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字国瑞， 原名朱重八、朱兴宗，出生于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明朝开国皇帝（1368年—1398年在位），年号“洪武”。元璋在位期间，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 ，废除丞相和行中书省，设三司分掌地方权力，严惩贪官和不法勋贵 ；军事上，实施卫所制度；经济上，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兴修水利，减免税负，丈量全国土地，清查户口等；文化上，紧抓教育，大兴科举，建立国子监培养人才 ；对外关系上，确立“不征之国”。在他的统治下，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享年七十一岁，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庙号太祖，葬于明孝陵。传位太孙朱允炆。 ▶ 146篇诗文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这首词贵在委婉曲折。“江南秋色垂垂暮，算幽事，浑无数”在意思上就很曲折：“江南秋色”是美丽的，而“垂垂暮”是令人遗憾的；不过尽管如此，在这暮秋的时候还有那么多可以游赏的景物，终归还是令人高兴的。“日日澄澈亭畔路”的“日日”，是强调每天都去，这是因为对那个地方景色的喜爱。但如果结合前边的“垂垂暮”，则这个“日日”又令人联想到冯延巳《蝶恋花》的“日日花前常病酒”，这里边又令有一种对无常之美景难以割舍的执著之情。“西风林下，夕阳水际，独自寻诗去“点染出一幅清秀疏朗的“水畔独吟图”，独吟之人显得很超脱很自得。但是，由“西风”和“夕阳”点染而成的美景，却透着几分清清，几分伤感；而那“独自”二字，又暗含着几分寂寞、几分孤独。
“可怜愁与闲俱赴”——“愁”和“闲”实在是一对形影不离的老朋友，寄情山水独自寻诗是“闲”，但只要是“闲”的时候就必然跟来“愁”。既然这个办法不行，那就是用“尘劳”来“截”：把自己完全投入尘世事务的繁忙劳碌之中，以此来求得对内心之愁苦的暂时解脱。这时候已经“灯影幢幢天欲曙”——夜过去了，白天又来了。接续这个不眠之夜的，仍将是整天的繁忙劳碌，或者是整天的闲愁缠绕。
此诗首联“林风纤月落，衣露净琴张”二句自然而脱俗。上句点明夜景，下句紧承宴事，意象和谐而又形容妥帖。“林风”有本作“风林”，《杜臆》以与下文“衣露”相偶之故，认为当作“林风”，《杜诗详注》更以说理加以论证：“‘林风’相微，‘风林’则大，只颠倒一字，而轻重不同”，大约是说作“风林”的话会妨害意境的和谐，叨扰春夜的静谧，又和“纤月”等意象有失协调。另外，杜甫还有“湖月林风相与清”（《书堂既夜饮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的诗句，也是夜宴情景，以“林风”、“湖月”对举，考虑到诗人的思维习惯，或可作为“林风”的佐证。纤月，则是月初新生的月牙儿，黄昏而生，所以才能中夜而落。成善楷判断该诗写的是早景（《杜诗详注》），就不仅颠倒了时序，亦且错会了诗意，他由此生发的别解，颇乖诗义。正如黄生所云“夜景有月易佳，无月难佳，按此偏于无月中领趣”（《杜诗详注》），即是全诗所描写的是夜景而非早景之意。
