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上承《袁家渴记》,下启《石涧记》,是《永州八记》的第六篇。文章记述了作者沿渠探幽,追求美景的事,表达了作者探奇制胜,拓宽胸怀,追求胜景借以抒发胸中积郁之气的感情。
第一段写石渠在袁家渴西南不到一百步的地方,当地的老百姓在它上面架了一座桥。“有泉幽幽然,其渠乍大乍细”句,从视觉上描绘了泉水细徽轻缓流动的样子,从听觉上描摹了它忽大忽小的渠声,突出了石渠泉水的特点,石渠有的地方宽不到一尺,有的地方两尺来宽,长度大约十来步(古时一步五尺)。它的水流碰到大石,就从石下潜流出来。一个“伏”字,进一步突出了渠水“幽幽然”的特点。接着写渠水的流向及渠上的景色:过了大石,前边有石泓。石泓是比石渠水深的石洼。它的上面覆盖着菖蒲,四周环绕着苔藓,泉水折向西流去,旁边的水落入岩石下。北面堕入小潭中。潭的面积小不足百尺,潭水清而深、有许多白条鱼在水中游动。后又向北弯弯曲曲地流去,看起来好像没有尽头,然而终干流入渴中。它的旁边都是形态怪异的石头,诡怪的树木,奇异的草儿,美好的嫩竹,这里,人们可以并排坐下来休息,这一段描写,语言简洁,把“睨若无穷”的曲折的泉水写得一目了然,渠上的风光只用几个字就写出了特色,作者着重描写了石渠的风:它摇动着那些树木,花草、竹子的梢头,发出的声音在山谷里响动。眼看着它们已经静静地不动了,可它们被风吹动发出的声音却方才在远处回响。视觉上是“静”,听觉上却是“远”,构成了十分奇妙的意境。拿这篇的风同《袁家揭记》中的风比较,它们的“个性”特点是十分鲜明的:一个是“静远”,一个是“骇动”,这反映了作者善于细致观察自然、善于抓住其特点,并且用贴切的语言来再现它们。柳宗元的游记的确匠心独具,有其特殊的风格。
第二段写作者从州牧那里得到石渠加以整治的情况:把枯草朽木归敛成堆然后清除,疏通渠道,清除堵塞的土石,把已经堆积起来的枯草朽木烧掉,渠道既已疏通就注满了清泉。可惜还没有人传扬它,所以作者才完备地记下它周围所有的景物,留给那些喜爱山水的人,并把这些刻写在石渠的北面,使以后热心此事的人便于得到。这段记事简明扼要。文中一个“惜”字,反映了作者的心情。可以这样理解:既是“惜”石渠之未始传,也是惜自己的怀才不遇。
最后一段记下整修的时间:元和七年正月八日整修到大石边。十月十九日,走过大石发现了石泓小潭,至此石渠的美景才算到了尽头。这篇文章文字简洁,用词精炼确切,独具特色。
“春犹早”是说春天刚到,虽然阳光还较微弱,但风已变得柔和,不象冬天那样刚猛,天气已渐渐暖和起来。南方早春人们换著夹衫,欣喜万分。三、四两句接写昼寝醒后。“觉微寒是因为刚刚”睡起“,仍扣早春。鬓发心插戴的梅花已经残落。冬去春风闲适恬静,情绪基调是欢欣的。
下片转写思乡,情调突变。“故乡何处是”不仅言故乡邈远难归,而且还含着“望乡”的动作,也就是说,白天黑夜,作者不知多少次引颈北向,遥望故乡。“忘了除非醉”,平白如话,却极深刻沉痛。借酒浇愁,说明只有醉乡中才能把故乡忘掉,清醒时则无时无刻不思念故乡。“忘”正好表明不能忘。这里正话反说加一层转折,把此意表现得更加强烈:正因为思乡之情把作者折磨得无法忍受,所以只有借醉酒把它暂时忘却,可见它已强烈到何种程度。而作者之所以会有“忘”的念头和举动,不仅是为了暂时摆脱思乡之苦,还同回乡几乎无望有关:如果回归有期,那就存有希望,不会想到把它忘掉;惟其回乡无望,念之徒增痛苦,才觉得不如忘却。真是不敢想却又不能不想,想忘偏又记起。这种思想矛盾和精神痛苦,循环往复,不会完结。结尾二句具体描写心句的“醉” 字。“沉水”即沉香的别称,是一种名贵的熏香。睡卧时所烧的熏香已经燃尽,香气已经消散,说明已过了长长一段时间,但作者的酒还未醒,可见醉得深沉;醉深说明愁重,愁重表明思乡之强烈。末句重用“消” 字,句调圆转轻灵,而词意却极沉痛。不直接说愁,说思乡,而说酒,说熏香,词意含蓄隽永。清照生当宋金对峙之际,她主张抗战,切望收复失地,对故乡的刻骨怀念,即包含着对占领故乡的金国统治者的愤恨,对因循苟且、不思收复失地的南宋统治者的谴责,渗透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杜甫、王维、岑参三首和《早朝大明宫》,其艺术成就都超过了贾至的原作。在诸和诗之中,杜甫的和诗以其格律谨严而著称,王维的和诗以其气象阔大而驰名,至于岑参的这首和诗,则以其押韵奇险、属对精工与用语之典丽而深获历代论者之盛誉。
