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首七律作于诗人的晚年，叙写诗人在一个黄昏登宝公塔的所见所感。诗中描写了一派静谥而开阔的景色，表现出诗人饱经忧患与挣扎之后力求超脱的心境。此诗造语奇警，组合新巧，炼字取意精严娴熟。
诗的首联描写了登塔前的一路艰辛。从“倦童疲马”四字透出路遥行艰之状，“长筇倚石根”说明山石巍峨，攀登不易。而倦童疲马留于寺门与诗人拄杖登山的情形恰成鲜明对比，通过童仆和马匹的倦怠疲惫，反衬出诗人登山临水、意兴无穷的精神。诗中出现的诗人形象：一个不避险远的“有志者”。
颔联写登楼所见的景色：江上升起的皓月驱走了黄昏时苍茫的夜色，将黝暗的夜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岭间飘浮的云影加深了暮色的昏暗，像是将暝色分给了黄昏。这两句状写江上山间由黄昏转入月夜时光影的明暗变化，极为工妙。夜空本不可转，暝色也不能分，然而诗中说“转空”、“分暝”，已是一奇；以月转空，以云分暝，则将月和云赋予了活力和生命，又是一奇；明明是入夜，却说转为白昼，黄昏本是虚无，却说分予暝色，更是奇上加奇。这联中“转空”、“分暝”都是诗人独造之词，然而在全句中不显得生硬晦涩，耐人咀嚼回味。
颈联续写登塔的所闻所见：老鼠轻微的一动便打破了山间的寂静，声音随之而起；乌鸦在荒寒的空中高飞，投下它们翻飞的身影。这两句通过极细微的描写，表现了山间入夜时分的宁静和荒寒，“鼠摇”的声响十分微弱，但犹可听见，说明空山幽寂，古塔阒静。乌鸦在夜空中飞过本是晦暗不明的，然而其影可鉴，正表现了月色的明朗。这一联造语也很奇警。“鼠摇”、“鸦矫”脱胎于卢纶的“斗鼠摇松影”和杜甫的“雁矫衔芦内”，但组合新巧，对仗自然，体现了诗人炼字取意的精严娴熟。
如此静谧开阔的景色令诗人心旷神怡，深深陶醉，甚至忘记了尘世的烦扰和纷争，如同要与眼前景物融为一体，尾联表现了诗人这种物我两忘的感受。“当此不知谁客主”一句，李壁注引《襄阳记》：“司马德操尝诣庞德公，值其上冢，径入室，呼德翁妻子，使速作黍。须臾，德翁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诗中的“客主”就是指诗人自己与寺中僧人。结尾二句虽然只是刻画一种感受，却并不离登塔的主题，虽不写景，而景由此可见。
全诗描绘了荒山、冷月、寒鸦的清冷幽僻之景，虽一字未提墓塔，却全然是墓塔周围特有的氛围，突现了游览地的固有特征。
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
诗中出色地描绘了武昌的繁华的都市风光。此诗前三联写中秋之夜所见南楼及江、城形胜；尾联抒发思乡归隐之情。此诗多用典故，化而不露，气势亦较为遒壮，语言清丽，风格温婉，意境超脱。
“谁将玉笛弄中秋？黄鹤归来识旧游。”句点出游南楼在中秋，并闻歌管之声。借用李白“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诗意。一句从听觉写实，二句由视觉写虚。古人写吹笛常甩“弄”字，以表现吹笛人娴熟的技艺、勃勃的兴致和曲调的悠扬变化。“弄”字写出吹笛者缓吹闲赏、边吹边赏之态，和游者的心情合拍。不说笛声如何美妙动听，却说连“一去不复返”的黄鹤都被笛声吸引回旧日游过的地方，这种衬托手法的运用比直说效果更好，而且以无作有，以虚写实，以虚衬实，增加了诗的情趣。这一联笔调飘逸。
“汉树有情横北渚，蜀江无语抱南楼。”写南楼形胜。南楼隔江遥对汉阳，西面、北面为长江所怀抱。“汉树”句自唐崔颢《黄鹤楼》诗“晴川历历汉阳树”化来；“有情”，加重感情色彩；“横北渚”，贴切形势。“蜀江”句，即《吴船录》所谓“岷江自西南斜抱郡城东下”。“无语”除加重感情色彩外，又渲染夜静。“横”字、“抱”字，锤炼有力。
“烛天灯火三更市，摇月旌旗万里舟。”写鄂州城市和江面的夜景。当时鄂州商业发达，市面繁荣，《吴船录》载：“沿江数万家，廛闹甚盛，列肆如栉，酒炉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夕可尽，其盛壮如此。”鄂州并且是长江中游的军事要地，官、商船舰云集，故以此二句状之。“灯火”是夜游所见，“月”字点明中秋；“三更市”，说夜市直到深更；舟来“万里"，又多高插“旌旗”，江面喧闹非凡；“烛天”写灯火之盛，“摇”字写月兼联江水，气势极为雄壮。
“却笑鲈乡垂钓手，武昌鱼好便淹留。”自嘲流连鄂州景色，不及早还乡。上三联叙事、写景，这联转为抒情，笔调应接起联，以飘逸胜，兼带风趣。鲈乡，指作者故乡苏州一带鱼米之乡，暗用张翰在洛阳思吴中鲈鱼脍之典；“垂钓手”，指隐者，用以自喻；“武昌鱼好”，化用三国时“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谣谚。此联蕴归隐之心，与同时《水调歌头》词所写：“想垣娥冷眼，应笑归来霜鬓，空敝黑貂裘。酾酒问蟾兔，肯去伴沧洲？”辞异情同。
