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借用西汉文帝时缇萦上书的事迹,表达了对诸子不肖使自己受到牵累的哀伤与无奈, 同时也流露出能够因圣主明君发动恻隐之心而获得宽宥的微茫期许。该诗叙事凝练,语言质朴;全诗中遣字用韵融入声韵理论,偶句押韵,一韵到底,全押平声。该用韵方式为后人写古诗效法,也接近唐律诗用韵方式。
全诗可分为三部分。开首两句,是第一部分。简短捷说。追叙肉刑起始,以引出太仓令将受肉刑一事。这两句,类似全诗的“引子”,却暗含着对肉刑的谴责。意思是说,夏禹、商汤、周文王等三王的仁德之治,随着时代的变迁,渐渐被淡薄了,后来就使用起了肉刑。赞“三王”之道用“德”,那么“用肉刑”者自是不德。作者对残暴肉刑的谴责,对仁德之政的向往,就尽在这两句中了。
由“太仓令有罪”至“恻然感至情”,是第二部分。这部分是叙述缇萦之父获罪,缇萦上书救父,汉文帝深受感动的历史故事。
在这部分中,诗人先用四句,来写齐太仓令淳于意获罪,将被递解长安受刑,以及他自恨没有男儿,到危急之时深感孤独无援的悲痛。再用四句,来写幼女缇萦伤于父亲“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指危急时无可用之人)”的话,伤于父亲的命运,想到古歌《鸡鸣》中那“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的诗句,于是随父至京,“诣阙下(即到宫阙之下)”上书朝廷,“愿入苍为官婢,以赎父刑罪”。接下来两句“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是渲染缇萦的为父心忧和上书之言,足以使天地折裂,晨风为之传颂。其悲壮之言行,足以感天动地。果然,连皇帝也被感动了。这两部分的末两句,“圣汉孝文帝,侧然感至情”,就是写汉文帝被他那孝父至情所感动,顿生恻隐怜悯之情。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上悲其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
缇萦,苍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弱女子,竟敢伏阙上书,甘愿没苍为婢以赎父罪,并且希望废止肉刑而给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其情可悯,其见甚明,其行亦悲壮矣。
因而,诗人在最后一部分,用两句,将她的言行与男子作比道:“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以“百男”与一女作比,本苍已见出高下之势:百男竟“不如”一女,则更见出此女子的不同凡俗。作者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强比,将他对这奇女子的敬佩和盛赞之情,以及对“百男”的轻蔑之意,充分地表达出来了。
该诗有两点需要说及。一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班固能以“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的态度,来歌颂一个奇女子,已属难能可贵。二是,此诗虽仅老实叙事,缺乏文采和形象性,但它毕竟是有文献可考的第一首文人五言诗,那种初学者的质朴和幼稚是情有可原的,而作者那种敢于实践新诗体的精神,也是可贵的。
这首诗从陈后主宫中的屏风引发开来。前八句为第一段,紧扣陈后主的屏风而写对社会变迁无常的感慨;后八句为第二段,着重抒发个人的身世的感慨。
“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世事变化无常,迅速如早晚变换,无常如浮萍漂流。“朝暮”一本作“朝露”。朝露这个晶莹的、转瞬即逝的形象,过去常用来比喻人生的短促。汉乐府古歌《薤露》、曹操的《短歌行》中,都曾经出现过。浮萍这个飘忽不定的形象,过去则常用来比喻人生的流离漂泊。作者把这两个习见的形象,转用来比喻抽象的“盛衰”和“世道”,指出:人世间的一切,皆是短暂的、变化无常的。这一带有哲理性的概括,把历史、社会、人生皆包括在内了。作为女性的创作,起笔如此开阔,是不多见的。可见大义公主个人经历的复杂,以及她所眼见的社会变故的剧烈。她的一生遭遇,在感情上是沉重的,且是难以承担的,所以只能将一切归委与世事本身的变迁无常。既然人世是变迁无常的,那么从逻辑上而言,盛衰乃是不断更迭的现象。