诗一开头,先由作者在早、朝途中的所见所闻写起。这两句是说,诗人早朝上路之时,听见雄鸡正在报晓,看到东方刚微露曙光,觉得天气仍有些凉意;时值暮春三月,流莺百啭,在这京都之内不时可闻其鸣。首句写“鸡鸣”、“曙光”,交待早朝上路的时间,点题巧妙而又自然。在时间概念上也比贾至原诗首句“银烛朝天紫陌长”的笼统交待显得确切。次句写“莺啭”、“春色”,描绘京城暮春时节清晨的景色,呼应贾至原诗第二句“禁城春色晓苍苍”的写景。两相比较,贾诗所写之春景比较模糊,形象不鲜明,“春色晓苍苍”,艺术感染力实际上并很不强。究其原因,即在于拂晓之时天色尚暗,描写此时景物仅仅诉诸于视觉印象,其难度较大。岑参深谙其中奥秘,故其诗首联写景时,既写其所见之“曙光”、“春色”,又写其所闻之“鸡鸣”、“莺啭”,甚至写到其身心所感觉之“寒”,准确地抓住了暮春时节清晨之时景物和气候的特点,从视觉、听觉、感觉等不同角度进行描写,艺术感染力自然就强了不少。
“金阙晓钟开万户,玉春仙仗拥千官”,与王维和诗的颔联一样,岑诗颔联联写的也是早朝时的场面:伴随着金銮殿里传出的朝钟声,一扇扇宫门依次而开;在汉自玉台春两侧排列着皇家的仪仗,文武百官们按部而朝见皇帝。“金阙”、“玉春”,其辞藻富丽堂皇,正适合表现皇宫的金璧辉煌和雕栏玉砌。以“金”对“玉”,以“万”,对“千”,其对仗典雅精工,又与早朝时庄严整肃之朝仪相谐。因此若论气象之阔大,岑诗此联诚逊于王诗,若沦辞藻之富丽与对仗之精工,则岑诗又在王诗之上。
岑诗的颈联颇得后世论者之青睐,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其著《诚斋诗话》中论及贾至等人的这组早朝大明宫唱和诗时曾说:“和此诗者,岑诗云‘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最佳。”在杜甫、王维均参与唱和的情况下,岑诗此联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是不容易的。此联的佳处即在于它既写了早朝的场面又抓住了时间早这一特点,既呼应贾至的原作又表现出岑诗的语言特色:鲜花迎接饰有佩剑的官员,柳条轻拂仪仗的旗帜,此时晓星方落,露犹未干。作为一首早朝诗,应处理好“早”与“朝”之关系,即在空问上应围绕朝见之场面来写,在时间上又要体现出一个“早”字。贾、杜、王三人的唱和诗,均以首联写早朝之时间,以中二联写一早朝之场面,唯岑诗此联能将“花迎剑佩”、“柳拂族旗”之场面与“星初落”、“露未干”之时辰融为一体,以一联表现了他人需两联才能交待清楚的内容。作为一首和诗,岑诗此联的景物描写又与贾至原诗互为呼应,进一步充实了对春色的描写。不过贾至的原作中,写景与朝见结合得不紧密,结果出现了首二联写景,颈联写朝见,尾联倡和的格局,对于一首早朝诗来说,其中心不突出,显得本末倒置。因此,王维在和其诗时,以中二联写朝见场面,突出了重点。但王诗也有不足,即忽视了贾至原作中的春色描写,与之呼应不紧。观王诗,竟通篇于春色未着一字,反倒用了不少笔墨不厌其详地一再写君臣之服饰,首联已云“翠云裘”,颈联又写“衮龙”,颔联则先写“衣冠”,又继以“冕旒”,语意颇嫌重复,而不腾出笔墨来呼应一下贾诗中之春色。前人对此有“衣冠冕旒,句中字面复见”之讥(《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五)。虽说王诗成就很高,此等不足毕竟是瑕不掩瑜,但相比之下,总是不如岑诗之唱和得体、一呼应紧密而又能避免其中心不突出之缺陷。最后,此联之语言亦颇能体现岑诗之特色。纵观贾、杜、王三诗之颈联,均有御炉香烟等字样,可见在早朝诗中写香烟之类已成司空见惯之例。岑参显然不满足于此等俗套,故全诗无一语道及御炉香烟而于此联写出了“剑”、“旗”、“星”、“露”等较之其他三作显得很新奇的景语。所谓边塞诗人与宫廷诗人之别,于此大概亦可略见一斑。
“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诗的结尾,响应贾至的倡议:唯有身居凤池的中书省贾舍人,你这一曲高雅的阳春自雪和起来实在困难。说和诗难,倒不仅仅是出于对贾至的恭维,或是表现自己的谦逊,这“难”字确实流露出岑参内心的真实感受。一同和诗的王维、杜甫,都是久负盛名的大诗人,与之同和一诗确实不易。王维久任朝官,写起宫廷唱和诗来简直是轻车熟路;杜甫做诗刻苦,语不惊人死不休,又尤长于律诗。诗友在某种意义上又是诗敌,同和一诗实寓有一较短长之意,因此在这场高水平的竞赛中若无高超的手段是根本不可能争先的。后人在评价这组唱和诗时多以岑参此诗为最佳,其致胜之诀不外乎下列三点:
