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作者病愈后登快哉亭有感之作。首联以鸣蝉起兴，点明乡愁的主旨。以蝉之“得意”反衬自己的失意。颔联写诗人梦后倚楼。颈联是这首诗的精华，富有情韵，从忆想回到现实，透露出诗人“时不我与”的迟暮之感。尾联即景抒情，写作者自己辜负了故乡亲友赏菊之约虽然令人伤怀，让秋风吹白了霜鬓，满是“白发生头未得归”的惆怅。
诗一开首以雨后蝉鸣起兴。秋高气爽，雨过天晴，再加病愈登亭，十分畅快。连枝上的蝉也仿佛有所领略而在欢快地鸣叫。“得意”二字，既写出了蝉鸣的神态，又微露了诗人的歆羡之情：蝉之踌躇满志，正是因为它既得时、又得地。言下已隐含人不如蝉的况味。
二句由“听”转向“见”：秋雨新洗，值此黄昏之际，行人渐少，尘土不扬，那通往故乡的道路显得分外清晰。这一句在眺望中透露出诗人的心事：怀乡情重，思归心切，不曾有一日忘怀。平日里世事纷扰，或可抑制一时，一旦除去世务的羁绊，那潜在的意念又会立即浮现。当此病后偷闲、偶尔登临送目之际，思归之念便又油然而起。
三四两句极写归思之深、之切。病后的频频把盏，不是为消渴解馋，实因乡愁太深、太重，挥之不去，斥之又来，不得不借助酒力排遣。这里字面上只写了病后，却透露出病前和病中的消息。病前早已借酒浇愁，病中被迫停饮；仿佛欠了的债要加倍偿还，故病后愈是贪杯，愈可见病中难以消停的情状。杜甫《登高》诗说：“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也是写以多病之身，深以停杯戒酒为恨。贺铸当时患有肺病，又滞留他乡，遭遇和杜甫相似。可见使诗人最受煎熬的是怀乡病，所饮之酒，实在是满含辛酸强咽下的苦酒。百病之中，唯心病难治。清醒时固然为其所苦，即在睡梦中也不曾解脱。这里字面上只写了梦后，实则暗示出曾有无数次的思乡梦。梦中可以千里回乡，则梦醒后愈是归思难忍，正如汉乐府《悲歌》所说：“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这天长日久郁积的乡愁，这梦中犹且萦绕的归思，俱化为一含情凝睇之人，呼之欲出。至此，诗人的登临之意，已神气毕现了。
下两句又从忆想回到现实。鸦投古刹，是黄昏时万物栖息的典型景象；而落日斜晖，又隐隐约约透露出诗人“时不我与”的迟暮之感。晚唐的温庭筠即多以夕照飞鸦写此情调，如“鸦背夕阳多”（《春日野行》），如“出寺马嘶秋色里，向陵鸦乱夕阳中”（《开圣寺》）等。贺铸或有所取法。天色向暮，自然界的飞禽均有所托，而人的归宿却不知在何处。暮霭之中，唯见远去的道路渐渐隐没在一片凄迷的草色之中。
第六句系从白居易的诗句“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中化出，二者相同之处在于，都用行道上“更行更远还生”的草色喻示思念之殷切；不同之处则是白居易着眼于枯而复荣的春草，借喻别情之“满”、之盛；贺铸这里写的却是荣而复枯的秋草，其中暗寓失意之恨。诗人于怀乡思乡之中，又寄托了自己落拓不遇的身世之感，遂使全诗的思致更见深入、意蕴更见丰厚。
一年一度的秋风，最能动人归兴，诗人此时滞留他乡，无计归去。眼见得梦想成空，徒然催人早生华发而已。“秋风发上生”几字，用语生新奇警，不落陈腐。唐代李贺诗说：“秋野明，秋风白。”秋风和白色始相钩连，至苏轼又用“霜风”形容须发皆白，如“白头萧散满霜风”、“白须萧散满霜风”等。贺铸点化成句，自铸新词。这里不仅意指鬓发的斑白，而且秋风萧萧，又给人以冷的感觉。因此这一新奇的用语，也便暗示着作者凄冷的情怀。贺铸多病早衰，又因喜谈世事，每忤权贵，屡受排抑，悒郁难平。他在徐州任上曾多次吐露了这种幽冷不平的情怀，如“我已困摧辱，壮心如湿灰”（《寄杜仲观》）、“三年官局冷如水，炙手权门我未能”（《留别张白雪谋父》），这些都可作为这首诗的注脚。
这首诗在章法结构上颇具匠心。诗中写景和抒情的内容参差穿插，跌宕回旋，用笔极为灵动。如首三句用写景起兴之后，颔联忽然宕开去作一追叙，紧接着又用“梦后倚楼”一笔挽回。颈联再次写景，因为前几句已提供了一定的心理背景，故这里的景都具有了以物象作比喻的性质。末两句直抒胸臆，立一篇之警策。全诗以得意的蝉鸣兴起，又以作者落寞感伤的情怀作结，在鲜明的比照中突出了诗人既不得其时，又不得其所的深沉感概。《四库总目提要》称贺铸诗“工致修洁，时有逸气”，由此可见一斑。
这首描绘的是洞庭湖秋夜的景色，即使没有标题，也仍然表现了泛舟游览的景致。
