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
在古代的咏兰诗中，大多是赞美兰花的高洁品性的，然而该首咏兰诗与一般咏兰诗不同，它咏叙了兰花因托身非地而遭遇的不幸。
全诗可分为两个部分。从“蕙草生山北”至“独不蒙馀晖”为第一部分。写兰花所生长的环境。“蕙草生山北，托身失所依”是总写，兰花生长山的北面，生非其地。接下来“植根”六句，是具体描写这一恶劣的环境。
在这恶劣的环境中，幼小的生命怎么生活。诗的后半部分就着重描述了在险恶环境中的蕙草是怎样顽强抗争的。但任凭环境再恶劣，蕙草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芳香，尽管百花都已开过，蕙草也在最后一个发出了动人心魄的芳香，即使这芳香姗姗来迟，却显示了一种精神，一种顽强的、百折不挠的精神。但是蕙草刚刚发出芬芳，却又到了百花凋谢的季节，对于花草来说，开花吐香是其一生最辉煌的时期，然后蕙草的辉煌是如此的短暂。诗到这里，黯然而收，透出一种不言而伤的情调，诗人对此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与惋惜。
诗人身处东汉末年，当时各个势力割据，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诗作也正是反映了一部分中下层文士的极端苦闷又不甘沉沦的情绪，诗中那个阴冷凄清的环境正是东汉社会黑暗的一个侧面写照。
全诗采用“比兴”的手法，“怨而不怒”的态度，并用叙事体第一人称的口气，以形象的语言把咏物与身世之慨结合的天衣无缝，表现的感情有时哀怨动人，生动形象。
这首词是拟写闺情之作，全篇以写景始而以情终，景中含情，情又衬景，因而被评为“金碧山水，一片空蒙。”（谭献《谭评词辨》）
上阕从春光写起。“六曲阑干”三句极力描写庭院的春日明媚风景。曲曲红阑，被绿茵扶疏的碧树所环绕；院中的杨柳随风摇摆，如丝如缕的柔条在夕阳的晚照中轻盈飞舞，好一派静谧、优美的景色。一个“偎”字，写出自然景物与人工景物的和谐、亲昵，一个“展”字，写尽了柳条的媚态，词的意境，就在这柔和、清雅的景物中被烘托出。
“谁把钿筝移玉柱？穿帘海燕双飞去。”三句写帘内景。“谁把”两句从听觉写起，在这寂静的环境中突然响起了琮琮的筝声，闺中安栖的燕子，被筝声惊起，双双穿帘飞去了，词人把这些情景都写得优美、精致，用笔非常细腻，有力地表现出春光的明媚，给读者以十分深刻的印象，引发出丰富的情境联想。筝声之后并没有揭起垂下的帘幕，露出弹筝之人，却转写燕子穿帘双飞，以衬托弹筝者的孤独寂寞，了无知音，幽思难托。
上阕中词人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个角度进行描写，先写筝鸣声之凄婉，再写成双的海燕穿帘而去，所见所闻，勾起词人隐隐的孤独与惆怅之感，为下文进一步抒情做铺垫。
下片抒伤春之情。首三句写词人所见：游丝、落絮、红杏花，这些景物的描写，暗示春之将逝。依旧由景开始，但是“满眼”一词已经凸现了人的出现，是从闺中人的视线和心情来看景了。“游丝”和“落絮”都是经典的春愁缭乱、幽思绵绵的意象，“满”和“兼”字更说明了一种无聊、无奈的心情。这是突然降下的一阵清明雨，打得院中杏花零落。
“浓睡觉来莺乱语，惊残好梦无寻处。”结末写女主人公因梦醒而引起的恼莺情绪。“乱”字暗示了闺中之人的心情烦乱。至于她做的是什么样的“好梦”，词人没有说明，却更耐人寻味。浓睡好梦，欢情片刻，这对于现实生活中无法相会的恋人来讲，也是聊慰其相思饥渴的方式。然而哪怕这样短暂的好梦，也偏偏被莺语惊扰，可见无论是明媚亮丽的春色，还是落花沽絮的雨景，全都成了激惹她阵阵愁绪的触媒。
整首词诗人由写景始，由写人终。写景抓住春天的特指，但有富于变化，在变化中蕴含了作者的情感，写人先写人物的行动，把细筝移玉柱，但穿帘双燕却勾起了主人公无限的伤感，成为全词感情转折的基点。再写人物的心理，“惊残好梦无寻处”，直接抒发主人公内心的伤感。整首词写景与写人相互交融，通过穿帘的双燕，乱语的“黄莺”、“游丝”、“落絮”“清明雨”，使人物的心理活动步步呈现，达到了情与景的高度统一，但又含而不露，堪称“金碧山水，一片空蒙。”全词在艺术风格上语言明丽，用意婉曲。
这首诗是唐代诗人张乔写的一首7言绝句。诗中写的是日暮时分，诗人在潭水旁所见所想。
第一句，写了竹岛，残阳，翠微三种意象，但笔者认为，这句诗中还暗含了一个意象，那就是溪流，因为有水才有岛，古文言文中称之为汀，洲。而正是因为有水，才会在夕阳余晖照耀下，映照着翠微（青山）“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在水中小岛上长满了竹子，夕阳照耀着溪水与竹林，掩映着旁边的青山。
第二句，写了雪翎，白色羽毛的鹤，而鹤都是栖息在有水的沼泽地，同时本诗写的是潭，而有潭的地方必定有溪，有河流，正好验证了第一句的猜测，另有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有关潭与溪的描绘做作证。还写了潭边的走兽，诸如野兔之类。前两句写了潭边周围的动植物，景色，向我们描绘一幅清净优美的自然美景。写景是为了抒情服务，这是所有古诗中的常见的写作技巧，上两句写的幽静清冷的景色自然也就是为后两句的抒情做铺垫的。
第三，四句，含义是人世间没有与我有关的事，每次来到这里（溪水旁潭水边），享受着这大自然的美景，我就不想回去。最后两句直接抒情，尤其是最后一句既间接抒发了对潭边美景的赞美，也由此产生了一种留恋忘返的心情，同时更能体现作者对世俗生活的厌倦，对隐居山林的向往！