其一曰“押韵奇险”。写宫廷诗,古人多以富丽之辞藻充做韵脚,如贾诗之“御炉香”、“侍君王”、杜诗之“醉仙桃”、“有凤毛”、王诗之“拜冕旒”、“衮龙浮”等,均是其例。岑参不排斥富丽之辞藻,但更偏爱奇丽之辞藻,体现在此诗之韵脚上,便是“曙光寒”、“春色阑”、“和皆难”、“露未干”等出乎人们意料的辞藻与奇特的押韵。在宫廷诗中,“寒”、“阑”、“干’、“难”等韵脚是不大有人问津的,更不用说以之作为早朝诗的韵脚了,这些词汇,通常是用以表现衰残之景的,将它们写入早朝诗中而不减损富丽堂皇之气,需要有高超的写作技巧。稍一不慎,便成败笔,在前人看来这简直是在走独木桥,故称这些韵脚为险韵。正是在这种他人通常不敢尝试之处,岑参成功地进行了尝试,收到了后世公认的奇特的艺术效果。具体说来,“寒”通常会引起人们的蜷曲畏缩之感,但岑诗的“鸡鸣紫陌曙光寒”给人的感觉便全然不同,雄鸡一唱天下白,黑暗即将让位于光明,那鸡鸣令人振奋,那曙光令人憧憬,那暮春清晨的微寒令人惬意。奇妙的艺术效果的取得就在于诗人在以“寒”为韵脚时恰当地进行了搭配,这一点在“阑”、“干”、“难”等韵脚上同样得到了体现。“阑”本用于几写残景,但诗人配之以“春色”、配之以“莺啭”,效果便截然相反。春阑不同于秋阑,花虽疏而叶更茂,红虽瘦而绿益肥,加之以流莺百咐,越发显得生机勃勃。其他如,’干”、“难”等韵脚,均各有妙用。在美学领域中,也处处存在着辨证法。岑诗中这几个韵脚,押得虽险而丽,虽丽又奇,颇能体现岑诗尚奇丽之特点。
其二曰“对仗精工”。对于律诗来讲,中二联对仗即已足矣,岑诗多用一联对仗,意在与早朝时那种左右分班、文武对列的朝仪相协调一致,以诗歌形式上的工整表现诗歌内容即早朝场面的严整。另外前人已经指出,此诗首联以“紫”对“皇”,极为典丽,岑参此诗对仗之精于此亦可见一斑。在这四首唱和诗中,论对仗之精工典丽,唯杜诗可与岑参此诗相敌。
其三曰“辞藻典丽堂皇”。岑参虽尚奇丽,但并不排斥典丽堂皇之语。在岑参此诗中,虽然有若于奇险之韵脚,但也有不少典丽堂皇之造语,其例如“紫陌”、“皇州”、“金阙”、“玉春”等,绝不亚于其他三诗。早朝诗毕竟要写宫廷气象,若一味追求奇险就有可能破坏诗中画面的和谐。岑诗虽押险韵而未过份,又用了若干典丽堂皇之辞藻表现宫廷气象,恰到好处地取得了平衡。其诗虽奇而又未离格,达到了奇不离正,正中有奇,得心应手的境界。
鲁国是当时保存周朝文物较多,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因而季札特地请求观赏“周乐”。孔子也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周朝的文化,在那时人们心目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周乐就是周朝的乐曲。乐工们为季札演奏,他随观随评,大加赞赏,并叹为“观止”。观止,意思是观赏的这些乐曲,水平最高,到此为止,无须再看别的了。《古文观止》的书名,即来源于此。文章记述了演奏的顺序和季札的评论,反映了春秋时代艺术欣赏的水平和特点,且对后世具有一定影响。
文中记述演奏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最后是舞蹈。这里的乐名、顺序,与现存的《诗经》大体上相同,只是《豳》提前,自《郐》以下,没有评论,省记了《曹》。季札观周乐这一年,孔子尚幼,大约只有七八岁,这就是说,在孔子以前,《诗经》已有雏形。后来孔子用“诗三百”作为教材,可以肯定是在周乐的基础上,精选而成。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可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赞美的,这是绝大多数;一种是褒贬不明的,如《陈》;一种是没有评论的, “自《郐》以下,无讥焉”。在赞美的评论中,往往以“美哉”的赞语开头,句式虽然近似,但并无重复雷同之感。因为他的评论,着眼各国的历史政治,能联系不同的情况来谈。