上片第一句，极言洞庭之大，可说是抓住了这湖的特色。句中的“飐”字，表现了风吹浪动的场面。但此句并非写浪涛的汹涌，而是湖面的广阔。第二句，写在湖面上遥望君山，如一点凝烟。这里仅用“一点凝烟”来描绘，既反衬出湖面宽广，更为画面添了一种神秘朦胧的情韵。第三句紧承上句，说明神秘朦胧的君山是神仙的世界。第四、五两句“玉楼珠殿，相映月轮边”，是作者对仙境的想像。这两句承上君山、仙境而下，“相映月轮边”，景色奇丽，又自然的交代了作者游湖是在夜间。
下片开头，“万里平湖秋色冷”作者以“秋色”点名时令。后又着一“冷”字，则使境界全出，妙不可言。一个“冷”字不仅表现了湖水宽阔，为秋色增寒，让人仿若身临其境。天为秋夜，湖面之气温，人之体肤心理感受，都包容于此一字中。这种冷，只有身处水天空阔之中才感觉得真切。第二句以星斗下垂，写湖面视野开阔的景象，与杜甫《旅夜书怀》中所写下“星垂平野阔”意境相同。第三句写的是洞庭湖畔桔林，经秋霜一压，桔子成熟，更显得红艳娇美。给人以视觉享受。最末两句，将洞庭湖与号称道教“第七洞天”的罗浮山联系起来，表现了诗人对仙境的向往。
牛希济《临江仙》共七首，都是咏往昔神仙之事，其共同的特点是语言芊绵温丽，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其凭吊凄凉之意，蕴含其中，深得咏史之体裁。而从此首词来看，作者运用虚实相间的写作手法，充分的驰骋想像，淋漓尽致的写出洞庭湖的神韵。在文字的运用上，自然平易，有一种清新明丽之感。
这秋景是真境，或是幻境，该是真真幻幻，真中有幻，幻中有真吧。洞庭素称"八百里"。说波浪连天，湖中君山犹似一点，虽不免夸张，终属真境，说君山是神仙所居，上有"玉楼珠殿"，与明月交辉，则是神话传说，属幻境。说湖中星影参差，随波上下，湖畔霜华遍野，橘林如丹，是真境；说洞庭与千里之外岭南的罗浮山相连，却是传闻之词，应属幻境。真境，固然歌颂了山河壮阔，幻境，也为这壮阔著上虹霓船的奇丽色彩。真真幻幻，虚虚实实，共同构成这阔大的词境共同衬托出词人阔大的襟怀。
小令入手擒题，以三句写出了金山寺宏伟的外观与富有宗教色彩的精神内质。“苍云”是实景，又暗用《宝雨经》“乘苍云来诣佛所”的佛教语言；“听法神龙”、“渡水胡僧”，则呈示了寺内的宗教气氛与巨大的感召力。龙、僧对举，当是受唐张祜《题润州金山寺》“僧归夜船月，龙出晓堂云”名联的启示，但在曲中更见形象。以下三句鼎足对，则度入了“游金山寺”的“游”。尽管与作者形象直接关联的仅出“人立冰壶”一句，但“诗留”、“塔语”，也间接反映出诗人观景、怀古乃至诗兴遄发的景象。而此三句中，又进一步表现了金山寺的风物特色与文化内涵。这一切都从“风神”落笔，自觉气象不凡。
“摇碎月”一联为细染，对象为“树影”与“江声”。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的写景突破了时间的限制，将眼前的实像都转移至夜间表现，这是为了取得更为完美、典型的艺术形象效果。从前文的“苍云”、“冰壶”来看，作者的游览已近黄昏，这就为他进一步驰骋想象提供了条件。树影中流、江声撼崖，置于夜半“碎月”之中，更添一种苍莽悲郁的风调。作者的襟怀茫远、心潮澎湃，也于此间反映了出来。
末三句的“误汲南泠”云云，看似无端，实为眺望南岸所见景观的联想。时值黄昏，南岸人家汲水回家，一片熙熙攘攘的生活情景。他们的“汲水”是为了应付日常的需要，自然“不记《茶经》”，曲中的这一笔便点出了这一实质。然而，金山寺的游览却激起了诗人的无穷雅兴，所以要“笑煞吴侬”了。这三句巧妙地借用典故，为这快游的满足心态画上了句号。
由此可见，借景见情、借物象见游兴，是该曲在内容表现上的特色。而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全曲锤炼字句，尤以活用典故、成句见长。这种活用，又表现在虚实相兼上。所谓实，即属于本地风光，如“听法神龙”、“诗留玉带”、“中流树影”、“误汲南泠”，其故实在注释中已予解释。所谓虚，即典故虽非金山寺所自有，而其意蕴却有助于实景的印证。如“渡水胡僧”，令人联想起达摩一苇渡江、杯渡和尚借杯渡水的宗教故事；“塔语金铃”，令人联想到《晋事·佛图澄传》中佛图澄闻塔铃而知寓意的典故。这一切，都有助于烘染金山寺作为释教胜地的氛围和气象。
这首《浣溪沙》词是苏轼43岁在徐州任太守时所作。公元1078年（元丰元年）春天，徐州发生了严重旱灾，作为地方官的苏轼曾率众到城东二十里的石潭求雨。得雨后，他又与百姓同赴石潭谢雨。苏轼在赴徐门石潭谢雨路上写成组词《浣溪沙》，共五首，这是第四首。作品描述他乡间的见闻和感受。艺术上颇具匠心，词中从农村习见的典型事物入手，意趣盎然地表现了淳厚的乡村风味。清新朴实，明白如话，生动真切，栩栩传神，是此词的显著特色。此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需要指出的是，这首词中所写的景，并不是一般情况下通过视觉形象构成的统一的画面，而是通过传入耳鼓的各种不同的音响在诗人意识的屏幕上折射出的一组联续不断的影象。
