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此词是对往事的回顾以及感慨。“如今却忆江南乐”的“如今”是跟从前做对比的,意思是说:我现在才反而回想起江南的好处。“却”是反对之词,“如今却忆”四个字一笔勾销了当年的“人人尽说江南好”,再次突出他当时并没有认为江南好的意思。当时在江南,他并不以江南为快乐,他的心心意意都在那“红楼别夜”的中原,都在那“劝我早归家”的美人,所以对那风景如画的江南,垆边似月的酒女都并没产生丝毫的留恋。但等他离开了江南,反而却回忆起在江南那段生活的美好了。唐代诗人贾岛(据《全唐诗》四七二卷一作刘皂诗)有诗云:“客合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他说:“我在并州做客已经十年了,不分日夜思念的是长安附近的咸阳,如今我渡过桑乾河来到更远的地方,回首并州,倒仿佛并州也是我的故乡了。”韦庄所写的也是这种心理。他在江南思念着中原,离开江南到更远的蜀中,他又觉得在江南的生活也毕竟是快乐的,是值得怀念的了。韦庄多数的词所传达的感发的力量不是靠形象,而是靠叙述的口吻,也就是用赋的笔法。可是他并不是不用形象,“当时年少春衫薄”中的“春衫薄”三字就是形象,写少年的光景之美好和可怀念。李商隐有过两句诗:“庾郎最年少,芳草妒春袍。”为陪衬庾郎的年少,用了春袍的质料的轻快和色泽的鲜明的形象,那使芳草都嫉妒的这样的明快充满活力的春袍,正是青年的形象。“骑马倚斜桥”,更是形象,怎样描写男青年的英武潇洒,西方文学作品里少女心目中的男青年形象就是所谓的白马王子,中国也有类似的传统,白居易的诗:“郎骑白马傍垂杨,妾折青梅倚短墙,墙头马上遥相望,一见识君即断肠。”这位中国青年骑的也是白马。韦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春招”,也是写的这样的男女之间感情的遇合,一定要重视他们共同所写的这种遇合的传统,这种遇合都同时有一种共同的含意,就是要以最好的年华,最出人的才能,最好的面貌去得到这种可贵的遇合。“骑马倚斜桥”是英武与潇洒的结合,“骑马”是英雄勇武的一面,“倚斜桥”是风流潇洒的一面,“满楼红春招”是说满楼的女子都为之倾倒。韦庄的这两句词是说他当年何尝没有才华,何尝没有遇合,何尝没有人赏爱,然而他那时没有对满楼的红春钟情。因为他第一句就写的是“如今却忆江南乐”,所以他所说的“满楼红春招”都是反面的陪衬,意思是说:我当年有那样的年华、遇合、赏爱,但我没有看重这些,而这一切现在都过去了。至此为止,写的都是对江南往昔的回忆。
下半阕“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二句,一则可能仍是写回忆中的情事,再则也可能是写今日之情事,有两种可能,也可以兼指。用“翠”“金”二字,意在写明环境之美。“花丛”在古人诗词中,不单是指自然界的花丛,广义的还指如花的女子,他说:我当年面对“满楼红春招”都没有钟情,而现在要能再有像当时那样的遇合,“此度见花枝”,我便将要“白头誓不归”了。“誓”表示其态度之断然坚决。“白头誓不归”这句与《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的“未老莫还乡”是鲜明的对比,当年是说没有年老还可以暂时不回故乡,真正意思是说年老时一定要回乡。而如今白发苍苍却不但不会还乡,反而说誓不回乡了。韦庄是京兆杜陵人,而且也在洛阳住过,所以不管是长安也好,洛阳也好,都是他的故园和旧居所在,他现在由“未老莫还乡”转变成“白头誓不归”,是因为他无家可回,无国可归了,唐朝已经完全灭亡了。韦庄留在蜀中,王建曾一度驰檄四方,欲联合讨伐朱温,从而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对于唐朝灭亡这样一件震动天下的大事,韦庄不可能没有受到震动。当年在江南时说“未老莫还乡”,是因为长安还有希望收复,回乡的希望依然存在,但在他留寓蜀中时,唐朝已经彻底灭亡了,回乡的希望荡然无存,所以他才决然的说“白头誓不归”,口气极为决断,含义则极为沉痛。着一“誓”字,无比坚决,以斩尽杀绝之语,写无穷无尽之悲。这正是韦庄词的特色。