季札评论《周南》《召南》,着眼于文王的教化,说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评论《邶》《鄘》《卫》,着眼于卫康叔武公的德政,说道:“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评论《王》,联系周室东迁的历史,说道:“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评论《郑》,联系苛政,说道:“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评论《齐》,联系姜太公的功绩和地理位置,说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评论《豳》,联系周公东征的历史,说道:“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评论《秦》,联系周发祥地,说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评论《魏》,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说道:“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评论《唐》,联想到唐尧的历史传统,说道:“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他对于《雅》《颂》的评论,也是如此。这些评论,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联系、思考,仍然表现了季札的智慧,它符合艺术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感情这一根本原理。值得注意的是,季札的赞语“美哉”并不是指政治情况的好坏,而是指反映现实的艺术效果。尽管他认为《郑》“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仍然用“美哉”加以赞赏,这表明他并没有把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他对周乐的评论,说明他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并不是一种理论分析,它偏重于描述观赏者的经验和感受。他对《颂》下这样的评语:“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就是一种笼统的、比喻式的感受,而不是具体的,可以捉摸的理论分析。这一方面与乐曲这种艺术偏重于内心感受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欣赏水平、欣赏习惯有关。这一特色,对后世影响甚大,而且不限于音乐,还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甚至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专著,以及众多的诗话词话,都保持着这一特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以对《颂》的评价为最高。先以“至矣哉”作一总评,然后用了十四个“而不”句式来描述他的感受。这段文字从语言的运用上,十四句排列在一起,显得整齐有力,令人觉得《颂》的水平高不可及。接着又用四个“三字句”来舒缓语气,最后归结为“盛德之所同也”。这一段话也像一首乐曲一样,节奏鲜明,流畅悦耳,但在内容上,却反映了季札艺术眼光的局限性。他的评语,归结起来,也就是说它“四平八稳”。《诗经》中的《颂》,不过是贵族的颂祖耀德之词,而乐曲演奏得“四平八稳”,在季札看来,却如此高雅,这说明他仍然未脱离贵族的艺术趣味。
《尹师鲁墓志铭》第一段至第六段为志,较详细地记述了尹师鲁一生的主要经历,赞扬了他才德兼备、无愧于古君子的优点。最后两段为铭,文字精少,语言含蓄,寓意尹师鲁的精神永不磨灭。
