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首联写斗转星移，岁月不居，昨晚除夕还是寒冷的隆冬，今朝大年初一起来年已经是和煦的春天。这两句通过斗柄指北向东转动的快速过程显示时间的推移，节序的更替，暗点了题中的“元日”。
颔联写诗人已进入四十岁的壮年时期，本应出仕，大有作为，但未曾得到一官半职，虽然如此，他对农事还是非常重视，非常关心。这一联概述了诗人仕途的遭际，表露了他的农本思想，体现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可贵品质。诗人既初隐于鹿门，不仅结交了大批淳朴善良的农夫野老；同时又直接参与了田事劳作。自然有了对农村的深厚的感情，忧喜以共，苦乐同心。但另方面，作为一个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不能叫他完全没有奋飞冲天的幻想，正是这样，在诗句里才有“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的叹息。时代的隐者都有远大的志趣。所以无论他的出山或其后的再次归田，都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农村乡土真挚的爱恋。
颈联展示的是一幅典型的田园牧歌图。白天。在田间，诗人和农父一起扶犁耕作；傍晚，在路上，诗人荷锄伴牧童一道回归村庄。由此，人们仿佛可以看到诗人与农父并肩劳动，促膝休息，“但道桑麻长”的情景；仿佛可以听到诗人与“短笛无腔信口吹”的牧童应和的笛音歌声，从而深深地体味到田园风光的美好，田园生活的快乐。
尾联扣题，明确点题，写田家元日之际凭借占卜纷纷预言今年是一个丰收年。显然，这首诗没有状写辞旧迎新的热闹，没有抒发节日思亲的情感，而是将诗人自身恬淡，惬意的情趣水乳般交融于节日气氛之中，令人读来自觉有一种和谐自然之美。
诗中首尾两联反映了我国古代农民非常重视观测天象，注意气候、节令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其中虽有某种程度的迷信色彩，但更多的是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中间两联叙写了自已的隐居生活内容，其中隐隐透露了作者不甘隐居躬耕的心情，说明他的鹿门隐居只是为了取得清高的声望，以便得到引荐达到入仕的目的。这首诗既叹自己的不遇，惜壮志之难伸；又复悲天悯人，忧农收之不丰，隐然有一心以天下为己任的怀抱。本来，士各有志，人各有愿；而在总的希望的水中，九派百支，主流总趋于一个定向：愿年年月圆花好，愿岁岁人寿年丰。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
这首诗叙写了诗人新年伊始的心绪。前四句写时光匆匆，又一年开始了，自己已届四十，仍未做官，不禁产生淡淡的哀伤。后四句写自己与牧童、农人一起推测气候、年成，不觉又有一丝自适之情。全诗没有明显的起伏，语调平和，而静味深长。尾句“共说此年丰”当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农田耕种的丰收，二是企盼即将去长安赴试有一个好的结果。
第一首写从黄昏到第二天天亮，彻夜雪飘的情景。黄昏时节，淫雨绵绵，入夜后不知不觉转而为雪。作者只觉被褥无一丝暖意，有如水泼在上面，而不知道庭院里已雪积成堆了。“堆盐”，即堆雪。用盐喻雪，出自《世说新语·言语》，后世诗人都喜欢效用，如白居易《对火玩雪诗》：“盈尺白盐寒。”作者“五更晓色来书幌，半夜寒声落水檐”一联，亦世称咏雪名句，但历来有歧解。费衮《梁溪漫志》卷七“东坡雪诗”条以为，“此所谓‘五更’者，甲夜至戊夜尔。自昏达旦皆若晓色。”据此解，则“五更”应总指分为五更的一整夜。庭院里的雪光反射在帷幔上，明晃晃的，作者因寒冷未能安眠，加上“不知庭院已堆盐”，所以一整夜都迷迷糊糊，误以为天将破晓。直到天色放明，借着雪光，看见了垂挂在房檐下的冰溜子，这才省悟，原来是雨转为雪，所以有这“半夜寒声”。上句写地面上积雪的反光，下句写房檐下雪水凝成的冰溜，都紧扣“雪后”的标题，且又与末二句意思连贯。“扫北台”、“看马耳”，是天明以后所为。马耳，山名，在北台的南面，“上有二石并举，望齐马耳，故世取名焉。”（《水经·潍水注》）作者扫除积雪，登上北台，观赏雪景，只见一片银白世界，唯有马耳山尖尖的双峰高峭兀立，没有为雪所封。原本应首先被雪覆盖的高山顶却“未随埋没”，可见这双峰如马耳一般陡直，连雪花也无法驻留其上了。