这实在是一篇奇作。在中国词史上,写山水的词作罕有其匹。词咏四川资中县的东岩。东岩形似剖盎,侧立千尺,溪壑深杳,东岩在蜀中,词人似乎有意要与蜀人李太白《蜀道难》一争高低,词也的确有太白雄风。
本词第一奇在构思,用奇特的想象,从虚处着笔,把东岩写得极富传奇色彩和动态的力度美。巍巍的东岩,壁立千仞,石壁夹道,峻极中天,仿佛是在混沌天宇中,由造物主“凿开”的一道“天险”;它高矗云天,又象是奔腾飞驰的“云髓”聚焦“凝成”;它中开一线,又是怎样形成?原来是“天风”将它“吹裂”所致。“凿开”、“凝成”、“吹裂”、“中开”四词,力可扛鼎。词人不从东岩现存的静态形象着笔,而是展开想象,从它的“生成”过程入手,把一座静态的,也许在常人看来极为普通的山岩写得奔腾驰骤,气势磅礡。巍巍天险,被词人玩赏于股掌之上,戏弄于笔端之下,写来毫不费力。而写就的东岩风云奔走,极富于运动感和力度美,确实让人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南宋大词人辛疾疾竹的山也够富于运动感和气势的了,“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沁园春·灵山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群峰叠嶂,犹如万马回旋,向东奔驰。但比较而言,辛弃疾词仍是从现实的可见的意象进行构思取譬,而本词则完全是凭想象,从虚处非现实化的意象着笔构思。论气势力度,二词平分秋色;但论浪漫色彩和想象之奇,辛词不能不让一着。“高擎”二句,仍写东岩之高入云天仙界,但用一“擎”字,便又写出其动态和力度。“擎”有支撑、托住之意。仿佛让人觉得仙界向下重压,而东岩则撑持向上顶住,既写出和东岩的高度,又表现出了它的力度。如把“擎”字换一“入”字或“耸”字,动感和力度就无法表现出来了。“鸟道”一句,语出李白《蜀道难》:“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太白,即秦岭的太乙峰。词意谓东岩之高仅飞鸟可通,而东岩的鸟道又仿佛太白西边的鸟道一样高峻。
“擎仙界”、“矗半空”的东岩已经高不可攀了,可词人仍然设想“凭高”,去俯视东岩的“云嘘岩腹,鼓舞风雷”。山高,人更高——不,是词人的“心高”,想象力高。西方美学论崇高美,认为崇高来自于审美主体对大自然的敬畏。本词也富于崇高美,而崇高美感的来源恰恰相反,它产生于审美主体对大自然力量、气势的把握。词人面对巍巍高峻的东岩,不是敬畏恐惧,而是产生征服、戏弄它的豪气。无论是中国画还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写高山,总离不开云,因为中国艺术家们已总结出这样的规律:“山之精神写不出,以云雾写之。”即通过云雾的缭绕来烘托山的高峻。
比如唐代诗人兼画家于一身的王维就很懂得这个理,他写终南山的高,就写道:“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杜甫写泰山也有“荡胸生层云”之句。欧阳修《醉翁亭记》写琅玡山也写到“云归而岩穴瞑”。但比较一下本词所写的“云嘘岩腹,鼓舞风雷”便可看出,上述诗文中的云都是轻飘飘的云,而本词中的云却是奔腾驰骋的云。“鼓舞风雷”,不仅写出了岩腹吞云吐雾的强烈运动感和力量,而且写出“云嘘”雾吐时轰烈的声响效果。云雾吞吐竟响如风雷,只有在豪杰之士的笔下才有这般气势。
