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从杭州武林门向西行走,远远看见保俶塔高高耸立在层峦山崖上,心绪早已飞到西湖之上了。午时进入昭庆寺,喝完茶,就划着小船进入西湖。(只见得)四面的山峦色彩如黛,春花的光彩好像少女的容颜,柔和的春风好像醉人的米酒,湖水的波纹好像平滑的绸缎,刚一抬头,已经不由得眼花缭乱,如醉如痴了。这时想用一个词语来描绘(眼前美景),却终不可得,大约好像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那样精神迷离恍惚吧。我游西湖的经历从这一次开始,万历二十五年二月十四日。
晚上同子公一起坐船来到净慈寺,找到弟弟阿宾曾经住过的僧房。在归宿途中,草草领略了六桥、岳坟、石径塘等景点。第二天一早又收到了陶石篑的帖子,到十九日石篑兄弟和佛学居士王静虚来了,一同游山玩水的好友一时间都凑到一起了。
注释
武林门:古杭州的城门。
保叔塔:应作“保俶塔”,在西湖边的山上。
突兀:高耸的样子。
昭庆:和下文的净寺都是西湖的寺庙名。
毕:结束。
棹:船桨,这里作动词,指划船。
娥:美女的黛眉。
酣:尽兴,痛快。
东阿王:即三国魏国的曹植,曾封东阿王。民间传说曹植年幼时,曾受到哥哥曹丕的皇后甄氏的照料,因此彼此很有感情,后来甄氏早逝,曹植得到了甄氏的一个枕头作为纪念,当天晚上,曹植在洛水的船上在梦中与甄氏重逢,醒后写了一篇文章作为纪念,这就是著名的《感甄赋》,后改名为《洛神赋》。而甄氏也因此被尊为洛神。
其一
首联:“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陵墓”:皇帝的坟叫做陵,王侯以下叫做墓。“南山”,终南山。“汉朝陵墓对南山”:是说汉朝皇帝的陵及其大臣的墓与终南山相对。如高祖长陵在咸阳北原,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武帝茂陵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十五里;霍去病墓在茂陵东北二里。长安在终南山之南,是汉高祖建都之地,有险固可守,又在内地,是京都和陵墓所在之处,不容侵犯的意思。然而,在东汉覆亡之际,陵墓却被发掘。“胡虏千秋尚入关”;这句紧接上句,好像也是说的汉朝。但“千秋”是指汉朝陵墓被发掘的千年之后,则早已是唐朝了。胡虏,指吐蕃、回纥等。关,指萧关,唐时萧关在宁夏固原县北。“尚”,又。这句是说:不料在千年之后(实际不是千年,因七律每句限于七字,故以“千秋”指其概数),吐蕃纠合吐谷浑、党项等族侵入萧关,攻入长安(唐时京都也在长安),陵墓同样被发掘。
次联:“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日金入出人间。”
这一联写陵墓被发掘的情况。昨日、早时,极写陵墓被发掘得快、景象之惨。玉鱼、金入均皇家用以陪葬的宝物。《西京杂记》:汉楚王戊太子死,用玉鱼一对殉葬。“金入”:戴叔伦《赠徐山人》诗:“汉陵帝子黄金入。”“蒙葬地”,是说殉葬的珍宝蒙藏在葬地。这又是说的汉朝事,其实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吐蕃等攻入长安,烧毁房屋、残害百姓、发掘陵墓、无恶不作。只是有些事情,杜甫不好直说,不忍直说,所以写得含蓄曲折。
三联:“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
这一联,写杜蕃不断入侵。继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纠合红谷等族,号二十万人入侵长安,代宗逃往陕州(河南陕县)。次年,唐将仆固怀恩背叛,引回纥、吐蕃十万人入侵,京城戒严。永泰元年(765年),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等族十万人入侵,深入到奉天,京城戒严。所以说:“愁见汗马西戎逼”。“汗马”,是说在作战中,马奔跑出汗,指抵敌危急、紧张。“西戎”,指吐蕃等。这句是说,见吐蕃等的入侵而发愁。敌人声势浩大,十分猖獗,他们朱旗闪动,照耀天空,好像北斗星也成为红色了(北斗星下对长安)。“殷”,红色。
末联:“多少材官司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