但作者所注重的,只是“衰”,是人间幸福的毁灭。因此接着两句,转为“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池台”是“荣华”的标志。荣华难守,是世道变迁的趋势;池台终平,是世道变迁的结局。当然,“平”是从象征意义上来说的。旧的皇家建筑不一定被毁坏,而常常是改换了主人。但对于旧主人而言,这也意味着“平”。过去的已经过去,人们常常这样安慰自己。但这是没有力量的,因为一切过去的变迁,都实实在在地影响着现在和未来。姓宇文的“千金公主”也变成了姓杨的“大义公主”了,而杨家的王朝不可能像宇文氏的王朝与她同样血肉相连、可信可靠。因此纵然作者从世道无常的哲学命题出发解释了荣华难守的事实,内心对往昔仍抱着无限的怀念与眷恋。当然,诗还是从陈后主的屏风来着笔:“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陈后主的富贵生活,已然被隋文帝扫荡一空了,他本人亦做了囚徒,而在这屏风上,却徒然留下了往昔富贵生活的影子。对大义公主本人而言,她想到的是北周。画中的景象,仿佛就是她往昔梦痕。接着两句,写得非常巧妙。“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这里面有有多层内涵。第一层,是把画中人和现实中的人合成一体来写。画中边饮酒作乐,边欣赏歌舞的贵人,仿佛是昔日陈后主以及侍臣们。这些囚徒,只是以泪洗面,苟延残喘罢了。第二层,是用陈后主以及其侍臣的命运,影射北周的王公贵族。第三层,则是把自己也涵盖在内,作为亡国的公主,同样是杯酒无乐,不复有弦歌之声。
以上八句,构成全诗的第一阶段。在字面上,这一段完全是扣紧陈后主的屏风而来,但深沉内涵,则完全是感慨北周的覆亡。由于大义公主当时的身份与地位,她无法直接表达对北周王朝的哀悼,只好把陈王朝兴亡的感慨,上升至对于人类社会变迁无常的概括,而将哀悼北周王朝的情感,寄托于哀婉曲折的词语之间。
后八句是全诗的第二段,着重抒发个人的身世之感。“余本皇家子,飘流入虏廷”二句写出个人命运的急剧变化。宇文氏本属鲜卑族,但入主中原后,接受华夏传统文化,汉化程度日深,渐渐以华夏正统自居,而视突厥为野蛮民族,即所谓“虏”。当公主居住在洛阳王宫中时,不但生活安逸,而且每日与亲朋相聚,或诗酒高会,或游园赏春,人生是那样无忧无虑。一旦担负起沉重的政治使命,出嫁突厥可汗,处于完全陌生的人群和文化中,她的不幸感和孤独感,已经是很难承受了。但毕竟,还有一个北周王朝在支撑着她,保证了她在突厥的地位。及至北周为隋所灭,这一点支撑也失去了。尽管杨坚赐给她隋宗室“大义公主”的名义,但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并没有多少可靠的成分。事实上,当杨坚不再需要大义公主时,对她便毫不留情;突厥可汗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也绝不顾惜她的生命。她好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飘荡在狂恶的风云中,失去了把握自己命运的任何希望。在这样的处境中,“一朝睹成败”,由陈想到周,她不能不“怀抱忽纵横”。但一个女子,对于历史的急剧变化,终究是无能为力的。她只能安慰自己:“古来共如此,非我独申名。”这里是重新回复到开头的哲学命题:自古以来,人世间就充满了变换,一切荣华富贵,都难以久保,并不是我一个人懂得这个道理。既然如此,又何必多说。这是无可奈何的自我排遣。然而,如果说历史的变迁是不可抵抗的,远嫁突厥,都纯粹是自己的个人遭遇。自己本来也刻意嫁一个普通男子,即便在王朝覆灭之后,也未必不能过一般百姓的生活,享受天伦之乐。所以最后归结到“惟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这里似乎是从邦国覆灭的不幸中摆脱出来,而仅剩下远嫁异域的不幸,其实并不是。正因为北周王朝覆灭了,她作为亡国的公主,孤独地生活在异域,远嫁的不幸更显得沉重。她的不幸,依然是双重的。也有人认为末二句言外之意是自己不以远嫁突厥,而疏远了北周宗室宗族之情。
皇家的公主,在常人看来,总是享尽荣华,一生幸福。其实,由于她们的命运与政治的需要、政权的兴衰联系太紧,有时比普通百姓的女儿更难把握自己。全诗表面上是凭吊陈朝之亡,实际上是在怀念故国北周为隋所灭,己身流落“虏庭”,作者睹物伤怀,慨叹万分,大有昭君远嫁之哀。此诗感情深沉,在哀婉曲折之中透有清绮之韵。
