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字国瑞， 原名朱重八、朱兴宗，出生于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明朝开国皇帝（1368年—1398年在位），年号“洪武”。元璋在位期间，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 ，废除丞相和行中书省，设三司分掌地方权力，严惩贪官和不法勋贵 ；军事上，实施卫所制度；经济上，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兴修水利，减免税负，丈量全国土地，清查户口等；文化上，紧抓教育，大兴科举，建立国子监培养人才 ；对外关系上，确立“不征之国”。在他的统治下，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享年七十一岁，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庙号太祖，葬于明孝陵。传位太孙朱允炆。 ▶ 146篇诗文
全歌自始至终以“龙”比喻晋文公，以蛇比喻追随晋文公的臣子。前四句为第一部分，以龙飞天下，喻指晋文公前后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以五蛇追随辅佐，喻指其追随者的情况。据《史记》，重耳流亡，足迹遍及于狄、卫、齐、曹、宋、郑、楚、秦等国，其追随者中最著名的是赵衰、咎犯、贾佗、先轸、魏武子等五位贤士，《左传》所述五人与此有出入。
后六句为此歌的后一部分，说重耳返晋，即位后的事。歌中以龙施露雨于四蛇，喻指五贤士中四人得其封赏；羞于封赏而槁死于中野的“一蛇”，则是指介之推。按之《史记》与《左传》，介之推都不在五人之中；这是先秦系统的《龙蛇歌》与史书记载的一点重大差别。至于介之推“羞之”的原因，《左传》与《史记》中都是说得很清楚的。介之推认为，重耳之得以回国立为晋君，乃是天意，而赵衰、魏武子等人“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而竟获得封赏，这是“上（指晋文公）下（指赵衰等人）相蒙”，对于这样的君臣，是很难与他们和谐相处的。可见所谓“羞之”，也就是羞于与这些人为伍。故归隐绵山，至死不出。
从自全名节、洁身自好的角度说，介之推确实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清高之士的一个典型。我国古代相传至今的寒食节——清明前一日禁火，有一种说法认为即是为纪念介之推被焚而设，足见介之推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至于文公的封赏，从历史记载看来，大体上是做到了论功行赏且是甚得民心的，故《史记》说：“晋人闻之，皆说（悦）。”介之推全盘否定文公的封赏，并由此而宁死也不愿为其效力，平心而论，其看法与做法都是过于偏激、并不可取的。
这首《龙蛇歌》的特色是通篇用比。古代诗法“赋、比、兴”中的“比”，在近代修辞学中可以大别为“比喻”与“比拟”两大类。“比喻”，即打比方，以甲物比乙物；“比拟”，则是将物拟人（简称拟人）或将人拟物（简称拟物）。“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苏轼《海棠》），把红海棠花说成“红妆”（穿红衣服的女子），是拟人；“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白居易《女道士》），把肌肤白皙、穿着素净的女道士比成半峰白雪、一枝白莲，是拟物。《龙蛇歌》以龙蛇比君臣，也是属于拟物一类。“比拟”的写法较之直言的“赋”体，从消极一面说，可以避免过分的直露；从积极一面说，则是可以更加婉转曲达自己深刻的内心体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龙蛇歌》中的“拟物”，与一篇中部分采用拟物的手法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只是作为一种手法存在，而且已成了全篇的一种基本构思。因而，作品不仅在具体字句上具有比喻性，而且在全篇文意上具有象征性——在这看似新奇的童话般的动物世界里，真正在上演的乃是一幕幕风云变幻的人间的活剧。至于此诗的语言风格，与绝大多数早期古诗一样，显得相当平浅朴实；但由于所述内容关系到一个有名的君臣关系的故事，且延伸及于有关民情风俗的“寒食”节，所以虽只短短十句诗，仍是颇为耐读、颇让人寻味的。