本词第二奇在奇情壮采,豪气逸兴。词人面对巍巍东岩,逸兴遄飞,“志壮”凌云。我们仿佛见着他脚蹬被桃花香染过的登山鞋,阔步快速地奔向青云,进入月宫,高折蟾宫一枝桂树。“快阔步”、“便孤骞”、(高举)、“超”(越)几个连续快速的动作,充分表现出词人心胸内沸腾的激情,“疏狂”的豪气。他写景富于动态、力度,写情同样富于动态,力度、气势。诵读时,“快阔步”五句要一口气读下去,体会其声情,才能品味出其中强烈的节奏感。由强烈的节奏感又可进一步体会词人心灵快速激烈的律动。
“笔蘸天河,手扪象纬,笑傲风云入壮题”,狂豪、奇壮无以复加!读此三句,似乎觉得当代郭沫若先生《站在地球边上放歌》也不那么奇特了,又感到诗仙李白“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江上吟》)、“俱怀逸兴壮思习,欲上青天揽明月”也不是独一无二的“惊天地、泣鬼神”了。“象纬”,指日月五星。词人竟然要手摸着星辰日月,笔蘸着天河之水,来题写他的风云意气,世间有几个如许的狂人!南宋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之“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也同样具有囊括宇宙的气概,但作一“细”字,觉得气势的力量稍嫌不足,不似本词气势奔腾直下,一泄千里。结尾紧承上意,写他“笔蘸天河,手扪象纬”,在“苍壁”上挥洒着大笔,如龙蛇翔舞,左右奔腾!我这支秃笔已无法形容周权那奇特的想象力和壮浪纵恣的豪气,只觉得他不是胸吞宇宙,气盖乾坤就无法写出这样的奇作。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是一首“再次韵”之作。“次韵”,用韵有严格规定,不能超越变更原作的韵脚,这已经限制创作的思维了。而刚用原韵写过一首(原题《次韵王尹赋东岩》),再度用原韵写作,就无异于戴着脚镣手铐跳舞,而周权却偏偏跳得如此潇洒,如此自在,如此欢腾,可见他惊人的才气。
全词由奇景而生奇情。上阙从东岩的“凝成”写到它的“中开”和吞云吐雾的气势;下阙从“阔步”登天写到他月中折桂和在苍壁上挥舞“龙蛇”。全词一气呵成,气势奔注,而不作腾挪跌宕。词以气势胜,才不觉得词中屡用的“天险”、“天风”、“天河”、“风雷”、“风云”、“青云”、“云髓”、“云嘘”等意象有重复之感。词中用词造句之避与不避,取决于创作主体能否驾驭词的气势和语言,未可一概而论。
此诗运用了第三人称的写法,写出了少妇渴望爱情,渴望夫妻相依相偎,甚至举案齐眉的平凡生活。此诗结构直中有婉,虚实相映;描写细腻,突出细节;运用叠词,富有情韵。
此诗叙述的是一个生活片断,大致描述如下:女主人公独立楼头,体态盈盈,如临风凭虚;她倚窗当轩,容光照人,皎皎有如轻云中的明月;她红妆艳服,打扮得十分用心;她牙雕般的纤纤双手,扶着窗棂,在久久地引颈远望:她望见了园林河畔,草色青青,绵绵延延,伸向远方。“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欲何之,宿昔梦见之”(《古诗》),原来她的目光,正随着草色,追踪着远行人往日的足迹;她望见了园中那株郁郁葱葱的垂柳,她曾经从这株树上折枝相赠,希望柳丝儿,能“留”住远行人的心儿。原来一年一度的春色,又一次燃起了她重逢的希望,也撩拔着她那青春的情思。希望,在盼望中又一次归于失望;情思,在等待中化成了悲怨。她不禁回想起生活的拨弄。她,一个倡家女,好不容易挣脱了欢场泪歌的羁绊,找到了惬心的郎君,希望过上正常的人的生活;然而造化竟如此弄人,她不禁在心中呐喊:“远行的荡子,为何还不归来,这冰凉的空床,叫我如何独守!”