“材官”:勇武有谋能征善战的将领。“泾渭”,指长安西北泾渭二水流经之地,乃吐蕃入侵之路。“多少材官守泾渭”:有多少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良将,扼守泾渭要道呢?据《资治通鉴》载:召郭子仪屯泾阳,命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庭玉屯便桥,李抱玉屯凤翔,内侍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屯周至,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屯扬州。其中郭子仪当然是良将,其他的,恐怕很少能及郭子仪。但代宗信任的是太监程元振和鱼朝恩,他听了这两人的谗言,曾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国难频仍之时,宠信的太监手足无措,才起用郭子仪,守泾渭之时,郭的兵力也不够。当时独孤及上疏说:“拥兵者、第馆亘街陌、奴婢厌酒肉。”可见不少武官已趋于腐化,怎么能拥兵获胜呢?“材官守泾渭”,是说守泾渭的将领也不算少,但良将少,加之寡不敌众,于是肃宗决定凭借郭子仪的威望,使之与回纥谈判,借回纥之助。这是失策的做法。但杜甫未明指皇帝昏庸无能,只以“将军且莫破愁颜”一句责诸将不能御敌,提醒他们不可忘忧失警。“且莫破愁颜”的“且”字,是暂且的意思,对诸将之腐化虽有讽刺之意,但笔锋是针对皇帝的。
其二
这首承上首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兵入侵的事和借助回纥的史实。而借用回纥兵是出于肃宗的短见。当时李泌(李泌字长源,历仕玄、肃、代、德四朝,以图谋划策见重,位至宰相,封邺县侯,世称李邺侯)给肃宗制定的正确战略是:使名将李光弼、郭子仪从冯翊入河东,分两路牵制叛军。朝廷驻军扶风,与郭、李两军分次出击,使叛军疲于奔命。唐军以逸待劳,避实击虚。再命建宁王李倓率兵配合李军攻占范阳,覆其巢穴、说可破贼。肃宗不用,他急欲收复两京,不惜以劳攻逸,和叛军打硬仗,攻坚城,一切违反李泌的战略。这就使唐军陷于兵力不足,不得不求助于回纥,这就是肃宗的错误决策造成的。这首诗,表面上在批评诸将无用,不能制止外患,反而借助外力,实际是说肃宗无能。
首联:“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
“韩公”,即唐张仁愿,封韩国公。“筑三城”: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年),张仁愿到了朔方军,治所在灵州(甘肃灵武),筑三受降城(城墙),以防止突厥南侵。“天骄”:胡人自称为天之骄子,转指少数民族首领。“拔汉旌”:拔去汉人的旗帜,即侵犯。这一联是说,张仁愿筑三受降城的本意,是要断绝突厥的南侵。
次联: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
“岂谓”,哪里料到。“尽烦”,太烦劳。“回纥马”,回纥的骑兵。“翻然”,反而。“朔方兵”: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所以称他统帅的部队为朔方兵。这一联是说,如果按李佖的战略,完全可以破贼,却弄得反而要求助于远处的回纥,真是太烦劳别人了。语含讽刺。也说明这种作法和张仁愿筑三城的本意相反,是引狼入室。
杜甫一贯主张依靠朝廷的力量平叛,反对借助回纥兵平叛。他在乾元二年(759年)秋写的《留花门》一诗中鲜明地反对借兵回纥(花门即回纥),其诗曰:“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连云屯左铺,百里见积雪……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宝。花门即须留,原野转萧瑟。”
三联:“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
“胡来不觉潼关隘”:这句是承首联,说筑三城以防胡也要靠将士起作用,否则即使是潼关的险要,安史叛军来时,不觉得它的险要,被攻破了。从而显出人才的重要。
“龙水犹闻晋水清”:听说唐高祖在晋阳起兵时,晋水清了;又听说至德二年(757年)夏历七月,岚州合关河清三十里,九月广平王(代宗)收西京。“犹闻”,是说过去听说,现在又听说。但情况有所不同:高祖起兵晋水,以有天下,建立了唐朝,也曾请兵突厥,其后突厥恃功侵犯,却能制伏他。这既是太宗的能耐,也是他善用人才,如当时大将李靖、李勣等都是能征善战的勇武之士;广平王(代宗)收西京,也曾河清三十里,他借兵回纥却是引狼入室,后患无穷。这说明为国家的能力问题,实在太重要了。人谓“圣人出则黄河清”,原是对皇帝的恭维话,不足为据。这就自然地归结到末联:“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至尊”,指代宗。末句责诸将只知坐享太平,不图报国。明是批评诸将,暗是指责代宗。透露出作者对国难关切的心情和对借兵回纥是失策的感叹,显示出作者的远见和深心。
这首诗指责诸将无用,不能制止外患,反而错误地借助外力,实则指责朝廷大政方针的失策。
其三
这首是承上首“胡来不觉潼关隘”,接写安史乱平后,其余党并未真正归顺朝廷。