这是一首恋情词，民歌风情。上片追忆当初同在回廊，月夜同烧香的情景，烘托出眼下离别孤独的相思愁苦。下片由书信二三行引起内心的无穷思念，愁断人肠。结末以雁儿栖息何处作比喻，表现出惊恐不安的神态。此词全用口语，通俗浅近。
上阙首句“记得同烧此夜香，人在回廓，月在回廊”。词一开头就从回忆写起，用“记得”回叙那个令人陶醉、难以忘怀的美好辰光：一个月色溶溶的夜晚，在九曲回廊与自己的情侣一道焚香拜月，默祷祝愿，互诉衷肠。词人撷取“同烧夜香”这么个典型事例，透露两情缱绻的无限消息，以少总多：借焚香拜月的动态，状情侣间不可言传的心态。月夜与回廊时空错呈，夜景与恋情水乳交融，是一幅寓情于景的绝妙画图。
柔和的月色，“幽谧的夜晚，清香袅袅，情语绵绵，恐怕蟾宫嫦娥也忍不住要窺视妒羡吧。”可是，这一切已成过去，只能在记忆里重温，现实留下的却只有“思量”。“而今独自睚昏黄，行也思量，坐也思量。”“而今”正与开首的“记得”相对应，镜头从往昔摇回现实。现实是令人伤怀的，昔日双双偎依，今已影单形只，只能“独自”空守，因而对夜也就由迷恋转为怨恨，而要“睚昏黄”了。一个“睚”字，就是一个特写镜头，反衬出对恋人思念之强烈。你看，“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无时无刻不在思量，与李清照“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有异曲同工之妙。以“行”、“坐”的动态概括，极写两情之深沉。
下阙开头的“锦”字，系套用《晋书·列女传》中的一个典故：窦滔妻苏氏善属文。滔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词甚凄婉。词人以此典故象征鸿雁传书。“锦字都来三两行”，信算是传来了，可是这三两行使人读了凄婉的消息，非但没有稍解候信人的思念之情，反而触发和平添了无限倜怅。“千断人肠，万断人肠”，正是极言愁绪震荡撞击之剧烈。朝思葬想的情侣，就似虚无飘渺的绰约仙子，你究竟在于何方？鸿雁传书来来往往并没有个确信，“来也愜惶，去也牺惶” ，直弄得六神无主、惊慌烦恼。
全词回忆与现实结合，表层行踪与深层心理交融，对比与复叠词语连用，音韵铿锵。这首词虽然抒发的是男女幽怨之情，但是于宛转缠绵之中，依然具有一种空灵蕴藉、情愫粗犷之美。
历来咏西施的诗篇多把亡吴的根由归之于女色，客观上为封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罗隐这首小诗的特异之处，就是反对这种传统观念，破除了“女人是祸水”的论调，闪射出新的思想光辉。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一上来，诗人便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观点，反对将亡国的责任强加在西施之类妇女身上。这里的“时”，即时会，指促成家国兴亡成败的各种复杂因素。“自有时”表示吴国灭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这无疑是正确的看法。有人认为这里含有宿命论成分，其实是出于误解。“何苦”，劝解的口吻中含有嘲讽意味：你们自己误了国家大事，却想要归罪一个弱女子，真是何必呢！当然，挖苦的对象并非一般吴人，而是吴国统治者及其帮闲们。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后面这两句巧妙地运用了一个事理上的推论：如果说，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那么，越王并不宠幸女色，后来越国的灭亡又能怪罪于谁呢？尖锐的批驳通过委婉的发问语气表述出来，丝毫不显得剑拔弩张，而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坚强的逻辑力量，读来仍觉锋芒逼人。
罗隐反对嫁罪妇女的态度是一贯的。僖宗广明年间（880—881），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皇帝仓皇出逃四川，至光启元年（885）才返回京城。诗人有《帝幸蜀》一首绝句记述这件事：“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阿蛮”即“阿瞒”的通假，是唐玄宗的小名。前一回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于马嵬坡缢杀杨妃以堵住天下人之口。这一回僖宗再次酿成祸乱奔亡，可找不到新的替罪羊了。诗人故意让九泉之下的玄宗出来现身说法，告诫后来的帝王不要诿过于人，讽刺是够辛辣的。联系《西施》作比照，一咏史，一感时，题材不同，而精神实质并无二致。这样看来，《西施》的意义又何止为历史作翻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