这首词是苏轼在徐州（在今江苏省）作官的时候写的。按照当时的迷信风俗，一个关心农事的地方官，天大旱，要向“龙王爷”求雨；下了雨，又要向“龙王爷”谢雨。这首词就是苏轼有一次途经农村去谢雨，记下的见闻之一。
“簌簌衣巾落枣花”，按照文意本来应该是“枣花簌簌落衣巾”。古人写诗词，常常根据格律和修辞的需要，把句子成分的次序加以调动，这里就是如此。“簌簌”，是形容枣花纷纷落下的样子。“衣巾”，是衣服和头巾。古代服装，男人往往戴头巾。枣树在初夏开出黄绿色的小花。作者不是从旁边看到落枣花，而是行经枣树下，或是伫立枣树下，这样枣花才能落到衣巾上。接下去，“村南村北响缫车”。“缫[sāo]车”，一种抽取蚕丝的手摇工具。村子里从南头到北头缫丝的声音响成一片，原来蚕农们正在紧张地劳动。这里，有枣花散落，有缫车歌唱，在路边古老的柳树下，还有一个身披牛衣的农民在卖黄瓜。“牛衣”，是一种用麻或草编成的，用来覆盖牛身的织物，这里指蓑衣一类的东西。上片三句，每一句都写出了景色的一个方面。这一次苏轼偶然来到农村，很敏感地抓住了这些特点，特别是抓住了枣花、缫丝、黄瓜这些富有时令特色的事物，把它们勾画出来。简单几笔，就点染出了一幅初夏时节农村的风俗画。
这首词，不仅是写景，还记了事。在下片，就转入了写作者自己的活动。这时他已是“酒困路长惟欲睡”。“酒困”，是酒后困倦，说明他上路前喝过酒了。“路长”，看来，已走过很长的路程，而离目的地还很远。“惟”，只。这句词写出他旅途的困倦。“日高人渴漫思茶”。“日高”，太阳已升得很高。在初夏的太阳下赶路，感到燥热、口渴，不由得想喝杯茶润喉解渴。“漫”，这里是情不自禁的意思。口渴，需要喝茶；困倦，大概也想借茶解困。于是他“敲门试问野人家”。“野人家”，乡野的人家，即乡下老百姓。苏轼当时是一州的行政长官，笔下称当地农民为“野人家”，正出于他当官的口气。但是“试问”两字表明他并没有什么官气。他没有命令随从差役去索要，而是自己亲自去敲一家老百姓的门，客气地同人家商量：老乡，能不能给一点茶解解渴呀？
就这样，用简单几句，既画出了一幅很有生活气息的农村画图；又记下了一段向老乡敲门讨茶的经历，这是他平常深居官衙中接触不到，因而感到新鲜有趣的。这首词似乎是随手写来，实际上文字生动传神，使一首记闻式的小词，获得了艺术的生命。这就是古典诗词中所讲究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作者为何要“敲门试问”呢？1.他是一个体恤民情、爱民如子的好父母官，谦和有礼，不会贸然闯入农家；2刚刚在旱灾后求得雨，主人可能外出下田耕作，并不在家，所以他要试探一下家中是否有人在。
《浣溪沙》词中“簌簌衣巾落枣花”一句，实为“枣花簌簌落衣巾”的倒文；杜甫《秋兴》一诗中有“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原意为：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主宾倒置的同时，宾语“香稻粒”、“碧梧枝”还被拆开分属主宾位置。对于古典诗歌诗句的倒置，清人洪亮吉说：“诗家例用倒句法，方觉奇峭生动”。
《浣溪沙》全词有景有人，有形有声有色，乡土气息浓郁。日高、路长、酒困、人渴，字面上表现旅途的劳累，但传达出的仍是欢畅喜悦之情，传出了主人公县令体恤民情的精神风貌。这首词既画出了初夏乡间生活的逼真画面，又记下了作者路途的经历和感受，为北宋词的社会内容开辟了新天地。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我，再用楚人告我，引告我。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我公室”，“摇荡我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我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我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我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