此诗写的就是这样一个重演过无数次的平凡的生活片断,用的也只是即景抒情的平凡章法、“秀才说家常话”(谢榛语)式的平凡语言;然而韵味却不平凡。能于平凡中见出不平凡的境界来,就是此诗——也是《古诗十九首》——那后人刻意雕镌所不能到的精妙。
这首诗其实就是一首歌词,是能够歌唱的诗句,也是《古诗十九首》中使用了第三人称叙说的形式。
诗的结构看似平直,却直中有婉,极自然中得虚实相映、正反相照之妙。诗境的中心当然是那位楼头美人,草色柳烟,是她望中所见,但诗人——他可能是偶然望见美人的局外人,也可能就是那位远行的荡子——代她设想,则自然由远而近,从园外草色,收束到园内柳烟,更汇聚到一点,园中心那高高楼头。自然界的青春,为少妇的青春作陪衬;青草碧柳为艳艳红妆陪衬,美到了极至。而唯其太美,所以篇末那突发的悲声才分外感人,也只是读诗至此,方能进一步悟到,开首那充满生命活力的草树,早已抹上了少妇那梦思般的哀愁。这也就是前人常说的《十九首》之味外味。如以后代诗家的诗法分析,形成前后对照,首尾相应的结构。然而诗中那朴茂的情韵,使人不能不感到,诗人并不一定作如此巧妙营构,他,只是为她设想,以她情思的开展起伏为线索,一一写成,感情的自然曲折,形成了诗歌结构的自然曲折。
诗的语言并不经奇,只是用了民歌中常用的叠词,而且一连用了六个,但是贴切而又生动。青青与郁郁,同是形容植物的生机畅茂,但青青重在色调,郁郁兼重意态,且二者互易不得。柳丝堆烟,方有郁郁之感,河边草色,伸展而去,是难成郁郁之态的,而如仅以青青状柳,亦不足尽其意态。盈盈、皎皎,都是写美人的风姿,而盈盈重在体态,皎皎重在风采,由盈盈而皎皎,才有如同明月从云层中步出那般由隐绰到不鲜的感觉,试先后互易一下,必会感到轻重失当。娥娥与纤纤同是写其容色,而娥娥是大体的赞美,纤纤是细部的刻划,互易不得。六个叠字无一不切,由外围而中心,由总体而局部,由朦胧而清晰,烘托刻画了楼上女尽善尽美的形象,这里当然有一定的提炼选择,然而又全是依诗人远望或者悬想的的过程逐次映现的。也许正是因为顺想象的层次自然展开,才更帮助了当时尚属草创的五言诗人词汇用得如此贴切,不见雕琢之痕,如凭空营构来位置辞藻,效果未必会如此好。这就是所谓“秀才说家常话”。
六个叠字的音调也富于自然美、变化美。青青是平声,郁郁是仄声,盈盈又是平声,浊音,皎皎则又为仄声,清音;娥娥,纤纤同为平声,而一浊一清,平仄与清浊之映衬错综,形成一片宫商,谐和动听。当时声律尚未发现,诗人只是依直觉发出了天籁之音,无怪乎南朝钟嵘《诗品》要说“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了。这种出于自然的调声,使全诗音节在流利起伏中仍有一种古朴的韵味,细辨之,自可见与后来律调的区别。
六个叠词声、形、两方面的结合,在叠词的单调中赋予了一种丰富的错落变化。这单调中的变化,正入神地传达出了女主人公孤独而耀目的形象,寂寞而烦扰的心声。
这位诗人不可能懂得个性化、典型化之类的美学原理,但深情的远望或悬想,情之所钟,使他恰恰写出了女主人公的个性与典型意义。这是一位倡女,长年的歌笑生涯,对音乐的敏感,使她特别易于受到阳春美景中色彩与音响的撩拔、激动。她不是唐代王昌龄《闺怨》诗中那位不知愁的天真的贵族少女。她凝妆上楼,一开始就是因为怕迟来的幸福重又失去,而去痴痴地盼望行人,她娥娥红妆也不是为与春色争美,而只是为了伊人,痴想着他一回来,就能见到她最美的容姿。因此她一出场就笼罩在一片草色凄凄,垂柳郁郁的哀怨气氛中。她受苦太深,希望太切,失望也因而太沉重,心灵的重压,使她迸发出“空床难独守”这一无声却又是赤裸裸的情热的呐喊。这不是“悔教夫婿觅封侯”式的精致的委婉,而只是,也只能是倡家女的坦露。也唯因其几近无告的孤苦呐喊,才与其明艳的丽质,形成极强烈的对比,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诗人在自然真率的描摹中,显示了从良倡家女的个性,也通过她显示出在游宦成风而希望渺茫的汉末,一代中下层妇女的悲剧命运。这就是个性化的典型性。
开头两句,描述昔日相聚的欢乐,有人物,有活动,有环境,写得充实而概括,表现了当时富贵之家的那种歌舞升平、安乐豪华的生活景象。在这个生活圈子的姊妹行中,便有令人思念的小莲。接下来,作者把前两句的描写归结为“春楼当日事”,并把这些回忆写成书信,想要寄给小莲。至此,笔锋陡转,“凭谁寄小莲”,因为不知小莲身在何处,这美好的回忆已无法与她共享了,由此不免引发感伤。
下片开头,虽是化用李商隐的名句,但与原作并不全同,“等闲”、“到了”两个词语起了不小作用,使句意增加了一层无可奈何的感叹,既是“推陈”,更见“出新”,小晏这种艺术手段,尤其值得赞赏。最后三句,感叹人们都一年一年地逐渐老去,今天虽然仍是“绿鬓”,但毕竞承受不住愁恨的煎熬,然而又是仍在苦苦支撑,还不至于立刻就到“断绞”的地步。三句之间,环环相扣,委婉曲折,终于诉尽了九转回肠。