在其他题材中,作者用梅花、兰花等来和水仙比较,这首诗却用人物作比。所谓人物,是传说中的洛神。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写洛神飘然行水的姿态。诗篇开头两句:“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用洛神的形象来写水仙,把植立盆中不动的花朵,写成“轻盈”慢步的仙子,化静为动,化物为人,凌空取神,把水仙的姿态写得非常动人。假如把“微月”看成步的补语,即谓缓步于“微月”之下,也是有依据的,《洛神赋》的“步蘅薄而流芳”句,“蘅薄”亦作“步”的补语。这两句直呼“凌波仙子”,未写到花,下面两句:“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就由洛神转到花,点出洛神是用以比花。上两句写姿态,这两句写心灵,进一步把花人格化,表现作者对花有深情,表现出它有一种“楚楚可怜”之态,像美人心中带有“断肠魂”一样,使人为之“愁绝”。“断肠魂”移来状花,但说的还是洛神。洛神的断肠是由于对爱情的伤感,《洛神赋》写她:“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这三个字无论说水仙或说洛神,都是很动人的,因为把其整体概括成为这样的一种“灵魂”是有极大的引起联想和同情的力量的。
前面四句,是扣住水仙本身的描写;下面四句,从水仙引来山矾、梅花,并牵涉到诗人本身,作旁伸横出的议论和抒情,意境和笔调都来个大的变换。“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上句仍从水仙说,用“倾城”美人比喻花的清香洁白的芳韵;下句则拿山矾、梅花来比较,说水仙在梅花之下而居山矾之上。山矾,这个名字是黄庭坚起的。他在《戏咏高节亭边山矾花二首》的《序》中说到为郑花改名山矾之事。用山矾来比水仙,也始于黄庭坚。表面上,前五句都用美女形容水仙,写得那样幽细秀美,第六句忽作粗犷之笔,把三种花都男性化了,大谈“兄弟”问题;前后不统一,不调和,几乎有点滑稽。实际上,作者正是有意在这种出人意外的地方,表现他写诗的随意所适,抒写自由。这一句,作者有意使读者惊讶于诗句的粗犷,惊讶于与前面描写格调的不统一,不调和,还是第一步;作者还有意要把这种情况引向前进。最后两句:“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被花恼,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杜甫与黄庭坚,都不是真正“恼花”,恼花是来自爱花。杜甫是恼赏花无人作伴;黄庭坚是恼独坐对花,欣赏太久,感到寂寞难受。诗说赏花之后,想散散心,换换眼界,故走出门外。但作者所写出门后对之欣赏而“一笑”的,却是“横”在面前的“大江”。这个形象,和前面所写的水仙形象相比,“大”得惊人,“壮阔”得惊人;诗笔和前面相比,也是“横”得惊人,“粗犷”得惊人。这两句诗,不但形象、笔调和前面的显得不统一,不调和,而且转接也很奇突。宋代陈长方《步里客谈》说杜甫诗《缚鸡行》结尾从“鸡虫得失无了时”,忽转入“注目寒江倚山阁”,“断句旁入他意,最为警策”,黄庭坚此诗,当是仿效。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说:“山谷之妙,起无端,接无端,大笔如椽,转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往往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连属,非寻常意计所及。此小家何由知之?”这些话,点出了此诗出奇的结语的用意和功力所在。
纪昀《书山谷集后》说黄庭坚的七言古诗:“离奇孤矫,骨瘦而韵远,格高而力壮。”这一首诗,从整体看,是“离奇孤矫”;从前半看,是“骨瘦而韵远”;从后半看,是“格高而力壮”。文学作品,千变万化,有以统一、调和为美的,也有以不统一、不调和为美的。从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统一和调和,是欣赏文学作品的关键之一。能够掌握这个关键,就可以从该诗的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参差变幻之美。陆游《赠应秀才》诗说“文章切忌参死句”,把问题看得太简单,看得太死,往往就会走上“参死句”的道路,对佳作失之交臂。
此诗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诗中多典故,皆隐语,借古讽今,隐而有指,十分曲折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