第二首继写在北台观雪景的所见所感。太阳已升起，虽然前一晚下了一场大雪，但第二天却是冬季里难得的一个晴天。往上看，天空中一群乌鸦开始活跃起来，绕着城墙，上下翻飞；低头瞧，小路上渐渐融化的积雪被来往的车辆辗来压去，变成了稀泥，粘糊在车上；放眼望，在阳光照耀下，积雪的原野上屋似玉楼，地如银海，冻得人皮肤起粟，耀得人目眩眼花。这四句皆是白描眼前实景。作者另有《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说：“玉楼已峥嵘。”《雪中过淮谒客》说：“万顷穿银海。”其“玉楼”、“银海”皆系实写。有人以为这里是用道家语“玉楼为肩，银海为目”，实则凿之过深。颈联则表现了作者对农家生计的关切之情。大雪灭蝗，麦子得雪覆盖则来年会长得茂盛，眼前这场大雪预示着来年的丰收，在观赏雪景时，诗人没有忘记这一点。诗人十分希望把自己对来年丰收的希冀和祝愿，把这场瑞雪所引发的种种感受一一用诗表达出来，但他既老且病，诗力大不如前，只得空自磋叹，以吟诵唐代元和年间（806—820）诗人刘叉的《冰柱》诗来自慰了。此时诗人虽年仅三十九，但退出朝廷已三四年，心境不佳，且古人四十叹老亦为常事，读者不必坐得太实。
杨万里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及第，绍兴二十六年授赣州司户参军，绍兴二十九年调任永州零陵县丞，隆兴元年赴调临安因张浚之荐除为临安府教授，乾道三年赴临安上政论《千虑策》，乾道六年除为隆兴府奉新知县，乾道六年因虞允文之荐除为国子博士，淳熙元年除知漳州，淳熙四年除知常州，皆不在吉水，唯有隆兴二年至乾道二年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及其父逝世为父丁忧与淳熙元年至三年养病期间，居于吉水，故此诗应作于此二时期其中之一。又《诚斋集（江湖集）卷二》有诗《甲申（隆兴二年）上元前闻家君不伏西归见梅有感二首》于本诗之前，《诚斋集（江湖集）卷三》有诗《丙戍（乾道二年）上元和昌英叔李花》于本诗之后，故此诗断然不可能作于淳熙元年至三年养病期间，而只能作于隆兴二年（一一六四）至乾道二年（一一六六），杨万里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及其父逝世为父丁忧期间。
隆兴二年正月，杨万里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同年八月四日，杨万里之父逝世，杨万里开始了为期三年的丁父忧时期。在此之前，杨万里方才于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及第，开始初次进入南宋官场，并由地方小吏一步步入职京城（因张浚之荐除为临安府教授），这正是一个读书人可以借机施展“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好时机。忽闻其父之病，出于孝道，不得已放弃大好机会，西归故里，这在政治上对于杨万里来说不吝于一个打击。同时，对于杨万里来说，其父之病，在亲情上对于杨万里也不吝于一个打击。然而西归故里吉水之后，同年八月杨万里之父的逝世对于杨万里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根据封建礼法的要求，父母之死皆应为之守孝三年，对于一个适才走上宦途不久，又有一定前途的读书人来说，这三年是极为艰难的，以前在官场上的一切都将归于破灭，一时前功尽弃，极易生出失意之感，对于杨万里来说更是这样。同时，杨万里之父的逝世在亲情上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古代讲求孝道，父母之死，特别是父亲之死，对于其子女来说是沉痛的，是失怙般的痛楚，这极易造成一种愁苦的心情。
在这般官场失意、亲人离去的愁苦心情中，却又是为友人送别之时，在三江小渡口，杨万里作了本诗。此诗前两句，作者简单描绘了三江小渡口周边的环境，营造了一种送别友人，依依不舍的氛围。后两句，作者直抒胸臆，使用比喻手法将“交情”比做“山溪渡”，并以自然界“风波”象征社会风浪，然后用“不管风波去又来”一句与首句“溪水将桥不复回”进行对比，深刻地表达了全诗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