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四句追叙诗人与柳亚子的三次交往。表达了对柳亚子等倾向革命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后四句对柳亚子的牢骚提出开导规劝，并表示殷切的期望。
首联两句回忆同柳亚子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相见，表明彼此并非初交。
颔联点到正题，对柳亚子说明读到他的诗了，也仍然是忆旧。只是首联是回忆两人的交往，颔联是回忆自己的行踪。联系起来看说明在革命战火斗争的烽火中，朋友聚散之不定，相逢之不易。 但在31年后重到北京的时候，朋友又相见了，而且得到了对方的诗篇。柳亚子原诗里“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是对他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写这些表明他对革命有功，而认为党和国家遗忘了他的贡献。毛泽东在诗中同他做一番叙旧，就暗示党和国家并没有忘记他过去同情革命、赞助革命的经历。
颈联是全诗的主旨，是针对柳亚子来诗所表现的思想情绪进行正面的批评和规劝。诗人说，应该放开眼界，从远处，大处着眼，也就是从未来从全局着眼，胸襟开阔，保持健康的心态。
尾联劝柳亚子留在北京，不要回家，实际上是劝他不要消极隐居遁世，并且安排柳亚子居住到颐和园，就在昆明湖边，使他认识到党对他是照顾周到，优待有加的。
这首诗是老朋友之间的私人唱和之作。毛泽东的和诗针对原诗作者柳亚子牢骚愈盛而身体愈下的状况，借唱和的方式叙旧谈心，进行坦诚恳切的开导规劝，表达了对挚友的一片爱护之情。此诗清纯和雅，语言温婉秀润，情意绵长，看似清淡，味之弥甘，很有启悟和感化力量。
全诗有意淡化了二人间三次交往的政治内容，而强调友人间的文化层面，从而使这首诗带有较浓的人情味，深深体现了诗人的宽广胸怀。
这首诗首联回忆过去，包含了许许多多的辛酸。颔联写登上了山顶，极目远眺看到的景色。颈联写舜和禹这两位古代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尾联写自己难得愉快一下，只好先忘掉一切，尽情享受风景。这首诗质朴无华，沉郁顿挫，诗内满含作者凄苦之情。
诗人“志专欲以文学名后世”，所以高官厚禄打不动他的心，而一旦得到这个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业的教授职务，尽管俸薄官微，也使他欣喜异常，不顾体弱多病，兴致勃勃地去登山游玩了。经历过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生活折磨的陈师道，尽管这年才四十八岁，但已感到精力不济。“小试”说明诗人对自己的体力没有把握。试登了一程后，诗人喜出望外地发现，“今年不用扶”，在这喜悦后面，包含了许许多多的辛酸。人逢喜事精神爽，思想轻松，步履也就轻快了。可是往年，无论是新春览胜，还是清秋登高，诗人都要在亲朋好友的搀扶下才能勉力而行。时当壮年的诗人却体衰如此，生活的贫寒是可想而知的了。
三四句写诗人登上了山顶，极目远眺。只见济水、泺水如同两条白色的绸带，绕过山脚，往北流去，相交于远方的泺口。“微微”，说明看不真切，目光稍稍收回，青、徐二州的辖地上，阡陌纵横，牛羊成群；房屋田垅，树木庄稼，历历在目。徐州是诗人的家乡，家乡的山水他感到十分熟悉和亲切。三四两句“有神致，虚字炼得好”，这“神致”就在于这两句是景中有情。那样远的泺口都看到了，说明诗人在山顶逗留时间之久；那样多的景物一一“数”来，可见诗人的兴致之高。诗人不是把自己兴奋愉快的心情明白说出，只是通过写景来透露；而写景又没有具体描摹云水竹石、鸟鸣花香，只是通过望远、指点两个动作来概括，这既符合登高远眺的实际，又含蓄地点明了要表达的情意。正如王士祯所说：“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然而使人见而心服者，在笔墨之外也。”画天外山峰，略具笔意，便使人体味到言外的情意，这就是这两句诗的“神致”所在。
