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佳客》,即《鹧鸪天》,首见于北宋宋祁之作,至晏几道填此调最多。《词谱》卷十一说:“宋人填此调者,字、句、韵悉同”。因贺铸词有“化出白莲千叶花”句,故又名《千叶莲》,又因其有“梧桐半死清霜后”句,故又名《半死桐》,又名《于中好》、《思越人》、《看瑞香》、《第一花》、《禁烟》、《翦朝霞》、《骊歌一叠》、《锦鹧鸪》、《避少年》、《鹧鸪引》、《醉梅花》。双调,五十五字,上片四句,下片五句,上下片各三平韵。前片第三、四句,与过片三言两句多作对偶。
“丹桂”四句,上片写闰中秋景色及词人的感想。言桂花已经二度开放,菊花的花期亦相应延长了。词人以桂、菊两种秋季当令的花,点出“闰中秋”的特点;即是这年秋天有了两个八月,秋天就足足延长了三十天。因此,接着词人又说,天上的圆月就像人间的宝镜一样,因为是“闰中秋”,所以缺而复圆;而自天河而来的泛星槎亦在“闰中秋”时去而复还。“仙槎”,即贯月查。
“分不尽”五句,下片即景感怀。言中秋天凉,而时令也在八月之半,今遇“闰中秋”,所以又可以将之分成一半,故词人反而有“分不尽,半凉天”的一种感觉,词人闲暇无聊,唯有这天上圆月与之作伴,又因为是在“闰中秋”的缘故,时令还没有到深秋,所以气候也还不太凉冽;月中嫦娥也显得非常引人注目,所以词人才有可能,又一次在这天晚上独倚栏干欣赏这一圆月了。
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
这首词围绕“愁听残漏”这一生活细节,展现了幽闺梦醒的思妇怀念远人的绵绵愁思和万转离肠。词的上片由写景到写人,下片着重表现思妇的心理活动。整首词熔抒情、叙事于一炉,用笔直中有曲。
上片起首两句为景语,既点明初春时节、夜雨过后的节令、时间,又描绘出一派略带寒意、莺倦停啼的清寂气氛,为主人公布置了一个与情怀恰相契合的环境。“愁听”反接“早莺啼歇”,说明思妇醒来很早,因为她已经听过了早莺的歌唱,也许她的愁肠曾和着淅沥的夜雨声一起颤抖。天刚破晓,她就起身独坐,隔溪传来夜尽的更鼓声,更添无限孤寂凄恻之感。“正一声凄咽”与“愁听”相应,更鼓声染上了主人公的感情色彩,使她回想起和情人离别的情景,这就暗中为下片写怀远人作了铺垫。词的上片,由写景自然过渡到写人。
词的下片进一步写内心活动:亲人西去,迢迢千里,分别时的缱绻、留恋、泪眼相看的情景无不历历目,直到如今,仍不堪回首,简直不敢注目西去路。然而,她毕竟又不由自主地了望亲人奔向他方的路衢。正因为“西望”,她才“不堪”,才惹起了“离肠万回结”,“不堪”二句,写出了左右为难的极端矛盾的心绪。“去程赊”说明与行人间隔之远,“万回结”极言离情愁苦之状,重笔渲染,已把别离苦写到极致。结拍二句宕开,追忆往日与亲人相处时令人难忘的一个生活场景,以反衬当日独处的悲凉,她想起了与亲人团聚之日,两人曾坐海棠花下,演奏《凉州曲》时,彼时的心情较之今朝,真有天壤之别了。
《凉州曲》,为唐代边塞之乐,当时属于新声,声情是比较悲凉的。不过,那时两人都幸福地沉浸艺术境界之中,这时却是自己孤独地承受着现实的孤独的折磨,心中之苦不言而自现。
朱熹曾将魏夫人与李清照并提,说是“本朝妇人能文者,唯魏夫人及李易安者。”清人陈廷焯也说:“魏夫人词笔颇有超迈处,虽非易安之敌,亦未易才也。”从包括此词内的魏夫人作品来看,这些评价是颇为中肯的。
薛昭蕴不是画家,但他的这首《浣溪沙》却给读者描绘出了一幅苍凉寂寞的秋雨渡头待人图。
词的上片写沙滩上秋雨中的渡头,水边长着紫红色的蓼花鸥迹成行,描绘出渡头的苍凉、寂寞。在这样的环境中,却孤零零地站着一个盛装的佳人。这三句给读者在听觉上的是风雨声,在视觉上的是热色的红蓼花,成行的沙鸥足迹和盛装的佳人,在嗅觉上的是佳人和野花的芳香。但这些并没有使画面热闹起来。秋风、秋雨、红蓼、鸥迹、孤独佳人,使人突出地感觉到的是渡头环境的苍凉和寂寞。第三句“整鬟飘袖野风香”还给读者留下了这佳人站在渡头要干什么的悬念。“整鬟”,在这里不仅有盛装的意思,还包含着“女为悦己者容”的意思。
过片“不自含嚬深浦里”承上启下。“不自含嚬”的人就是上片“整鬟飘袖”的佳人,这是承上。为什么“不自含嚬”,这是启下,也是词人安排的又一个悬念。紧接着“几回愁煞棹船郎”写佳人心事重重地皱着眉,默默地立在渡头,又不要摆渡、放舟,所以“愁煞”船夫。这里并没有有些注家所讲的要“放船自适”、“临流往返”的意思。“煞”是表示极甚之辞,不过“愁煞”在这里是“为难了”、“难坏了”的意思,愁的分量是很轻很轻的。词的最后一句,拓开一层讲:“燕归帆尽水茫茫。”说在佳人默望中,燕子归去了,江上的征帆过尽了,剩下的只有茫茫江水。至此,方点明了怀人的主题,暗示了佳人的痴情和痛苦,也解开了上文一个又一个的悬念,结束了全词。最后一句,从表面上看来,燕归、帆尽、水茫茫,都是写景,而深含着的至真至切的怀人之情,却紧扣读者的心扉,一切都在“不自”中。这样以一个饶有余味的画面结尾,既合水乡秋景,又关人物心情,景情俱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