众所周知,封建王朝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历朝历代,臣下对皇上进谏,必须投其所好,只能用前朝故事或看似不相干的生活趣闻引喻取譬,转弯抹角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皇上才有可能恩准采纳。无人敢触龙鳞,逆圣听。否则,轻者丢掉乌纱,为民为奴;重者人头落地,甚至九族遭诛。所以,自古以来,文武百官讽谏启奏都很讲究,唯恐龙颜大怒。柳宗元自然深谙此理,故其乐府《古东门行》几乎句句有典,并无锋芒。表面看来,所引者皆前朝之事;但细细琢磨,所射者乃当朝之政,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试举之则有:
一、二句明叙周亚夫奉命率领三十六位将军前往讨伐刘濞等吴楚七国乱贼之事,暗指朝廷命令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伐吴元济等叛逆之功,歌颂了这场战争的正义性。
三、四句明写孟尝君赖门客“鸡鸣函谷”之力出关逃逸之怪事,暗射王承宗之流居心叵测,意浑水摸鱼,刺杀忠良之歹心。柳宗元不怎么赞成鸡鸣狗盗,因为“客如雾”,因为“貌横心异”,潜伏着的危险多,因而酿成了武元衡被刺的悲剧。用“鸡鸣”之典便有了一箭双雕的作用:既是一种否定,又是一次警策。
第十一、十二两句明赞信陵君窃符救赵之举,暗刺唐宪宗平叛不力之实;援子西“以袂掩面而死”的故事,喻武元衡无辜殉国的悲剧。这两句话写得大胆,却也极有讲究:魏王不下令,救赵乃是一句空话;唐王犹豫不决,吴元济等益发猖狂,这是明摆着的道理。子西固死得无辜,武元衡也死非其所。说的是春秋故事,为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却又不露痕迹,可谓妙绝。
又如第十三、十四两句,引司马相如《谏猎疏》之意,谈吴起舟中劝谏武侯之语,目的是提醒宪宗:“潜伏在您身边的危险远比当年大得多,稍有懈怠,便有车翻舟覆的悲剧发生。所幸的是,现在这些危险已暴露无遗,皇上您该采取措施了吧!”这两句话,语重心长,言外有意,弦外有音。
基于上面数例的分析,柳宗元完全可以将《古东门行》写成另一首内容与之对应而不用一典的乐府诗。在这首新的《古东门行》中,所有的典故均可改为现实,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将被换成吴元济、王承宗、李师道、武元衡、裴度、唐宪宗等,春秋战国时代自然也化作中唐社会,这应该是柳宗元的本意。但是,柳宗元胆子再大也不敢写这样一首《古东门行》。从另一角度审视,倘若柳氏写的真是此诗,他的官位可否保住,有无生命之虞,姑且不谈,而其艺术效果也只能差强人意,很难满足读者二度创造的审美愉悦,故这种借古讽今的艺术手法非常可取。
章培恒、骆玉明对柳宗元的诗作有一个评价:“柳宗元诗确如苏轼所说,兼有简洁、靖深、温丽、含蓄之长,在自然朴素的语言中蕴含了幽远的情思。”读《古东门行》,的确令人有这种感觉。此诗语言简洁晓畅,不奥僻,少雕琢,通俗易懂,意味深长。读者可以在这自然朴素的语境中体会到含蓄,领悟到靖深,感受到诗人炽烈的爱国之情和深沉的悲愤之意。如透过“徼巡司隶眠如羊”,读者可感受到诗人痛惜哀叹之情。刺客们行凶之前,官府捕快只要稍加防备,多点警惕,叛逆们决不可能轻易得手,只可惜官兵百姓均松懈,故汉代恐怖活动频繁,唐代刺客杀手不绝。善良的人们,太麻痹了,太大意了,真是可叹。读“子西掩袂真无辜”一句,读者分明体会到诗人既惋惜 “掩袂而死”的子西,也横样悲叹武元衡的殉国,而更深一层的意蕴和情思是,诗人用不完全归纳法昭示人们:忠君报国者未必有好下场,子西、武元衡如此,“二王八司马”如此,古往今来,几概莫能外。“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柳宗元分明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垒块。
此诗最后两句“绝胭断骨那下补,万金宠赠不如土”,更是通俗易懂。其字面意思是,头已断,骨已碎,无法起死回生,再多的赠予和恩宠都已毫无意义;实际上是为武元衡鸣不平,对主和派的妥协表示强烈愤慨,对“宠赠厚葬”的建议嗤之以鼻,对唐宪宗的首鼠两端表示不满,对时政进行了嘲讽和鞭挞。这卒章之句极观柳宗元的爱憎之情,为此诗点睛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