诗人眼中的风土人情是那样浑朴、淳真，如同虞舜治理下的太平盛世；山川河流是那样恬静、驯服，如同大禹治水后的景象。天下明德自虞帝开始，山川由大禹来平定。看到眼前的山川，诗人想起了舜和禹这两位古代传说中的英雄人物。赏风景，忆英雄，心中十分快意。然而当诗人的目光从远处收回到脚下，思绪从远古拉回到现实时，笔锋陡转，气氛骤变，兴致锐减。脚下的山因古代名医扁鹊而得名，可他尽管体衰力弱，疾病缠身，却因贫穷而得不到卢医的医治。“终年聊一快”，这是十分凄婉的声音。诗人面对无情的现实，无可奈何。难得一年到头有这么一回愉快的时候，他只好先忘掉一切，尽情享受风景了。没有人知道诗人的欢颜后面隐藏着多少痛苦、多少悲哀。
陈师道是孤芳自赏、不求谐俗的苦吟诗人。他的作品，有人称之为“非一过可了，近于枯淡”。黄庭坚说，陈师道作诗“十度欲言九度休，万人丛中一人晓”。也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他的五律，尽管有时“失之僻涩”，但“佳处往往逼杜甫”。这首诗，质朴老苍，沉郁顿挫，正是它逼近杜甫的五律代表作。
《初夏游张园》属于田园诗，色调明丽，气氛热烈，意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这首诗写的是江南初夏时人们宴饮园林的生活情景。
题目“游”字，自然点出了诗人赏心悦目、情致勃勃的感受。张园的风光夺目生辉，引人入胜。“乳鸭”在时深时浅的水中戏游，“熟梅天气”似阴似晴，在诗人的眼里都是那样的富有情趣，增添了无限的游兴。诗中“半”字用得精妙，状写天气忽阴忽晴、变幻莫测的特点，至为准确；同时也传达了诗人的内心感受，迷离恍惚，朦朦胧胧。一树一树的梅子，熟透了，红褐色，硕大果．样子很是令人垂涎。
春末夏初，梅雨季节，江南的天气似阴还晴，变幻不定，那些机灵活泼的小鸭，成群结队，争先恐后地跳下水塘，不管水深水浅，自由自在游乐。池塘清波粼粼之上，游动着一个个淘气调皮的小精灵，池塘似阴似晴的上空回荡着嘎嘎欢叫的声音，好一派欢快、热闹的景象。诗人被张园的风光陶醉了。
诗歌前两句里，通过“乳鸭”、“熟梅”等景物，逼真地描绘了初夏的景致，读后使人感到真实生动。
一个“醉”字不仅状写果农欢饮至醉的情态，更折射出人们幸福快乐的心情。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家乡，他们勤劳能干，经营自己的生活，有滋有味，有声有色。焉能不醉?同时从读者、诗人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醉”字，其实也流露出诗人、读者深深地被果园的气氛所感染，满心欢喜、无比幸福的感觉。“一树金”这种表达属于超常搭配，本来是一树枇杷，颗颗饱满，金黄灿烂，耀眼生辉，令人垂涎，诗人形象描绘为“一树金”，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树金子，一树丰收，一树欢悦。快乐洒在枇杷树上，欢笑回荡在果园上空，果农们欢天喜地，心花怒放啊!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满足和幸福。
诗歌三、四两句就描写了果农丰收欢乐的生活情景。每一座果园都在庆贺丰收，那满树金黄色的枇杷，带给果农无限欢乐。年成好，果园丰收，理当庆贺，偌大园子，到处是欢笑的声音，到处是陶醉的笑容。
丰收的喜悦、生活的富足是诗歌要表现的主题，这首《初夏游张园》，诗人用心用情，用欢乐、用幸福感染和陶醉读者。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