衣露，一般解为中夜露下沾衣，《说苑》有“孺子操弹于后园，露沾其衣”的典故，联系到弹琴事，杜甫或正用此事，但也让人极易联想到《诗经》中“胡为乎中露”（《诗经·邶风·式微》）的诗句。露能沾衣，可知湛露其繁，时当春夜，或可拟于李白“春风拂槛露华浓”的景象，但生机略似，杜诗则多一种简素。净琴，一作静琴。《诗经》有“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诗经·郑风·女曰鸡鸣》），谢朓也有诗云：“静瑟怆复伤”（《谢宣城集·奉和随王殿下·其六》），似乎作“静琴”才是，意为静好之琴，但“净琴”也不妨为杜甫别出心裁。“净琴”显示了素琴横陈，曲如山泉，潺湲叮咚泻出幽谷，顿时脆响盈耳，清新扑面的景象。且杜甫又是极钟爱“净”字的，诗如“明涵客衣净”（《太平寺泉眼》）、“天宇清霜净”（《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雨洗娟娟净”（《严郑公宅同咏竹》）等，都是他用“净”字的出色例证。“张”，又像是设势，同时巧妙地点出了夜宴的开始。一个“张”字，不待言曲而音声之妙已浃人情思，李白有诗“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听蜀僧濬弹琴》）。“张”与“挥”字一般，不仅形象妙肖，而且意味无穷。首联干净洗练，一段雅致，在林风、纤月的映衬下，在中庭静夜悠扬的琴声里，油然升起。
如果说首联意境超然、高蹈尘外的话，颌联“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二句则涉笔成趣，翩接人间。当夜而能辨出“暗水”，应当是闻其淙淙细流之声；而“花径”为黑暗所遮没，也是非其芬芳馥郁之气所不能察觉到的，暗水流花径，虽然不言声味，而声味隐然毕现。纤月既落，春星当繁，“满天星斗焕文章”，自然会有星垂檐低的错觉，一个“带”字，被杜甫锤炼得精当熨帖，妙义入神。然而承上文成善楷误以为是早晨而对“带”字别有新解，他认为“带”字音义同“逝”，流逝而去的意思，盖谓黎明时分，月落星沉，虽似也合文意，但颇违春水繁星的意境。“带”字含义，且如《吴都赋》“带朝夕之濬池，佩长洲之茂苑”，李善注云：“带、佩，犹近也”，而杜甫又有“翳翳月沉雾，辉辉星近楼”（《不寐》）的诗句，那么“带”约略可以训为“近”的意思，描绘的是星垂接宇的景象。“带”的这种用法在杜诗中还有诸如“ 江城带素月”（《听杨氏歌》）等，也可知杜甫是惯常这样描写和表现的。“春星带草堂”，作为诗人的主观感受，描绘的是灿烂星空笼罩下的奇幻夜景： 暗水，溶溶脉脉地沿着花径流转；春星，辉辉煌煌地映带着茅椽草堂。全联正如黄生所评：“上句妙在一‘ 暗’字，觉水声之入耳”，“下句妙在一‘带’字，觉星光之遥映。”（《杜诗详注》）杜甫选取这样的情景和物象形诸笔端，不仅雅致非常，而且野趣盎然。
铺叙停当了，颈联“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二句便转笔描写夜宴的场景，宾主雅宜，乐在其中。检书，大约是宾主赋诗而寻检书籍。之所以选取“检书”的意象，也许在应景的同时，杜甫也寄寓了自己的一种偏好和情趣，从杜诗喜欢用事可以推知杜甫十分看重才学，自然而不免热爱读书，“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床上书连屋”（《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一）等诗句都是他的自纪。这里清夜烧烛检书的意象，对读书人而言，有特殊的亲切感，四壁寂然，青灯黄卷，众人不堪其清冷落寞，读书人也不改其读书之乐，更何况与诸同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集·移居二首·其一》），自然更是其乐融融，不觉烛短了，另外杜甫还有“晓漏追趋青琐闼，晴窗检点白云篇”的诗句，也足见他“检书”的乐趣。