该诗是送别诗的名作，诗意慰勉勿在离别之时悲哀。起句严整对仗，三、四句以散调相承，以实转虚，文情跌宕。第三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奇峰突起，高度地概括了“友情深厚，江山难阻”的情景，千古传诵，有口皆碑。尾联点出“送”的主题。
全诗开合顿挫，气脉流通，意境旷达。一洗古送别诗中的悲凉凄怆之气，音调爽朗，清新高远，独树碑石。此诗一洗往昔送别诗中悲苦缠绵之态，体现出高远的志趣和旷达的胸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成为远隔千山万水的朋友之间表达深厚情谊的不朽名句。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阙”，是皇宫前面的望楼。“城阙”，指唐的帝都长安城。“三秦”，指长安附近关中一带地方。秦末项羽曾把这一带地方分为三国，所以后世称它三秦。“辅”，辅佐，这里可以理解为护卫。“辅三秦”，意思是“以三秦为辅”。关中一带的茫茫大野护卫着长安城，这一句说的是送别的地点。“风烟望五津”。“五津”指四川省从灌县以下到犍为一段的岷江五个渡口。远远望去，但见四川一带风尘烟霭苍茫无际。这一句说的是杜少府要去的处所。因为朋友要从长安远赴四川，这两个地方在诗人的感情上自然发生了联系。诗的开头不说离别，只描画出这两个地方的形势和风貌。举目千里，无限依依，送别的情意自在其中了。
诗人身在长安，连三秦之地也难以一眼望尽，至于远在千里之外的五津是根本看不见的。作诗，往往超越常人的视力所及，用想象的眼睛看世界，可以置万山于几席，览千春于瞬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从河源直看到东海。“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从三峡直看到长安。这首诗运用这种手法，一开头就展开一个壮阔的境界，同一般的送别诗只着眼于燕羽、杨枝，泪痕，酒盏是不相同的。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彼此离别的意味如何？同是为求官飘流在外的人，离乡背井，已有一重别绪，彼此在客居中话别，又多了一重别绪：其中真有无限凄恻。开头两句调子高昂，属对精严，这两句韵味深沉，对偶不求工整，比较疏散。这固然由于当时律诗还没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却也有其独到的妙处。开头如千尺悬瀑，从云端奔泻而下，接着便落入深潭，潺潺流来，飞韵清远，形成了一个大的起伏、一个强的跌宕，使人感到矫夭变化，不可端睨。
再接下去，第五六两句，境界又从狭小转为宏大，情调从凄恻转为豪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远离分不开真正的知己，只要同在四海之内，就是天涯地角也如同近在邻居一样，一秦一蜀又算得什么呢。气象阔达，志趣高远，表现真正的友谊不受时间的限制和空间的阻隔，既是永恒的，也是无所不在的，所抒发的情感是乐观豁达的。
结尾两句“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两行诗贯通起来是一句话，意思是：在这即将分手的岔路口，不要同那小儿女一般挥泪告别啊!是对朋友的叮咛，也是自己情怀的吐露。紧接前两句，于极高峻处忽然又落入舒缓，然后终止。拿乐曲做比方；乐曲的结尾，有的于最激越处戛然而止，有的却要拖一个尾声。这首诗是采用第二种手法结尾的。欣赏古代诗歌，特别是象五律这样既严整又短小的诗歌，不光要吟味它的某些妙句，还要领悟它的章法，它的思路的顿挫、腾跃，变化和发展。文似看山不喜平，诗也如此。
这是一支劝勉友人出世的曲子。全曲以两种植物起兴，劝人忘却忧愁，常含笑口。作者因为要把“忘忧”和“含笑”当成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只有在摆脱了名利之后才能达到，所以才写忘忧草、含笑花，以表示不为忧愁所扰，含笑人生的情怀，而用别的花、草不能配合词曲的主旨。而要从根本上摆脱人生的烦恼，宜及早挂冠，即辞官。作者在这里间着一个“宜”字，意谓抛弃功名、脱离官场宜早不宜迟。
