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这首诗附在作者的名篇《滕王阁序》后,概括了序的内容。首联点出滕王阁的形势并遥想当年兴建此阁时的豪华繁盛的宴会的情景;颔联紧承第二句写南浦飞来的轻云掠过画栋,西山的雨卷入了珠帘内,表现了阁的高峻;颈联由空间转入时间,点出了时日的漫长,很自然地生出了风物更换季节,星座转移方位的感慨,引出尾联;尾联感慨人去阁在,江水永流,收束全篇。全诗在空间、时间双重维度展开对滕王阁的吟咏,笔意纵横,穷形尽象,语言凝练,感慨遥深。气度高远,境界宏大,与《滕王阁序》真可谓双璧同辉,相得益彰。
此诗第一句开门见山,用质朴苍老的笔法,点出了滕王阁的形势。滕王阁是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建。故址在今江西新建西章江门上,下临赣江,可以远望,可以俯视,下文的“南浦”、“西山”、“闲云”、“潭影”和“槛外长江”都从第一句“高阁临江渚”生发出来。滕王阁的形势是这样的好,但是如今阁中有谁来游赏呢?想当年建阁的滕王已经死去,坐着鸾铃马车,挂着琳琅玉佩,来到阁上,举行宴会,那种豪华的场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第一句写空间,第二句写时间,第一句兴致勃勃,第二句意兴阑珊,两两对照。诗人运用“随立随扫”的方法,使读者自然产生盛衰无常的感觉。寥寥两句已把全诗主题包括无余。
第三、四两句紧承第二句,进一步描写滕王阁的冷清寂寞。雕着精美图画的梁木、用玉做成的门帘朝朝暮暮和南浦的云西山的雨为伴。这两句依然暗含着对比,过去,雕梁画栋的楼阁有王子的居住更显其气势,珠帘有玉面相衬更显其温婉高贵,可如今人去楼空,一派苍凉。
后四句抒发生命短暂、繁华易逝、人生无常的感叹。读过苏轼《赤壁赋》的读者不禁会想起其中的句子“(曹操)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这是诗人消极心绪的流露。此处抒情手法极妙,不仅有前四句之景为情做铺垫,还有“闲云潭影日悠悠”“槛外长江空自流”之景与情的完美融合。这样,情感就是饱满的、浓厚的、真实可感的,让读者不得不沉浸于其中与诗人共伤悲。
最后两句抒发“阁中帝子今何在”的感慨,“槛外长江空自流”把人的目光牵引到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把人的思绪带领到了更加纵深的历史。长江不停地无情地流动,时间冷漠地永恒地流逝,历史上无论多么辉煌显赫的生命,都注定凄惨地悄然地逝去。“空”把悲伤之情感抒发到了极致,把消沉之思绪凝结到了顶点,荣华富贵为空,功名利禄为空,情爱道义亦为空。
这首诗一共只有五十六个字,其中属于空间的有阁、江、栋、帘、云、雨、山、浦、潭影;属于时间的有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今何在,这些词融混在一起,毫无叠床架屋的感觉。主要的原因,是它们都环绕着一个中心──滕王阁,而各自发挥其众星拱月的作用。
唐诗多用实字(即名词),这与喜欢多用虚字(尤其是转折词)的宋诗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三四两句中,除了“飞”字和“卷”字是动词以外,其余十二个字是实字,唐人的善用实字,实而不实,于此可见。
另外,诗的结尾用对偶句法作结,很有特色。一般说来,对偶句多用来放在中段,起铺排的作用。这里用来作结束,而且不象两扇门一样地并列(术语称为扇对),而是一开一合,采取“侧势”,读者只觉其流动,而不觉其为对偶,显出了王勃过人的才力。后来杜甫的七言律诗,甚至七言绝句,也时常采用这种手法,如“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等。可见王勃对唐诗发展的影响。
“花映垂杨汉水清,微风林里一枝轻”这两句以岸上和水中的视角,精彩地勾勒出江北春天的美景:汉水澄清,水面倒映着垂垂的杨柳,微风吹拂下,林中的一枝轻轻摇曳。诗人用简洁的笔墨,展现了春日的鲜丽景象,阳光明媚,微风和煦,杨柳和花朵交相辉映,汉水波光粼粼。通过写景的方式,诗人没有过多地渲染别离的忧伤,而是以鲜明的春景,为离别创造了一种愈加难舍的氛围。两句写出花、垂杨、水、风、林五种景物,由于组合巧妙,并无堆砌之嫌。笔触所及,广阔而悠远,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为下文离别愁情失落气息作铺垫。
“即今江北还如此,愁杀江南离别情。”这两句在写完江北春景后,通过“如此”一词反映出诗人心情的变化。诗人表达了对江北春光的映衬,即便如此美好,却不能减轻他对友人离别的忧愁之情。这里的“还”字,点明了诗人在面对春光时的感叹,将离别的愁绪更加深化。而第四句“愁杀江南离别情”更进一步,以夸张的手法,描述了即将远行的友人面对江南更浓的春色时,离别之情更加令人伤感,仿佛愁苦之情已将人“杀”死。通过这两句虚实结合的写法,诗人将送别的心情透彻地表达出来,让读者感受到深切的离别之情。
全诗以淡彩绘景,以重笔写情,结尾点题,天然朴实,率直真诚,毫无妆束之态。以情景交融之妙笔,实虚转化,将临别之际内心的复杂感情描摹得愁杀苦闷。
这两首诗抒写诗人对美好春光的爱惜之情,表达了作者因年老求仙不得而产生的孤独之意。
第一首诗前四句写作者对春天美景的爱惜,也抒发作者对生命的感慨。东风吹来美好之气遍于天地之间,树木在春光中欣欣向荣。灿烂的阳光照耀得芳草遍地生绿。但到了暮春之时,花朵散落飞扬,因此感叹自然规律的不可转移。后六句从日暮时孤云众鸟各有所归,想到自然中的万物皆有所托,而自己却漂泊无依。因此举杯对着石上之月,邀之共饮,以达长醉歌春日之芳菲。情调既是感伤,也是豁达。
第二首诗开头说自己原有隐居之意,想象自己对着一壶酒,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接着具体描绘隐居的生活图景:“横琴倚高松,把酒望远山。长空去鸟没,落日孤云还。”这几句满含出世之意,甚似王维的诗境。最后笔锋一转,发出时光易逝、生命苦短的感叹,隐含了理想抱负难以实现的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