看剑，有本作“煎茗”，一作“说剑”。作“煎茗”在格律上既不合乎平仄，在诗意上又与当句“引杯”有复，意境平常，当非杜甫原诗。作“说剑”则与《庄子》外篇《说剑》篇名有复，而杜甫此处似乎并非想用《庄子》的典故，当系后世传抄中浅人所臆改，但看杜诗其他篇目，可以得知杜甫实有中夜“看剑”的喜好，如《蕃剑》诗中描写道：“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气必腾上，龙身宁久藏？”在《夜》诗中又有“独坐亲雄剑，哀歌叹短衣”；在《重送刘判官》诗中又云：“经过辨丰剑，意气逐吴钩”；再到苏轼化用杜诗有“引杯看剑话偏长”的诗句，均表明当是“看剑”。杜甫所以喜好看剑，其实不难从他致君尧舜的抱负和其性格中慷慨磊落的特点看出，雄剑、虎气、龙身，未尝不是杜甫自况，虽是一介寒儒，但当其意兴勃发，便自有心雄万夫的气概，《杜诗详注》云：“因看剑而豪气生于此，快饮亦宜引杯长矣”，言颇中肯。至于清夜引杯，似乎是杜甫的一大嗜好，杜诗有“邻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赊”（《遣意》）的句子。 酒兴偶动，便不可支，若遇贫困潦倒之际，自然难免“酒债寻常行处有”了，而检书论文看剑，又是无酒不欢的。诗酒流连，对于古代文士而言是极适意的享受，杜甫有诗：“何当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说诗能累夜，醉酒或连朝”（《赠卢参谋》）；“醒酒微风入，听诗静夜分”（《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一），似乎以诗文侑觞，才能畅情恣性。而《新唐书》记载杜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事”，那看剑引杯，不亦宜乎？
颈联上句检书恬淡虚静，下句看剑引杯挥洒灵动，表现出夜宴气氛渐趋热烈，而宾主欢洽之情透在字间，“顾宸曰：一章之中，鼓琴看剑，检书赋诗，乐事皆兴”（《杜诗详注》），正是此意。
尾联“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写宴席上勾念起作者以前泛舟吴越的记忆，即事作诗。开元十九年（731年），二十岁的杜甫开始了历时四年的吴越之游，他登金陵、下姑苏、渡浙江、游鉴湖、泛剡溪，历览了诸多名胜古迹，领略了江南水乡的无限秀美，反映在杜甫的诗篇如《壮游》，就用大量的笔墨来追忆吴越之游，且充满眷恋、略带遗憾，而想往之情不能自已，如“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再如《夜三首》之一写道：“向夜月休弦，灯花半委眠……暂忆江东鲙，兼怀雪下船”（《题郑监湖亭》），可知吴越之游给杜甫留下了十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或者简直可以说吴越已经成为他心中的一方乐土。此时此景此地，在相距千里的齐赵之地听到吴音吟哦，杜甫心中很自然地会油然升起一种异样的亲切感，而联想回忆起自己泛舟吴越的情景。《史记》有范蠡乘扁舟游五湖的故事，杜甫若心存此典故，大约也透露他委心自然、形神萧散的人生追求。《夜宴左氏庄》是杜甫早期的作品，尚未为忧愁和烦恼所累，尾联所反映的，也许正是杜甫自然流露出的向往自由的超脱心境。
全诗取象自然而脱俗，林风、纤月、湛露、净琴、暗水、花径、春星、草堂，使诗篇透着隐隐的生气和散着丝丝的野趣；而叙事如检书、看剑、引杯、咏诗，又不辜负风月，极切于情景，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毕具；不单如此，再经由杜甫笔夺造化的炼字工夫，用“落、张、流、带”等字将上述意象巧妙地点缀联接，不觉句句清新逼人，妙不可言；而末一联杜甫又用含蓄不尽的笔法点出自我感受，既应景又情真意切，自然容易引起读者共鸣，不禁陶醉在全诗的和谐之美中。《唐诗近体》赞此诗曰：“写景浓至，结意亦远。杜律如此种，气骨有余，不乏风韵。虽雅近王、孟，实为盛唐独步。”全诗结构如《杜诗详注》所说，“时地景物重叠铺叙，却浑然不见痕迹，而逐联递接，八句总如一句，俱从‘夜宴’二字蓦写尽情”，知是丝丝扣题而又浑如天成，最是上乘。此诗确实如杜甫所推崇“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的标准，《夜宴左氏庄》称得上杜甫清丽诗篇的典范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