接着，曲子以一个鼎足对，用排比的修辞手法，提及三个历史人物：善辩的陆贾、多谋的子牙、充满豪气的张华。这是为了表明人才无用武之地，不如早日归隐。按“庆东原”调式四五六句都是四字句，故一连排比三次的“那里也”是衬字。这三处衬字极为有用，它们拉长了叹息的语调，加重了叹息的语气，大有“言之不足则嗟叹之”的意味。
在对天连连发问长叹之后，曲子以“千古是非心，一夕渔樵话”作结。千古之是非曲直，都成了渔父樵夫们一夜闲话的资料。白朴这里继承了唐宋词中常用渔樵闲话来感慨兴亡这一做法，同时也回答了前文“那里也”的三个自问：若一定要追踪的话，可以发现，陆贾、子牙、张华们并非荡然无存，他们还“活”在渔樵们的饭后谈资之中。这就是那些历史人物仅存的价值。其言外之意是他们本无甚价值可言，他们的辨别是非之心、经世济民之业只不过给后人添了点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这首曲子的表达方式主要是议论，作者把许多的历史人物拿出来作为论点的佐证，用这些论据论证了自己在词曲中的观点。这种多处用典的方式增加了作者劝勉友人辞官的说服力，同时也悠然闲适的人生志趣表现得活灵活现，语淡而味浓，此曲的一种超脱旷达的心境也随之跃然纸上。
这首七言绝句写诗人在旅途中过重阳，登高远望所见所感，抒发浓浓的思归的情怀。
首句点明题旨：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远望。九月九日重阳节，自古以来就有登高的习俗。游子在外，都难免思乡思归，登高远望时，当然会遥望故乡的山川。这一句非常恰切地写出了游子此时此地的望乡动态。次句由动态转写心情，这种“归心归望”的情怀，不是直抒胸臆抒发出来，而是寄寓在“风烟”中，一个“积”字很有分量，道出了归心归望的程度。风烟有多浓多广，那么诗人的“归心归望”也就有多浓多广。这样表现了诗人的归思归望是浓浓的厚厚的。
最后两句写诗人远在他乡的高山上，和大家一起喝着节日的菊花酒，而这里与故乡身隔万里，只能伤心地望着鸿雁飞向南天。重阳登高喝菊花酒是习俗，饮酒是叙事，而游子此时思归，难免多饮几杯，借以消乡愁，这就是事中寓情；饮酒消乡愁，叙事中寄寓了乡愁之情。“鸿雁天”是写景，是鸿雁南飞之景，而诗人是范阳人，雁南飞而反衬人不能北归，这就是景中含情了。
杨慎举出此诗与王勃《蜀中九日》“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人今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认为两诗雷同。实际上，王诗与此诗正好可以参读。王、卢的《九日》诗，虽然题材相同，构思相似，但是王诗的结句，问得痴情，问得无理而妙，表现诗入对南方生活的厌倦。而卢诗的结句，是以雁南飞反衬人不可北归的乡思.。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但艺术特色不同，非抄袭雷同可比。这两首诗，立意清新，情感真切，构思细密，结构完整，是唐人绝句中的名篇。所谓“王、扬、卢、骆当时体”也。具实卢照邻的诗，以“适意为宗”，“不以繁辞为贵”，题材广泛，深情流丽，雄劲自然，富有奇崛的幻想色彩，无论是在“初唐四杰”中还是在整个唐初诗坛，都是十分突出的。
文章讲述了巢谷一生中的三件事情，一是改应进士考试为应武举；二是完成朋友的托付；三是不远万里看望苏轼兄弟。这几件事情都表现了巢谷为人的卓异之处，表明巢谷是一个急难之时可以托付的义士。然后文章引用高恭事赵襄子的历史典故来说明巢谷对于朋友的古道热肠，不因时势而变迁的豪侠性格。作者通过对巢谷这个人的描写也从侧面对于那些趋炎附势、落井下石者进行了批判。文章叙述生动感人，不用粉妆玉琢，自然平实，而于简洁文字中蕴含了厚重的知音友情。
从结构上看，这篇传记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弃文学武。首句依一般传记惯例，写被传者姓名、字、父名，籍贯、职业等。“眉山农家”四字不可忽视，“眉山”，指出传主巢谷与作者是同乡。“农家”指巢谷出身微寒，并非官宦人家或豪门贵族，尽管如此，作者愿为之立传，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实属不易。下面写巢谷曾经被举进士，到过京师。“见举武艺者，心好之”，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弃文学武。这段以“业成而不中第”作结。“业成”指习武之业有所成就，理当“中第”，但“不中第”，隐含科举之弊。