首联:“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洛阳宫殿化为烽”,这是指洛阳两次被兵火所毁。一次是天宝十四载(755年)毁于安禄山,一次是乾元二年(759年)再毁于史思明。“秦关”,指潼关。“百二重”:“百二”,是说潼关二万兵足以当敌百万。“重”,险固。“洛阳”二句是说,宫殿都保不住,不要夸口说秦关兵二万足以当敌百万。
次联:“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
“沧海”,即现在的河北、山东东部。“蓟门”,即今河北北部。“禹贡”、“尧封”:这里是指国家版图。这两句是说,沧海、蓟门一带,仍被归降的安史余党李忠臣、田承嗣、薛嵩、李怀仙、李正己等所盘据,他们拥兵割据,自设将吏,不向朝廷缴纳贡赋,实际并未归顺朝廷,所据地区未归入国家版图。
三联:“朝廷衮职虽多预,天下兵储不自供。”“衮职”,朝中大臣。“预”:参与。当时朝中大臣多兼地方节度使重任,将相不分。“兵储”,指军需供给。“朝廷”二句是说,虽然朝中大臣兼任地方节度使的重任,但他们不屯田积粮,而加重赋敛和扣留朝廷粮饷。所说“天下兵储不自供”。这实际是指出朝廷用人不当所致。
末联:“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王相国”,即王缙,作过相国,迁河南副元帅。“事春农”:指让军队屯田以自给。“稍喜”二句,说稍微可喜的是王相国还能注意让边军屯田,以减轻一点朝廷的负担。
这首表面上是责诸将不知屯田积粮以解决军食,实际上也是指责朝廷无能。
其四
这首承上一首的朝廷用人不当,进而写宦官专权。
首联:“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 未全销。”
“回首”:杨伦注:前三首皆北望发叹,此首方及南望,故曰“回首”。“扶桑”:泛指南海一带。唐时岭南道有扶桑县,属禺州。“铜柱”:东汉马援所立,以为汉之极界;玄宗时,何履光以兵定南诏,曾复立马援铜柱。氛:妖气,指战乱叛离之气。时南诏背唐,与吐蕃连结。广德元年(763年)夏历十二月,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休,纵兵大掠(见《旧唐书·代宗记》)“回首”二句是说,回首看到铜柱标志的南方疆界,战乱之气未歇。“越裳”:南方国名,地接交趾,《后汉书·贾琮传》载: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王毒瑁、异香、美木之属。南海明珠:《太平御览·珍宝部》二,引《邹子》:“珠生于南海。”“越裳”二句,说南方各地,因战乱离贰,贡赋皆绝。
三联:“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侍中貂”。“殊锡”:特殊的宠赐,犹异宠。“大司马”即太尉。“总戎”,总兵,即元帅。这里指一般将帅及节度使而有“侍中”之衔的,没有例外,所以说“皆”。其冠以貂尾为饰,所以说“总戎皆插侍中貂”。但最受异宠的是宦官。如宦官李辅国,因拥立肃宗、代宗之功,判元帅行军司马,专掌禁军,又拜兵部尚书;宦官鱼朝恩,因吐蕃攻占长安,代宗幸陕,卫队逃散,有奉迎代宗之功,被任命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掌神策军;宦官程元振,因与李辅国一起拥立代宗有功,而任骠骑大将军,“尽总禁兵,不逾岁,权震天下”(《新唐书·官专》)。后来鱼朝恩不仅控制了军政大权,而且兼判国子监,控制了文教大权。朝中公卿无人敢谏。事实证明,从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代传下来,认为最可靠的是他们的奴才——宦官。但这种“奴才哲学”却毫不留情,他让“主子”们吃自己酿成的苦酒。这就是唐朝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之祸”的由来。
末联:“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圣朝。”
“炎风”,指南边疆土;“朔雪”,指北边疆土。“天王地”:春秋时称周天子为天王,以借指当代君主,即《诗经》所谓:“普天之下,奠非王土”。这又联系到上一首中的“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即祖国领土不容分裂、不容他人盘据任何一方。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只在忠良翊圣朝”,只有靠忠良的诸将来辅佐圣朝了。这两句,是勉励诸将为国效命,恢复国家旧有版图。
这一首,主要是指责朝廷失控,军政大权为宦官所左右,诗人正为此心忧。
其五
这一首赞严武,责镇蜀诸将平庸。
“锦江春色逐人来”,诗人于公元766年(大历元年)夏历五月离开成都草堂,虽然已入夏令,而“锦江春色”仿佛就在眼前。“逐人来”指紧紧跟随人后不肯离去。“锦江春色”因这三字而收到人格化的艺术效果。诗人用他对成都风物的美好回忆作为最佳赞辞,以此开端,也使人立即忆起了他写于成都的《登楼》中的名句:“锦江春色来天地。”
