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秦以连横说秦》颇能代表《战国策》的风格，与《左传》文风迥异。《左传》凝练，言简意赅；《国策》舒放，铺陈夸张。《左传》深沉含蓄，耐人寻味；《国策》则驰辩骋说，富于气势。此外，本文在语言方面还大量使用排偶句，渲染气氛，使文气贯通，气势奔放，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充分显示了纵横家的风格。
善于选取典型生动的故事情节来刻画人物形象，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它并没有全面地叙写苏秦的一生，而是选取赴秦受挫、发愤读书、游说赵王、位极人臣以及家人前倨后卑几个典型情节，构成大悲大喜、冷热悬殊的曲折故事，描绘这位著名纵横家的独特经历与个性。
在谋篇构思上，通过对比手法的运用来描写人物，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其一，说秦说赵的鲜明对比：游说秦王，驰辩骋说，引古论今，高谈阔论，颇显辩士的口若悬河之才，结果却是“书十上，而说不行”。游说赵王，则隐其辞锋，简言“抵掌而谈”，正面浓墨重彩地描写他受封拜相后的尊宠。其二，说秦失败与说赵成功的对比之外，是家人态度的前后对比：说秦不成，家人冷落至极；在赵尊宠，家人礼遇有加。其三，苏秦自身的形象与心态的对比：说秦失败后的穷困潦倒的形象与失意羞愧的心境，说赵成功后,以卿相之尊，“炫煌于道”的威仪与得意忘形的心态，栩栩如生。“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一语道出纵横家们人生追求的肺腑之言。昨天还是“穷巷掘门、桑户栳枢”的穷光蛋，一夜之间暴富暴贵。
本文记载了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发迹的经过。他最初主张连横，想帮助秦国攻打六国，秦惠王不用他，他就转而主张合纵，造成六国联合、共同抗秦的局面。全文叙事层次清晰，可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了苏秦游说秦王失败。苏秦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做过认真的研究，也知道秦王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因而投其所好，强调用战争统一天下。然而，由于秦国内部的矛盾，秦王认为条件不成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第二部分写苏秦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经过。苏秦游说秦国失败以后，穷困潦倒，狼狈不堪，饱尝炎凉世态，这反而强化了他追求功名富贵的决心。他刻苦读书，引锥刺股，终于得到谋略，使合纵成功，以致秦国十多年不敢出兵。
文中使用对比手法来描写人物，十分形象、鲜明、生动。作者通过苏秦的几段说辞，读书时的自白，以及先颓废后得意的情态细节描写，从正面塑造了一个坚韧不拔、刻苦好学、有胆有识、能言善辩的策士形象。但字里行间又流露了更隽永的意味。比如，文末作者高度赞扬了苏秦的合纵使人民免于战争的流血灾难，这和文章第一部分中苏秦在游说秦王时反复阐述用战争统一天下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说明了苏秦的初衷只不过是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再如，游说秦王失败后，累计“说秦王书十上”，旷日持久，直拖到裘弊金尽，无可奈何，才“去秦而归”；心犹未死，而后回去下苦功，“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前后文的不同表现也足以反映其利欲熏心、投机取巧的政客本性。对比的手法不但用于塑造人物，还用于反映当时的庸俗世态。苏秦失意归家，妻目中无夫，不下织布机，嫂目中无叔，不为炊，父母目中无子，不与言；而苏秦得志归家，这些至亲之人全然另一副嘴脸，父母隆重远迎，妻子不敢仰视正听，嫂子则匍匐拜谢。这里通过对比，十分生动地刻画出了世态炎凉。作者还善于运用夸张铺陈手法和排比错综句式来体现纵横家谈笑风生、纵论横议的风格。如开篇部分，为了迎合秦王，分别从东西南北分叙秦的农桑猎牧、山岭关塞，又合写田肥民富、车多卒众，使文章气势奔放，辞意飞扬。再如批评“今之嗣主”，连续以六个三字排比句直逼惠王，有不可挡之势。