第二段，金石之交，缓急可托。先写巢谷漫游西方边疆，结交当地秀杰为好友。接写巢谷与韩存宝二人结为“金石之交”。下面用具体事例加以说明：存宝得罪，自料必死，托后事于巢谷，谷许诺，重义如山。末句作者自言认识巢谷，并且知道他的“志节”，显示了文章的真实性，进而用“缓急可托”四字总结了巢谷重义的品德。
第三段，万里步行，以行其志。可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予之在朝”做高官时，巢谷不曾来见一面。只短短一句话，就把巢谷不愿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的人品表现了出来。第二部分写苏氏兄弟被贬谪后，巢谷“欲徒步访”，在道义上给以慰安、支持和力量。作者几乎用了整段的篇幅来详写巢谷不远万里，不辞辛苦，矢志不渝的大义大勇，与第一部分鲜明对比，在对比中显示出巢谷的义气和品德来。第二部分，先写苏氏兄弟被贬后，“士大夫皆讳与予兄弟游，平生亲友，无复相闻者，”这与平日不相闻，处于逆境时却坚决来访的巢谷形成鲜明的对比，文章多次用“对比法”，都很巧妙。接写“闻者皆笑其狂”。“闻者”指眉山县得知巢谷万里访苏氏的人们，他们都耻笑巢谷发了疯，十分狂妄，这说明他们与巢谷思想境界相差甚远，他们是无法理解巢谷的志节和行为的，他们与巢谷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从反面衬托出了巢谷的志节非凡。这里运用了“反衬”的手法：相见之前，巢谷梅州修书，予惊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为下段引出古人“高恭”作了埋伏，这是伏笔。接着写“循州相见”，“握手相泣”，感情激动，场面感人。后写巢谷“将复见子瞻于海南”，中途病死于新州。时年七十三岁。元丰六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巢谷曾来拜访，馆于雪堂，并教苏轼之子迨、过二人读书，所以这里用“将复见”。巢谷虽然半道病死，但其义气、志节永存，苏辙“哭之失声”，读者也深受感动。
第四段，借古喻今。用“昔”字引出先秦时代赵襄王“晋阳之难”的故事。赵襄王被围困于晋阳，断绝粮草，“易子而食，群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礼”，解围之后，“行赏群臣，以恭为先”。作者引用此典，是为了说明“谷于朋友之义，实无愧于高恭者”。这里借古喻今，正于上段“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相照应，上文采用的伏笔，正在这里揭示、显现。从另一角度看，这里引古人高恭以比巢谷，从正面衬托出巢谷之“义”。最后用“惜其不遇襄子”发抒感叹，巢谷如遇襄子，必得首功之奖；而自己虽知巢谷之贤，但处在贬谪的逆境中，无权“以发之”，只能提笔写出这篇传记，颂扬巢谷的志节，将来有机会时交给巢谷在泾原军中的儿子，从而交代了写作这篇文的缘由，表现出作者对巢谷志节的崇敬和无力报答的惋惜。
从写作方法上看，首先是选材典型，紧扣主题。巢谷一生的事迹很多，作者只选择了三件事情：一、弃文学武；二、与韩存宝结为金石之交而且缓急可托；三、写苏氏兄弟处于逆境，士武夫及生平亲友都不再来往的时候，巢谷却徒步万里相访，结果死于途中。选取这三件有代表性的材料，足以表示巢谷一生重义笃志的人品。其次，作者在处理这三件典型材料时，不是平均使用笔墨，而是有详有略，详略得当。巢谷青少年时弃文学武，与众不同，作者叙述简约概括。第二件事描述稍详，第三件事是重点，详细描述，重点突出。而在描述这一重点部分时，也不一切都详，而能作到详中有略。譬如写苏氏兄弟青云直上时，巢谷不曾一见，作者只用了一句话，十分简略；当作者写到“予兄弟”处于逆境，巢谷万里步行而相访时，则不惜笔墨，不厌其详。这样写法给人一种疏密相间，详略得当的美感。再次，文章还采用了伏笔、照应，引用、对比、衬托等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