浇浊酒，惜流年。牙旗夜市几时穿。太平乐事终须在，老去心情恐不然。
浇浊酒，惜流年。牙旗夜市几时穿。太平乐事终须在，老去心情恐不然。
这首词是作者遥想当年在东坡雪堂的生活情景。作者贬官黄州时，开垦东坡，并在这里修建房子，因房子是在大雪中修的，就在壁上绘雪景，并命名为雪堂，还亲自写了“东坡雪堂”四字为匾额。
开头四句，是说作者在雪堂前亲手栽种了许多桃李一类的果树，绿荫丛中，掩映着数不尽的青果。清晨，窗外百舌鸟婉转啼叫。鸟鸣声常常把作者从睡梦中搅醒。作者写出这番景象，在于以景衬人。在这嘉树四合、鸟雀啁啾的环境里，作者生活惬意。遥想当年的闲适自得，思忖此时的入奉禁严，作者油然生出怀旧之情。欧阳修《朝中措》有名句云：“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这可能对苏轼此词的用语有所影响，但苏轼实是别出心裁，以故为新，从而恰切地表达了他深埋心底的思故之情，已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
而此时百舌唱道：“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明明是自己思念故园，却让百舌鸟的鸣声喊叫出来，便使文词愈加警切生动。连动物都已探知其心事了，苏轼自己早就抑止不住滚涌而起的思乡情感了。句法超绝，逸笔宕开，留有丰富想象的余地。最后一句，主要还是以“小桥流水”指代相对于喧闹京华的一种幽静环境。由此，更反衬出作者对营营仕宦的逆反心理和对拥有广阔心理空间的田园生活的热切向往。
这首词表面看来只是抒写了作者对当年雪堂生活的回忆和对这种幽静环境的怀恋和向往。但真实思想却在于排遣对仕途经营的厌腻。这一层作者并没有明白说出，甚至只字未提。作者只是从对雪堂生活的深情回想中透露出这个消息，却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因此，这首词不仅创造了一种如同图画般的美的境界，而且留有许多思索的余地。这首词语言自然流畅，而感情真挚深厚。
首联叙事，言岐王奉诏离开京城去九成宫避暑。“帝子”，指岐王。“丹凤阙”，泛指帝京宫室。“天书”，天子诏命。“翠微宫”，非实指终南山之翠微宫，而是以“翠微”为形容语，直称九成宫。山气青苍叫“翠微”，九成宫建在山上，以此相称，便微透一股青翠幽静之气，既与题目的避暑相切，又开启下文的铺开描写，有曲径通幽之妙。
颔联，颈联集中写九成宫消暑胜地的景致。白云绕窗，并从户牖的缝罅中偷袭入来，沾惹衣上；卷起帘翠，刘镜理妆，山泉的投影即在镜中，则窒面悬瀑可知。瀑水投下峡谷，谷在林封树掩之中，透过密林，传来欢声笑语般的哗哗水声；而重重房室都在岩问绿荫之中。四句把“翠微”二字具体形象化，写出一个云拥雾绕、树抱水环的胜境，这还不是如登仙界吗?尾联即顺此以夸耀收结。仙境也未必胜过此地，不必学王子晋成仙了。“吹笙”，用王子晋的典故。《列仙传》载，周灵王太子晋好吹笙作风鸣．游伊洛之间，被浮丘公接上嵩山。这个典故选择甚妙。恰合“帝子”岐王的身份。
吴梅认为蒋鹿潭词不专尚比兴，常直言本事，是“真实力量”。又称这首《唐多令》“精警雄秀，决非局促姜、张范围者可能出此也”(《词学通论》)。确实，此词篇幅无多而境界苍凉，置之两宋词中，绝无愧色。
读这首词，感觉其沉郁悲深，雄浑精警，全得之于时空上的大跨度。上片从写景入手：“枫老树流丹，芦花吹又残。”枫丹芦白，是深秋景色，如唐白居易《琵琶行》诗起句“枫叶荻花秋瑟瑟”，这里借用，无非交代季节，但色彩瑰丽，与下一句“系扁舟、同倚朱阑”的温馨情调又相洽合。既云“扁舟”，则地近水边可明，上句“芦花”便有了着落，下面回忆往昔的生活场景也获得了起点。鹿潭早年生活于道光年间，时局尚称清平，翩翩少年，风流名士，尝有与佳人同游之乐。张尔田《蒋鹿潭遗事》说他用钱无度，“歌楼酒馆，随手散尽”；他与爱妾黄婉君甚为相得，每有新词，命婉君歌唱，自己吹箫，颇有南宋词人姜白石“小红低唱我吹箫”(《过垂虹桥》)的风韵，晚年因婉君不能安于贫贱，过吴江垂虹桥为婉君饮药而死。据说死后其子落拓淮上，得受鹿潭当年恩遇的扬州某名妓资助。可见他真是一个深于情的人，“同倚朱阑”是写其当年冶游的实情。“听落叶”而“忆长安”，用唐贾岛“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忆江上吴处士》)句意。宋周邦彦也曾用入《齐天乐》词中：“渭水西风，长安落叶，空忆诗情宛转。”贾岛诗句本是表友朋间欢聚而又离别之意，鹿潭用在此处既切合眼前萧瑟秋景，又承“少年歌舞地”而下，回想当年欢场，已如烟似梦，言语中颇有自悔“少年不识愁滋味”(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的惆怅心情的流露；同时忆及早年满怀壮心，进北京(即“长安”所指)博取功名，却未能遂愿，又不免生出了老大无成的几许无奈。