诗人运用流畅的语言，生动的比喻，在诗中形象地描绘了从征虏亭（在今南京）到广陵（今扬州）一带的江中夜景，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出游的喜悦之情。全诗语言如话，意境如画，对客观景物神态的描绘逼真传神，体现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
“船下广陵去，月明征虏亭”两句写诗人坐在小舟上回首仰望征虏亭，只见那高高的古亭在月光映照下，格外轮廓分明。
第三句：“山花如绣颊。”唐人风俗，少女妆饰面颊，称“绣颊”。白居易有诗云：“绣面谁家婢，鸦头几岁女。”刘禹锡亦有诗云：“花面丫头十三四，春来绰约向人扶。”李白是以“绣颊”代称少女，以之形容山花。这句诗是说，那征虏亭畔的丛丛山花，在朦胧的月色下，绰约多姿，好像一群天真烂漫的少女，伫立江头，为诗人依依送别。
“江火似流萤。”意思是说，那江上的渔火和江中倒映的万家灯火，星星点点，闪闪烁烁，迷迷茫茫，像无数萤火虫飞来飞去。
全诗描绘了一幅令人心醉的春江花月夜景图：岸上山花绰约多情，江上火点迷离奇幻；古亭静立于上，小舟轻摇于下，皓月临空，波光滟滟。诗人热爱祖国山河的美好感情和出游的喜悦，都从画面中显现出来。
这首诗的意境十分优美，作者选取江船、明月、古亭、山花、江火这些景物，把征虏亭一带的夜色描绘得既妩媚动人又生机勃勃。夜色，在一般诗人的笔下多是宁静的，呈现出倦倦睡意的，但在李白的笔下却是生动的，精神十足的。他用少女的风姿来比喻岸边的山花，一下子给江岸增添了无限的生气与活力。夜晚江船的渔火本来是静止的，但是作者却从自己行船的感受角度去写，把静止的渔火写成动态的，使江面的景象活泼起来，飞动起来。作品中的景观，归根到底，是作者性格的反映，这首小诗使我们感受到李白那种飞扬跃动的性格特征。
这首诗前两句写诗人雨夜泊舟湖上的所见之景，是写实境；后两句即景抒情，慨叹哲人已逝，文坛寂寞，暗里却又蕴涵着诗人有心振起诗坛之衰，去管领风骚的豪情。全诗从表面看是简单的即景抒情，凭吊前人但细加分析，可闻弦外之音。
一二句乍看是赋，是写实境，但赋中有兴，离情于景，情景相生，即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淅沥的雨点敲击船篷，那迷蒙的水汽弥漫天际，不能不使他产生怀古之幽情。第二句写南湖连夜降雨，湖水新涨，推窗远望，一片苍茫，诗人的思绪也随之进入阔的空间。“水连天”三字，确如秦观《送孙诚之尉北海》诗所写的“黏天四无壁”，诗人在构思时受到启发，看来是必然的。
七言绝句短小精粹，但在高手写来，却有深广的容量关键在于如何“纳须弥于芥子”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此诗可称是这方面的佳作。它前二句写景，但在景语中却暗暗设置意脉，即在“南湖”句中已渐渐引出秦观。至后联遂跌出伤时怀古两个警句，让秦观正式出场手法似一跌宕，意脉上却紧承前联，达到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想于绳墨之外”的妙境。
王士祯对秦观极为崇拜，至此诗则云：“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雅人深致，寄慨无端，从表面看来，这两句是在慨叹哲人已逝，文坛寂寞；但应该说，暗里却又蕴涵着诗人有心振起诗坛之衰，去管领风骚的豪情。秦观逝世到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已是五百六十年，这用“五百年”这个整数去概指，但也可以理解为寂寞的只是其中的五百年，而此后不包括在内。文坛由于没有秦观那样的风流人物而寂寞萧素，现在诗坛这样热闹兴旺，而这又是与王士祯堪称“风流”的作为有关，他自己必不会以为诗坛是寂寞了，所以此诗明说若干年限之内的寂寞，正是为了衬托目前的热闹和繁荣，暗示自己已经管领风骚。
“语贵含蓄……若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着者也。”（姜白石《白石道人诗说》）这首小诗的特点，正是多言外之意，前二句写景，后二句抒情，但都很含蓄而不简单直露，前联以托事于物的比兴手法，写寒雨中的凄苦心境；后一联似直露地慨叹大家陨落，文坛寂寞，但暗中又反衬自己振兴诗坛的抱负与所获得的成就。句句都有余意，耐人寻味。诗能言情事而不落言筌，以景物寓意而不着痕迹，真所谓“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这是一首描写青年情侣的惜别之词，词人用清秋、残月、莺啼、马嘶等画面与声响，交相渲染秋天早晨的凄凉气氛，映衬出女主人公离别时悲痛欲绝的感情。