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在伦敦任驻英使馆参赞，以乐府杂曲歌辞《今别离》旧题，分别歌咏了火车、轮船、电报、照相等新事物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的自然现象。诗人巧妙地将近代出现的新事物，与传统游子思妇题材融为一体，以别离之苦写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又以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表现出当时人在别离观上的新认识。因此，《今别离》既是乐府旧题，又反映了今人——近代人别离的意识，是当时“诗界革命”和黄遵宪“新派诗”的代表作品。
从结构上看，四诗各自独立成篇：首篇写轮船、火车载人远去；次写抵达异域后，以电报向家人报平安；三写寄相片以慰离愁；四写思妇，欲梦佳期，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眠起不同，佳期难梦。但在内在逻辑上，四诗又一线贯穿，首尾相衔，是一组小型组诗，表现了“今别离”的特点和近代人相思别离的全过程。
古、今别离的不同，首先在于别离时所用交通工具的不同。不同的交通工具所激发的离情别绪，就有快慢、浓烈、强度和类型的不同。第一首咏火车、轮船，即以古代车舟反村，以当今火车、轮船的准时、迅速，表现近代人离情别绪的突发与浓烈。全诗的核心是一组对比——
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别离，行止犹自由。
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
其中有发车之准时：“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有马力巨大的“万钧柁”，不畏打头石尤风，决无“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之可能性。其迅疾：“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故其离情，既不似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之缓慢；更无郑谷“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之从容，倏忽之间，人已不见，此时便只能看一个“快乘轻气冲球“（海上飞艇）的愿望而已。
既已别离，辄起相思。相思何以慰——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遂过渡到咏电报的第二首。
“朝寄”、“暮寄”，寻常家书而已。但驰书之快，迅疾如电，又与通常家书不同。其不同处有四：一非君手书；二无君默记；三无亲呢语；四经“三四译”，已难尽如人意——实是近代电报通讯的特点，以思妇的口吻道出，又贴切、自然而有新意。更有甚者，“只有斑斑墨”以下六句，诗人竟以南朝乐府民歌中谐音双关的艺术手法，以斑斑墨、门前树及江南水乡常见的藕与丝，来描写与电报有关的电讯器材和电讯设施。“斑斑墨”，写的是电码；“两行树”，写的是电线杆；“中央亦有丝”，借莲藕之丝写电线中央的铜丝；“两头系”，写的是相隔万里之遥的两座电讯大楼。藕断丝（谐思）连，仅是谐音比喻；而电线丝却真的能传递相思之情，这比借丝之喻又进了一层。整首诗以思妇接到远行丈夫电报来驰骋想像，展开内心独白，把相思之情与电报的特点高度融合在一起，如刘燕勋所说：“结想俱匪夷所思，直入化境矣。”
别离愈久，思念愈切，慰尔相思，除电报外，还寄来照片——开函喜动色，分明是君容。遂又写照片。
古代别离，虽朝思暮想，却不能面见。经过长时间的别离，倘若“今日见君面”，则一定是夫妻重逢，“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那时的通讯往来，常常是片言只语，雁字鱼书而已，感情的表现形式也仅是“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或“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虽有“画图省识春风面”的方法，却从不用在“—种相思，两处闲愁”上。近代则不同，因为出现了照相术，故能见照片上的的“君面”，虽然不是真的相逢。不过，即使把“君”的照片与自己的照片悬挂在一起，以便“汝我长相从”，但实际上仍隔着千山万水，别恨无穷。或者不如说，由于收到“对面不解语”的照片，反更易惹起自己一般浓浓的相思离别之情。于是，此首便由“自非梦往来，密意何由通”转入第四首。
思妇收到电报，怨无寻常并坐语，况经三四译；收到照片，恨对面不解语，仍觉忧心忡忡，自觉“密意”难通，于是寄希望于“梦”。忽然，她又想到，由于“君”与“妾”之间“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昼夜既相背，眠起即不同，“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处“举头见明月”，君处“侵晓刚披衣”。彼此既不相闻，故“魂梦难相依”。连梦也做不到一块，这比起以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相思可以“梦佳期”的张九龄，以及自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苏东坡来，不仅“以至思而抒通情，以新事而合旧格，质古洲茂，隐恻缠绵”，且确是咏古人未见之物，发古人未发之情，“辟古人未曾有之境”（陈三立语）。
这组诗的佳处，自然还不止以上所说，诗人以其深厚的古典诗歌修养，将新事物成功地溶入古典诗歌的氛围中，也是本诗的特点之一。不过，那些弥漫着古色古香的诗句，在本诗中只起着“旧瓶”的作用，未能与其所装的“新酒”媲美，所以，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