下片思绪仍折回当前：“哀角起重关，霜深楚水寒。”渲染一派寒秋境界，号角曰“哀”，秋霜曰“深”，楚水曰“寒”，下字用语，斟酌锻炼。尤其“背西风、归雁声酸”一句甚有功力，雁声曰“酸”，当然是辛酸的意思。词人调动起读者的听觉、视觉和触觉，创造了异样出色的艺术效果。与上片的秋景相比，可见时过而境迁，情异而景亦随之而变，显得黯然失色了。此词写时局的险恶，写人心的动荡，写自己的殷忧，却不直言之，但又不用比兴寄托，却在号角的凄哀、雁声的辛酸中，甚至是夜霜的浓重、江水的寒洌中，传达出了那个兵燹遍地的年月特有的时代特征。有人将这首词的内容强牵扯到“忧国忧民”的主旨上去，未必是合乎词人本意的确解，然而，说他着重表现了对那个动荡时代的深切感应，我想是符合事实的。结拍仍以景传情：“一片石头城上月，浑怕照，旧江山。”化用唐刘禹锡《石头城》诗“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照女墙来”句意，抒蒿目时艰之感。“石头城”明点南京，“旧江山”暗示南京已经陷落，考诸时局，当然词人指的是太平天国占领南京这一重大事件。上、下片将昔之盛时与今之衰时对照，将昔年北京之歌舞承平与如今南京之江山变色对照，在时间和空间的展开上，笔力如椽，境界苍凉，陈廷焯谓鹿潭词于南宋诸家中“尤近乐笑翁(张炎)”(《白雨斋词话》)，大概是就其词的感事伤时而言；唐圭璋说其词格“峭拔像白石”(《蒋鹿潭评传》)，恐是就其笔力而言，而境界之苍凉似又过之。
这篇文章题目虽名为“记”，但实际上是一篇论文。着眼点不是“阁”而是“尊经”，所以文章的重点并未放在其阁之规模、样式及内部结构上，而是阐述儒家经典的作用和意义，抨击不能正确对待儒家经典的现象，从理论上说明了“尊经”的重要性。充分表现了王守仁看问题的思想的深度、角度与一般文人的不同。
文章的中心是要人们尊经，所以作者开篇首先指明儒家经典是泳但而普遍的规范、法则，由此引发，作者说，它在自然界叫做命。它给予人时叫做性，主导人身时叫做心。心、性、命，其实都是同一东西，它们都是由儒家经典来主宰的。所以儒家经典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它是永恒而普浪的规范、法则。这一段可说是全文的纲，它强调了儒家经典涉及的范围之广，作用之大，影响之深。
第二段作者开始具体深人地说明濡家经典在指导人们为人处事方而所起的作用。反映在情感上，它可以指导人们能同情他人，知道羞耻，懂得谦让，明辨是非。这是儒学中所说的四端（仁、义、礼、智）。反应在人事上，它可以教导人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达是儒学中所说的五伦。由此，作者进一步强调家经典确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那么，儒家经典究竟指的是什么。作者在第三段引出“六经”，说明“六经”就是儒家的经典。这“六经”包括《易》，它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发展变化；《书》，它用来说明典章法制的实施；《诗》，它用来歌唱思想感情的抒发；《礼》，它用来讲解各种不同礼仪制度的规定；《乐》。它用来表达欢愉与和平心理的产生；《春秋》，它用来记录真假与邪正的区别。“六经”可说是从自然变化的运用一直到诚伪邪正的区别。真是涵盖天地、包罗古今，无所不在起作用。所以作者又一次强调濡家经典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直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