词的上片写别时的情景。在个清秋的早晨，女主人公的丈夫就要远出。枝头响起紫莺啼晓的叫声，西边天空中，尚挂着一弯淡淡的月亮，留连不肯隐去。即将的离别使相爱的人儿有诉说不尽的情思，以致于夜无眠。然而离别的时刻终于来到。门外响起凄厉的马嘶，在催促行者赶快动身。后柳永《雨霖铃》谓“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概括性她表达了同样的人生感受。语序安排也十分精致，传达出极深的意蕴。首先，“莺啼残月”，点出时闻是早晨；“绣阁香灯火”。说明二人沉浸于离别的痛苦之中，于灯下互诉衷情，竟不知黑夜已经过去。是早莺的啼鸣，西斜的弯月，唤醒了这对爱人，始知吹灭燃着的油灯，离别的早晨已经来临。
接下来的“门外马嘶郎欲别”，以不通人情的马儿偏又在门外长声嘶叫，来描写离别时刻的迫近和二人的难舍难分之情。而“正是花时节”一句，既交代了季节是在秋天，又描画出秋风瑟瑟，落红纷纷的景色。女主人公出门送郎，觅此凄凉之景。哀伤痛苦之情倍增。“正是”二字，同时总结以上的场景描写，强调出景物对人的感染。张炎《词论》曾云：“词之难于令曲，犹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不得闲。”这首词的语言就显现了韦庄运用词这种艺术形式的造诣之高深。
下片写女子在情人别后的情态。
“马成不画蛾眉，含愁独倚金扉。”这两句是说，她梳马之后却无心描画蛾眉，满含愁怨的独自倚着金扉，思念远去的情郎。
为郎送别，她曾浓饰晓马，然而“马成不画蛾眉”，是耐人寻思的。这含有双重意味，一重表示自己爱情的坚贞，这不完全的化马，正是一种无言的表白。另一重则暗寓张敞画眉的故事，“不画蛾眉”是因为画眉的人已去，留此残马，等于示以盼归之意。这一细节描写岂但字句不闲，可谓事半功倍。下句说“独倚金扉”，则情郎已经走了，空余行处。女子凝望路尘之神，已在句外传出。
“去路香尘莫扫，扫即郎去归迟。”末两句是说，她不愿扫去他离去路上的那些香尘，只怕扫去香尘，他就会久久不归。
末两句更是“留意”而精彩的一笔。乍看这话是极无理的，路尘之扫与不扫与情郎的早归迟归有什么必然联系？然而，处在失望而终不能断念的境遇中的痴情者，总能从一般人不在意的现象中发现预兆，或设置希望。鹊的鸣叫，灯的结花，衣带的松弛，蜘蛛的结网之类小小事体，却往往具有重大意义。无理语正是至情语。这两句概括了唐时民间的一种流行说法。词人运用这种生活气息很浓的说法，出以口语，明快而隽永，就有有余不尽之意。
这首词，上片写景而情景交融，下片抒情而情致深婉。词人把这种洋溢着生活气息，植根于民间习俗的语言、运用到词中来，既表现了女主人公的痴情，又提高了词的艺术表现力，集中体现了这首词的“无理而妙”。全篇语言秀美，情真动人。
此诗借一位逃难的妇女之口描述了唐末黄巢起义时的社会乱象，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全诗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宏大严密，语言流丽精工，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中国古代叙事诗树立了一座丰碑。因在诗成时就深受人们称赏，诗人还得到“秦妇吟秀才”的雅称。后人把此诗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北朝乐府《木兰辞》并称为“乐府三绝”；也有人认为它是继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长恨歌》之后唐代叙事诗的第三座丰碑。
长诗《秦妇吟》全诗可分四个大的段落。第一大段由开始的“中和癸卯春三月”到“妾亦与君停玉趾”共八联十六句，是全诗的引子，叙述作者与一位长安城奔东都洛阳的女子（即秦妇）途中相遇的情形。
第二大段从“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天街踏尽公卿骨”，共六十五联一百三十句。这一大段又可分六个层次，层层深入地叙写农民军入城后的情形。“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已见白旗来匝地”十六句为第一层，描写广明元年十二月五日农民攻入京城的情况。从“扶羸携幼竞相呼”到“妖光暗射台星拆”十六句为第二个层次，描写起义军入城后兵荒马乱的情形。百姓东躲西藏，朝廷官员四处逃散。从“家家流血如泉涌”到“六亲自此无寻处”，写妇女所受的兵灾战祸，这是第三个层次。前四句概叙：家家流血，处处冤声，小孩子都被抛弃。次写四邻妇女受难情况：东邻美女被掳掠，西邻、南邻女子死于刀下，北邻少妇被火烧死。最后是女郎自己被军人胁迫，做了从妇。