全词描写词人对小莲的思念:大概是和小莲隔别很久了,消息不能通,思之歪切,不觉形于笔墨,缠绵往复,仿佛有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螨炬成灰泪始干”的情思。对一个歌妓能够这样真挚,可见词人对女性绝无轻薄的意思。
《菩萨蛮》是一首集句词,即全用前人诗句杂缀成词。王安石一生写了不少集句诗,当时人们竟相仿效,成为一种风气。他不仅集句为诗,也集句为词,这也可以说是他的首创,同时的苏轼、黄庭坚,后来的辛弃疾等,皆相效法。集句为词,除了要谙熟前人作品外,还要考虑句式长短,对偶声韵,但最主要的是在词意上须安排妥帖,情思连续,使之如出己口,真正为自己表情达意服务。只有如此,集句词才算是一种艺术创作,否则只是一领破衲衣而已。
该词上阕表示自己目前的生活环境与身份,及对花事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慨;下阕作者自问自答,显示自己孤介傲岸、超尘拔俗的耿直人格。这首旨在一“闲”字,表现了作者远离仕宦喧嚣的闲情逸趣。作者用前人的诗句创造出自己心中的意境,为自己表情达意服务,并通过自己的精心组合安排,使之浑然无迹,如同己作。
“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开首二句明白地表示自己目前的生活环境与身份。往昔重楼飞檐、雕栏画栋的官宦居处换成了筑篱为墙,结草作舍的水边茅屋;如今窄衫短帽的闲人装束取代了过去的冠带蟒服。作者从九重宸阙的丹墀前来到了水边桥畔的垂杨里。对于这种遭际的变化,王安石采取一种安然自适的态度。一个“闲”字渲染出淡泊宁静的生活环境。也点出了作者摆脱宦海远离风尘的村野情趣。两句闲雅从容,虽然是从前人诗句中摘录而成,但指事类情,贴切自然,不啻如出己口。
接着两句是写景:“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一夕春风来,吹开万紫千红,风光正似去年。但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参照唐人的原句“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殷益《看牡丹》),不难觉得作者也包含着与前人相同的感慨。但是,作为一个曾经励志改革的政治家,他对花事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慨,就不仅仅是时光流逝、老之将至的叹息,更包含着他壮志末酬的忧愁。
下阕“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作者醉洒昼寝,再不必随班上朝参预政事,生活是如此闲逸,但是,酒醒梦回,陪伴他的并不是清风明月,而是风吹云走、月翳半规的昏沉夜色。如果将“新月偃”这一富于象征的景象联系当时新法废除,新派落职,宋哲宗年幼不能理事,太皇人后高氏听政起用旧党的政治局而,认为作者用比兴的手法寓示对国家政局的关怀,恐怕也不是郢书燕说。但是,自己下野的身份,茅舍卜居的环境毕竟是远离了政治中心,他此时的所志所适,也惟有闲逸而已,因此最后二句自然地归结到闲情上:“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作者自问自答,写得含蓄而余韵悠长。王安石寄情黄鹂,不仅要表现在鸟语花香中的闲情逸趣,更是显示自己孤介傲岸、超尘拔俗的耿直人格。
在安逸澹淡的生活情景中寄寓着政治家的襟怀心志,在闲雅流丽的风调里显示着改革家的才性骨力。素洁平易而又含蓄深沉是这首词的基本特色,虽是集句,也体现了王安石词“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慨》)的创作个性。
但是,这首词最值得称道的是集诗句为词这一艺术形式。这是王安石的发明。唐人丰富的诗歌遗产,成了王安石现成的词句,除了第三句取自唐人殷益的《看牡丹》外,其余亦多出自唐诗,第一句用的是刘禹锡《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盏秋灯夜读书。”第五句的出处是韩愈的《南溪始泛》:“点点暮雨飘,梢梢新月偃。”第六句来自方械的诗(失题):“午醉醒来晚,无人梦自惊。”如此信手拈来,随意驱策,使之协律人乐,变诗为词,确实体现了作者学富才高的创作功力。这首集句词的成功更重要的还是作者用前人的诗句创造出自己心中的意境,为自己表情达意服务,并通过自己的精心组合安排,使之浑然无迹,如同己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