作者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传习录》）这个“心”实际上是指人的思想意识。他认为心是世界的本原，因此在强调儒家经典“六经”时，尤其重视它主宰人心的作用。所以，在第四段作者重点提出“六经者非他，奋心之常道也。”作者认为，《易》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矛盾变化的；《书》是记录人们内心的典章政事的；《诗》是记录人们内心的歌咏性情的；《礼》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礼仪制度的；《乐》是记录人们内心的欢愉与和平的；《春秋》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真伪与邪正的。人是具有“良知良能”的，因此，儒家经典是人们心灵中永恒普遍的规范，也是人们内心的自然反映。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君子，要尊祟儒家经典，就必须以经为准则，时时反求自己的心灵，以经书与内心相验证，所以作者说：“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作者就这样从不同的角度为人们指出，以六经的规范来端正自己的心灵，恢复良知，尊祟六经才是成为真正的君子的途径。
第五段，作者从端正心灵的角度进一步指出人们应如何对待六经，学习六经。作者先用了一个鲜明的比喻：古代圣人为了树立做人的录高道德标准，虑及后世，而著述了六经；这正像有钱人积蓄了财产担心后代子孙遗亡散失，不能自保而登记在帐簿上传给子孙一样。这一形象的比喻明，六经是古代圣人传给后世的精神财富，并非仅仅是单纯形式上的六经。如何对待这笔精神财富呢，作者接着前喻又一次设喻说明应该继承六经的精神实质，把它牢记在心，正象把财富积蓄在家里一样，而帐簿上记载的只是名称，数量等形式罢了，作者服着又设一喻：有些人不从自已内心探求六经的实质，而只是对六经进行毫无根据的猜测、考订，或只在文字词义的细节上纠缠，这正象有钱人家的子孙不尽力看守、享用先辈留下的财富，直到它遗亡散失殆尽，变成穷人、乞丐，却还指着帐簿说：“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一样。这个比喻也是根据前两个比喻而设，三个比喻层层深人，形象而鲜明地说明学习六经应采取的方法，纠正了当时一些学经者不正确的倾向。
在第六段中，作者进一步深人分析批判了在借家经典学习研究中的不良倾向。其中，看重功利、崇尚邪说的是“乱经”，只学习注解、死记硬背，沉溺在浅薄的见识里的是“侮经”；大放厥词，争相诡辩。掩饰奸邪的思想和丑恶的行径，追随世俗，垄断利益，却还以为精通经典的是“贼经”。正因为社会上有这种“乱经、侮经、贼经”的现象，所以六经的学问在世上不能发扬光大。作者在这里指出这些不良倾向，一方面是对之批判、讽刺，使之丑态暴尽无遗；另一方面也是与前面所说的尊经对比，对比之下，孰是孰非，便一目了然了。在段末，作者又一次设喻：“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这结合上段的比喻面设的比喻，再加一态度明确的反请，更深一步说明这种人的作为尤不可取。
最后一段，作者说明自已写这篇文章的缘由及目的，希望世上研习借家经典的人，读过这篇文章后认真进行反思，以求有所悟解，这样也许就能够知道该怎样做才算是尊经了。真是满怀希望、语重心长，可谓用心良苦。
全文的主旨是号召人们尊祟借家六经。在论述中，作者将自已“天下无心外之物”（《传习录》）的哲学观点应用在学习、尊崇播家的经典上。让人们以儒经为本，反求内心，加强个人的内心修养。不过作者只注重内心的省察却忽视了客观外界对人思想的影响，因此论述也只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盲目空谈，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作者在论述中，强调了从自已内心探求六经的实质，否定了在学习六经时只重视字句的考证、探索，衰无根据地猜测和崇尚邪说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只是舍本求末，是“乱经。侮经、贼经”。这种论述对当时盛行的、死守教条的程朱理学是有一定的冲击作用的，对打破传统、解放思想也有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