通过女子的种种遭际，画出了战乱风云以及战乱中长安女子的群象，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从“一从陷贼经三载”到“暮见喧呼来酒市”，是第四个层次，描写女郎被迫嫁给黄巢部下的军人之后的生活，以及她看到的新贵们的种种情况。其中“还将短发戴花簪”等句，运用漫画笔墨，把农民将领迷恋富贵安乐，得意忘形，刻画得十分生动，入木三分，闹剧有足悲者。第五个层次从“一朝五鼓人惊起”到“又道官军悉败绩”，写长安城中人民所知的唐军与农民军争战的情况，既见出农民军斗争之艰难顽强，又见其士气与实力之日渐衰竭，描绘得情态毕现，刻画得力透纸背。从“四面从兹多庖束”到“天街踏尽公卿骨”为这一大段的最后一个层次，写唐军败退，农民军收复长安后的情况。兵燹后的京都“长安凄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从坊市到宫室，从树木到建筑，“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曲曲遭来，纤毫毕见。尤其“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堪称警策之句，广为流传。
第三大段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夜宿霜中卧荻花”。这首长诗是一个动乱时代的面面观，其笔锋所及远不止农民军的一面，在第三大段作者将批判的锋芒指晦李唐王朝的官军和割据的军阀。这一大段可分四个层次，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行人夜宿墙匡月”，是第一个层次，是这一大段落的序引，写女郎走出长安后一路所见彦闻。到处有军人巡逻；无有人烟；当年的台殿楼阁已劈没；路上没有宿店，风光宛如荒凉的塞上一般。从“明朝晓至三峰路”至“何须责望东诸侯”，为第二个层次，写女郎第二天继续东行华阴县的情况。借金天神讽刺潼关易东那些节度使拥兵自保，对农民军无法，却纵容部下虐蔷百姓。第三个层次由“前年又出杨震关”到“暮插金钗唯独行”。一个女子在茫茫宇宙中踽踽独行“朝携宝货无人问，暮插金钗唯独行”，到处是死一般沉寂，甚至比战争爆发还可怕。这些描写较之汉魏古丧“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一类诗句表现力更强，细至成功地营造出一种恐怖的气氛。从“明朝又过新安东’到“夜宿霜中卧荻花”为第四个层次。诗中借新安老翁之口对唐军的罪恶进行痛心疾首的控诉：他们的罪恶更重于黄巢军。“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而售军来到“入门下马若旋风，磬室倾囊如卷土”，抢劫民库财物不遗余力，胜过“贼寇”黄巢，这是其一。其二诗中隐约地透示出官军杀人甚至卖人肉的勾当。诗中写道：“黄巢机上割人肉。”“朝夕一味入肝脍。”据《旧唐书·黄巢传》载：“官军皆执山寨万姓鬻于贼人获数十万。”再联系前面所写的“筵上牺牲无处觅”“诛剥生灵过朝夕”和这一层写的“山中更有千万家”，都可以看出官军以杀人、贩卖人肉大得暴利的罪恶行径。
最后一大段从“妾闻此老伤心语”到“咏此长歌献相公”。秦妇通过道听途说，对相对平静的江南寄予一线希望，为全诗的结尾。
总体上说，《秦妇吟》这首长诗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思想内容丰富而复杂，时间跨度达三年之久，空间范圈兼及两京，所写又是历史的淹桑巨变，作者采用人物回忆的倒叙手法，将不同时间、蹦点、人物、景物集中于一个场面上，收到情节紧凑，题旨集中的效果。艺术上则有所开创，其笔力当在写安史之乱的《长恨歌》《连昌宫词》之上，不仅是韦庄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叙事诗方面也堪称丰碑式的杰作。
韦庄能写出如此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诚非偶然。他早岁即与老诗人白居易同寓下邽，可能受到白居易濡染，又心仪杜甫，寓蜀时重建草堂，且以“浣花”命集。《秦妇吟》一诗正体现了杜甫、白居易两大现实主义诗人对作者的影响，在艺术上且有青出于蓝之处。
第一，结构模式。《秦妇吟》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把汉代确立的横剖面的串联式与白居易奠定的纵向发展的并联式两种结构完美地结合起来。全诗采用的是白居易纵向发展的并联式结构——诗人遇见秦妇，秦妇讲述自己的遭遇，故事简单，人物极少，而在全诗整体的纵向并联中又突出地穿插了若干个横剖面的戏剧性生活场面。如妇女们惨遭强暴凶杀的悲剧性场面、带有污蔑性的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面（从“衣裳颠倒言语异”至“呼啸喧争如窃议”）、神自述的悲喜剧等等，它们相互串联，集中生动地展示了历史风云突变时的社会景况。这种并联、串联并用的叙事结构方式较之单用一种结构，无疑使作品含量更大、包孕更广，也更生动、更复杂，更具艺术魅力。