“巫峡清秋万壑哀,”杜甫客寓成都时,曾入严武幕府。严死不久,他出蜀东下,流寓夔州。此时距严武之死,才过一年。夔州地接巫峡,又值秋季,诗人回忆成都旧游,不禁百感交集,顿觉“万壑”生“哀”,很自然地就触动了对去世未久的严武的深切悼念。通过描写锦江巫峡两地不同时令特征,为后面展示诗人对严武的回忆制造了适宜的气氛。
“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使望乡台。”二句追“忆”在严武幕时,曾陪严武于望乡台“共迎中使”的“往”事。情景依然,谁知严已成古人。严武死后,追赠尚书左仆射,因而称为“仆射”。“中使”,宦官,皇帝所派宫中特使。“望乡台”,在成都县北。“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怀。”接前两句写了严武镇蜀业绩。上句写唐“主恩”宠之隆,严武剖符“持节”一任东川节度使,两任剑南节度使。“三持节”是对严这一经历的最好概括。下句写严武的儒将风度。严武治军甚严,赏罚分明,但又好整以暇,多次与杜甫“举杯”饮酒,开怀赋诗,不愧兼擅文经武略。
“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西蜀北有剑门,东有夔巫,“地形”号“天下”“险”阻。严武坐镇其间,堪称李唐王朝最“须”倚“仗”的“出群”之“材”。末二句是对严武镇蜀整个历史过程的艺术概括,也是对他文武全才的充分肯定。
公元761年(上元二年)严武再次镇蜀,后为高适取代,不久就有徐知道的叛乱及松、维、保三州的陷落。公元764年(广德二年)三次镇蜀,曾大破吐蕃兵。后“以疾终”,郭英乂代之,不数月而有崔旰之乱,英乂被杀。“安危”指转危为安。它是全诗的高潮和总结。诗人的激情在这里再次得到艺术体现。它深刻指出:如果西蜀付托非人,随时都可能出现严峻形势。
这是一首“议论时事”,可当“纪传”读的七律诗。开头、结尾都以激情取胜。中间两联将严武治蜀业绩与自己有关活动,用追“忆”形式娓娓道出,与一般“吟风弄月,登眺游览”的“任兴漫作”,迥然有别。没有杜甫“忧时之真心”和“识学笔力”(《杜诗本义》),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诚如黄生评说:“他人诗皆从纸上写出,惟公诗从胸中流出,口中道出”,且“神情面目,俨然可想,所以千秋犹有生气”。
《诸将五首》的内容主要是以安史之乱以来的军政大事为中心展开议论,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安危,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和忧虑;他极度希望君主明智有为,文臣武将用得其人,语言慷慨蕴藉,诲人良多。因每首都与诸将有关,故以“诸将”为题,实则笔锋指向当时皇帝,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安危须仗出群材”,这即是第五首的结语,也是《诸将五首》的中心论点,也是诗人对安史之乱以来军政大事的感愤。
《诸将五首》是政论诗,在议论中深含诗人自己强烈的爱国感情,不仅使读者明其理,而且激动着读者的心灵。
挽歌,即“輓歌”。古人送葬时,执绋挽丧车前行的人所唱的哀悼死者的歌。崔豹《古今注·音乐》:“《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丧之,为作悲歌。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二章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为挽歌。”
此首通篇写送殡下葬过程,而突出写了送葬者。
“荒草”二句既承前篇,又写出墓地背景,为下文烘托出凄惨气氛。“严霜”句点明季节,“送我”句直写送葬情状。“四面”二句写墓地实况,说明自己也只能与鬼为邻了。然后一句写“马”,一句写“风”,把送葬沿途景物都描绘出来,虽仅点到而止,却历历如画。然后以“幽室”二句作一小结,说明圹坑一闭,人鬼殊途,正与第二首末句相呼应。但以上只是写殡葬时种种现象,作者还没有把真正的生死观表现得透彻充分,于是把“千年”句重复了一次,接着正面点出“贤达无奈何”这一层意思。盖不论贤士达人,对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总是无能为力的。这并非消极,而实是因勘得破看得透而总结出来的。
