国亡家破痛烈心情的象征。“事去”一联，不仅对偶精工，而且内容深广。
“东汴水”句指金灭北宋，“西湖月”句指元灭南宋，十四个字将南北宋亡国历史概括无遗。“西湖月”对应“人去后”其中蕴藏浓浓乡愁。汪元量在北地曾有《向州月夜酒边赋西湖月》长诗：“月亦伤心不肯明，人亦吞声泪如雨。”
词结尾“有谁知”三句，“有谁知”意为此词无他人知，只有己知。“泣”字和王清惠原词中的“泪沾襟血”遥遥相对。汪词引用此典，以镜破喻亲人离散，兼喻国家山河破碎。
汪元量这首和词挥酒自如，用语贴切。和王清惠原作相比，意思相近而不雷同，押其韵而不拘常，丝毫不见丝毫的窘迫和束缚。词中既有对王词的唱和，又倾诉出知己之情，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展现在词中。
这是一首歌咏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诗。
描绘了民间庆贺春节的盛况和迎接新春的欢悦之情。春回人间，天下太平，路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诗人认为不必走向东郊去迎春，因为千家万户都有春天的气息。全诗以高度概括的语言表达出新春佳节的无穷意蕴，令人读之顿觉春就在身边。
前两句写大自然不断变化，春回人间，天下太平，佳节引人。因而路上“肩摩毂击”，人挤人，车撞车，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乐融融”地迎接春天的到来。盛况空前，喜形于色，到处洋溢着和乐融洽的气氛。
写到这里，诗人妙笔一转，用“不须”二字领起，说不必到郊外田间、湖畔、山麓去寻春迎春，因为大地回春，无一处没有春天的气息，无一家没有春天的景象。“春在千门万户中”的潜台词是，大自然的春天固然来到了，大自然的春光固然明媚，值得热烈欢迎，但人间的春却来得更早，春光却更美好，春意却更浓烈，天地间一片太平盛世，更值得热烈欢迎。满院春光、春遍人间的动人美景，新春莅临时的无限喜悦之情，妙含于此通俗易懂、意味无穷的七字中。
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与其友人登西台祭之，并作此文以记其事。文章以唐代忠烈之臣颜真卿隐喻文天祥，以张巡、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奋力守卫睢阳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展现了文天祥义无反顾的爱国之志，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殉难的悲恸之情。全文寄意幽深，托辞婉曲，为避元朝统治者的文网，用语多隐蔽，但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不能自掩。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
《哀时命》是汉朝时被压抑、被排斥的正直知识分子的自哀之作。赋以屈原一生遭遇为主线，自哀像屈原一样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强烈而真挚地表达了当时很多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内心苦闷和抗争，也表现了这些知识分子对人生道路的迷茫。全文篇幅短小精悍，感情真挚，纯属骚体，保持了汉代早期骚体赋所具有的特点，是咏屈赋中的佳品。
全文可分为四段。第一段说明所谓“哀时命”，即是哀叹时势与命运。世俗不能容纳我，我也不堪忍受这浊世，作者悲叹自己的命运不及古人，怨恨自己生不逢时。所以他希望远走高飞，去到昆仑山上的悬圃，再去钟山上采摘玉英。然而，走得再远，也抹不去自己对故乡的怀念之情。
第二段描绘出作者的精神仍肆意游荡在天地之间，他想效法伏羲、唐虞、大禹及商汤，虽知困顿也不改变操守兮，终不因邪恶妨碍方正。如今世俗之人都在结党营私、勾肩搭背，而且想将斗与斛混为一体，贤者只好远离而隐藏。他希望向君王当面陈词而效忠，可惜楚王灵修不觉悟。以后怎么走，走向哪里？道路不明而甚是艰难。
第三段作者描述自己心中的愁苦，他怨恨世人手握刻刀而不会使用，操持规矩而不能画出方圆。让骏马在庭院中奔跑，怎么能够彰显出它的能力。将猿猴放进囚车牢笼，又怎么能够看到它的灵巧？所以他还是寄希望于仙人，飘飘荡荡悠游于世外，不再为世俗之事烦恼。
第四段作者反思：鸾凤翱翔于云层，所以弓箭也不能施加于它。蛟龙潜藏于深旋之渊，身体也不能挂上网罗。知晓贪食香饵而接近死亡，不如向下游动于清波。说明作者认识到，只有远离这浊世，才能远离祸端，所以他想要幽静隐居，甚至于想要扔掉这个臭皮囊，回归到沉寂安静而无生命的状况。
从全文来看，作者于文中提及“时暧暧其将罢兮，遂闷叹而无名”，表达了作者感怀时光渐渐离去，但是自己却默默无名之意。此种心志反映了古时文人期待国君选贤与能，能一举发挥自己的长才，实现人生的志愿。因此和屈原的忠贞爱国的心志有所不同。庄忌此作是在哀伤自己虽然耿直清白。 但是却生不逢时，颠沛流离，一直沉于下僚，不过寄贵族篱下作清客，无由施展才智，以致“老冉冉而逮之 ，白白虚度时光”的人生际遇。因此，他对当时社会美丑不辨、贤愚不分的不正常、不健康、不合理的现实深感不满，故而强烈而真挚地表达了当时很多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内心苦闷和抗争。这样的内容题材又是汉初骚体赋最适于表现的，所以《哀时命》大体上完全模拟《离骚》的形式，尽管在艺术上没有多少创新的意向，缺少创造性，然而在内心情感的宣泄上毕竟较真切、沉实，非一般无病呻吟者所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