第二，叙事角度。《秦妇吟》继承了杜甫、白居易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并用的传统，又有所创新。第一人称“我”表面上与杜甫《石壕吏》中的“我”一样，似乎只是事件的见证者，实际上，“我”虽然仅在开头出场，但伴随故事的女讲述者直到诗歌结束，并且像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我”一样，与女讲述者构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应关系，而且增加了特定历史时期所赋予的对战乱的厌弃、亡国之痛、故园之思以及对和平的向往等心理内容，这在诗歌结尾的“适闻有客金陵至”至“怀安却羡江南鬼”句有所点明。“江南”既是和平的象征，又隐含昔日和平繁华的故国的影子。并与前面“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等充满强烈感情的战乱场面描写遥相呼应，隐隐体现出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秦妇吟》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结合起来，而且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通过女叙述者之口表示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种结合第一、第三人称，并借他人之口或经历、遭遇表达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方式。
第三，表达方式。《秦妇吟》运用了把女子的命运与国家衰亡结合起来的表达方式。作者明确地把“秦妇”等一大批美女的命运与唐帝国的衰亡结合起来，通过红颜薄命的美女命运及悲惨遭遇寄托自己的亡国之恨、故国之思。这是以往的叙事诗所没有的，或比较淡化的。《秦妇吟》却把自己深挚的故国之思、沉郁的亡国之痛巧妙地借美女的命运表现出来。家国的兴亡决定美女的命运，美女的悲惨遭遇又使国破家亡之痛显得更具体可感，更触目惊心。
第四，叙事手法。《秦妇吟》更多地继承了白居易的叙事手法，并加以丰富与创新。它开头直叙，然后接之以大段倒叙，而在倒叙之中，既有妇女们的悲剧性遭遇，又有丑化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景，还有神的惭愧之插叙、“寒天霜露宿”的老翁之补叙，既反映了更为广阔、深刻的社会人生，又使叙事手法更灵活多变，从而使这首叙事长诗，夭矫灵动，绝不单调、呆板。此诗继承了白居易开始在叙事诗中大量运用对句的手法，并真正创造性地使对句和散句发挥其独特的艺术功用：以对句展现浓缩了的时间与空间，展现广阔的历史背景。如写义军入城前情景：“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写乱后的都城：“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写长安绝粮：“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写战后的荒凉：“破落田园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写难民的生活：“朝饥山上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而以散句来细致入微地、行云流水般地叙写事件的细节、动作、心理。这样，对句简，散句繁。对句与散旬之间形成一种有趣的张力，扩大了诗歌结构的弹性限度、诗的包容量及艺术的生动性。
综上所述，《秦妇吟》既借鉴了唐以前的叙事艺术，又学习唐代诗人的艺术开拓，并大胆地进行了独特的艺术创新，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此诗本身的艺术成就昭示了对此前叙事诗的创造性继承，并在不少方面预示了清代吴伟业叙事诗的发展趋势，这充分说明它是中国古典叙事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首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