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这首词上片通过幽谧景物和环境的刻画，反映词人的孤寂心绪；下片直接深入内心描写，抒发了作者的思乡之情。此词情景交融，笔触细腻生动，语言清新明快，全词表达了作者浓厚的爱国之情。
词的上片重在写景，但景中有情。“月光飞入林前屋。风策策，度庭竹。”词一开始，就描绘了一个幽谧宁静的境界，烘托出词人高雅脱俗的品格。“夜半江城击柝声，动寒梢栖宿。”运用了比兴手法，以鸟自况。词人遭靖康之变，流落南方，犹如鸟宿寒枝，暂栖其身，一有风吹草动，即惶恐万状，反映了饱经战乱者的惊惧之情。
下片重在抒情。“ 等闲老去年华促，祗有江梅伴幽独。”为收复失地，词人或许亦曾有过“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的紧迫之感。但事与愿违，面对南宋小朝廷苟且偷安的局面，词人宁肯幽居独处，决不趋炎附势，聊以自慰的是，还有江梅作伴。词的题目即标以“梅”字，旨在以梅自况，表示要象梅花那样，不管环境如何严酷，都要保持高洁情操。即使“零落成泥碾作尘”，也要“香如故”。这首词前写栖鸟惊躁，后写好梦惊回，虚实结合，前后映衬，对于突出了离乱中词人的形象极为有力。掩卷思之，当知个中意味。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称其“使易安尚在，且有愧容矣”而思。抑扬起伏虽然太大，但也可证明其词水平之高。
词到最后才明确点出主旨——故国之思。“梦绕夷门旧家山”，即是对北宋王朝及中原大地的怀念，也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