一篇最精彩处,全在最后六句。“向来”犹言“刚才”。刚才来送殡的人,一俟棺入穴中,幽室永闭,便自然而然地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这与上文写死者从此永不能回家又遥相对照。“亲戚”二句,是识透人生真谛之后提炼出来的话。家人亲眷,因为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可能想到死者还有点儿难过;而那些同自己关系不深的人则早已把死者忘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论语·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是说孔子如果某一天参加了别人的丧礼,为悼念死者而哭泣过,那么他在这一天里面就一定不唱歌。这不但由于思想感情一时转不过来,而且刚哭完死者便又高兴地唱起歌来,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其实孔子这样做,还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诉诸理性的表现;如果是一般人,为人送葬不过是礼节性的周旋应酬,从感情上说,他本没有什么悲伤,只要葬礼一毕,自然可以歌唱了。
陶渊明是看透了世俗人情的,所以他反用《论语》之意,爽性直截了当地把一般人的表现从思想到行动都如实地写了出来,这才是作者思想上的真正达观而毫无矫饰的地方。陶之可贵处亦正在此。而且在作者的人生观中还是有着唯物的思想因素的,所以他在此诗的最后两句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只是意味着一种人际关系的脱落,尘缘的结束。这只是一种极其正常的生命代谢,是托身大山魂归自然的皈依。这在佛教轮回观念大为流行的晋宋之交,实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唯物观点。这种自然的死亡观也让诗人本来贫病交加的命运化为诗化的人生。
《梅花落》厉汉乐府“横吹曲。鲍照沿用乐府旧题,创作了这首前所未见的杂言诗。
“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这两句是说,庭中的杂树众多,我却偏偏赞叹梅花。这里的“杂树”和“梅”含有象征意义。“杂树”,即指一班无节操的士大夫;“梅”,指节操高尚的旷达之士。诗的内容是赞梅,但是作者先不言梅,而是以杂树作衬垫,衬垫的效果,使得高者愈高,低者愈低。于是便触发了杂树的“不公”之感,因而也就按耐不住的提出疑问。
“问君何独然?”这句是说,请问你为什么单单偏爱梅花呢?这“问”的主语是“杂树”。“独”字紧扣着“偏”字,将问题直逼到世人面前。
“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这两句是说,那是因为梅花不畏严寒,能在霜雪之中开花,冷露之中结实。诗人很爽快的回答了赞美梅的理由,但是为了使发问者(杂树)对自己有所了解,所以又接着说明为什么杂树们不及梅的理由。
“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这几句是说,而你们呢,只能招摇于春风,斗艳于春日,即使有的也能在霜中开花,却又在寒风中零落,终究没有耐寒的品质。
诗人在耐寒这一点上,把梅和杂树作了比较。这样一来,赞梅的理由便得到全面而有力的阐发。
这首诗结构单纯,一二句直抒己见,第三句作为过渡,引出下文申述。言辞爽直,绝无雕琢、渲染之态,比如对梅的描写,这里就见不到恬淡的天姿,横斜的身影,也嗅不到暗香的浮动,更没有什么后世常用的高标逸韵,力斡春回的颂词,而只是朴实无华,如实道来——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其句式韵脚,也随情之所至,意之所需,有五言,也有七言,新奇而不造作。诗人以如此单纯朴拙、随意自然的形式,说着并不怎么新鲜的事情,却有几分“稚”趣,然而“念其”、“念尔”,足见褒贬之意,了然于心,所以观点相明,一问即答,快人快语,切中要害,绝非率意而成。
如果说傲霜独放的梅花,就是那些位卑志高,孤直不屈之士的写照,当然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体现。那么“零落逐寒风”的杂树,便是与时俯仰,没有节操的龌龊小人的艺术象征。诗人将他们加以对比,并给予毫不犹豫的褒贬,反映了诗人爱憎分明,刚正磊落的胸怀,也反映了诗人对世风日下的担忧。
这首诗虽是咏物,然其身世境遇、性格理想、志趣情怀无不熔铸其间。就以上所言,又显示出它慷慨任气、沉劲老练的特色。
本诗主要是托讽之辞,采用杂言,音节顿挫激扬,富于变化其一褒一贬,表现了诗人鲜明的态度。这与作者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鲍照“家世贫贱。, (鲍照《拜侍郎上疏》)在宦途上饱受压抑。他痛恨门阀土族制度,对刘宋王朝的统治深为不满,因此,他那质朴的诗句申明确表示了对节操低下的士大夫的蔑视和对旷达之士的赞扬。这里还包含着寒士被压抑的义愤和对高门世族垄断政权的控诉。诗歌以充沛的气势,强烈的个性,明陕的语言,给读者以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