全文志的部分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段至第二段为第一部分,写尹师鲁名重当世。首先简单交待尹师鲁的姓氏、籍贯。为什么天下的人都称他叫师鲁,是因为这个名字为天下人敬重。天下人敬重尹师鲁有知与不知两个方面:知的一面,是推其文学、高其议论、多其才能;不知的一面,是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简要地概括了尹师鲁各方面的才能和优秀品质,起到总领全文的作用。下文是分条予以叙述:其文,“简而有法”;其学, “通知古今”;其议论, “是是非非,务穷尽道理,不苟止而妄随。”作者认为:只有孔子或孟子才能当此赞誉。话虽少,语意却很重。“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是称赞其才能。这些是天下之人知道的一面,也是尹师鲁名重当世的原因。
第三段至第五段为第二部分,写尹师鲁一生的经历,写得详细具体。主要是表现尹师鲁有多方面的才能,有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的好品质。为了便于理解,可以把这一部分概括为二十次调动,三次贬官,两件忠义之事,一德政,一喜好。从尹师鲁中进士到去世为止,中间服父丧两年,他大约做官二十年,却约有二十次调动,历经山西、河南、福建、湖北、安徽、陕西、甘肃七省。在当时交通工具落后的情况下,仅旅途奔波一条,就使人很为难。作者严格尊重史实,不厌其烦地志其一生经历,一是为文体的需要,二是表现尹师鲁忠君爱国,有令必行,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的好品质。
“师鲁凡十年间三贬官”,是指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至庆历五年(1046年),共十年。三贬官,第一次,景祐三年五月,为全忠义之节,上书请求同范仲淹一起贬官,贬郢州酒税。第二次,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 “诸将败于好水,韩公降知秦州”。第三次,庆历五年(1045)七月,尹师鲁在渭州任崇信军节度时,部将孙用,在京师借债不能还,尹师鲁爱惜人才,就用自己的和军中的一些钱替他偿还。但是,后来孙用到了京师,恩将仇报,反而告尹师鲁“自盗”军款。因此,尹师鲁被贬崇信军节度副使,监均州酒税。这三次被贬,尹师鲁本身并无什么过错。前两次是为了全师友忠义之节受连株,后一次是好心不得好报,被忘恩负义的人反咬一口,有苦难言。三贬官,充分表现尹师鲁为人的忠义品质。两件忠义之节,一指尹师鲁第一次被贬,范公无罪被贬,谏官御史不肯言,而尹师鲁已做太子中允官,不考虑个人得失,仗义直言,“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意欲使皇帝醒悟,但结果也被贬官。二指在尹师鲁病危时,“顾稚子在前,无甚怜之色;与宾客言,终不及其私。”人死前,往往口吐真言,或暴露私情。作者用对比的写法,突出地表现了尹师鲁既无私情,也不言私,真是忠贞刚毅的一生,临死不改本色。一德政,并不是说尹师鲁一生仅此一桩,而是文中作者只举了这一个典型例子:“又知潞州,为政有惠爱,潞州人至今思之。”只有好官,人民才会思念他,话虽少,其意却很深,也很含蓄,表现了尹师鲁爱民的好品质。一喜好,指“独喜论兵”。尹师鲁独喜论兵,不仅无害,而且表现了他忠君爱国,有多方面的才能。作者极力称赞师鲁《叙燕》、《息戍》两篇论兵的文章写得好,而且惋惜未来得及实施,目的就在于此。总上所述,作者是想通过尹师鲁的一生经历,来表现天下之称尹师鲁未必尽知的一面,即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的优秀品质。
第六段为第三部分,总结尹师鲁一生的不幸遭遇,叙述他死后家境的穷困,表达了作者无比深切的哀悼感情。
作者在文中采用“其语愈缓,其意愈切”的艺术手法。作者在为尹师鲁写这篇墓志铭时,有意学习墓主生前的文风,写出了“简而有法”的好文章。这种写法,很不为当时人所理解,认为对尹师鲁的评价不高。于是作者又写了《论尹师鲁墓志》解释其写作用心。通篇“言简而意深”,“谨严而凄婉”。全篇十七次反复呼叫“师鲁”,哀痛凄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