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著名的抒情小诗,抒发了诗人眺望江南、思念家乡的深切感情。本诗从字面上看,是流露着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大有急欲飞舟渡江回家和亲人团聚的愿望。其实,在字里行间也寓着他重返政治舞台、推行新政的强烈欲望。
“京口瓜洲一水间”,诗人站在瓜洲渡口,放眼南望,看到了南边岸上的“京口”与“瓜洲”这么近,中间隔一条江水。“一水间”三字,形容舟行迅疾,顷刻就到。
“钟山只隔数重山”,以依恋的心情写他对钟山的回望,王安石于景祐四年(1037年)随父王益定居江宁,从此江宁便成了他的息肩之地,第一次罢相后即寓居江宁钟山。“只隔”两字极言钟山之近在咫尺。把“万重山刀的间隔说得如此平常,反映了诗人对于钟山依恋之深;而事实上,钟山毕竟被“万重山”挡住了,因此诗人的视线转向了江岸。
“春风又绿江南岸”,描绘了江岸美丽的春色,寄托了诗人浩荡的情思。其中“绿”字是经过精心筛选的,极其富于表现力。这是因为:
一、这句描绘的生机盎然的景色与诗人奉召回京的喜悦心情相谐合,“春风”一词,既是写实,又有政治寓意。“春风”实指皇恩。宋神宗下诏恢复王安石的相位,表明他决心要把新法推行下去。对此,诗人感到欣喜。他希望凭借这股温暖的春风驱散政治上的寒流,开创变法的新局面。这种心情,用“绿”字表达,最微妙,最含蓄。
二、前四字都只从风本身的流动着想,粘皮带骨,以此描写看不见的春风,依然显得抽象,也缺乏个性;“绿”字则开拓一层,从春风吹过以后产生的奇妙的效果着想,从而把看不见的春风转换成鲜明的视觉形象——春风拂煦,百草始生,千里江岸,一片新绿。这就写出了春风的精神,诗思也深沉得多了。
三、“绿”字还透露了诗人内心的矛盾,而这正是本诗的主旨。鉴于第一次罢相前夕朝廷上政治斗争的尖锐复杂,对于这次重新入相,他不能不产生更重的顾虑。变法图强,遐希稷契是他的政治理想;退居林下,吟咏情性,是他的生活理想。由于变法遇到强大阻力,他本人也受到反对派的猛烈攻击,秀丽的钟山、恬静的山林,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这句暗暗融入了前人的诗意,表达了作者希望早日辞官归家的心愿。
正是有了前三句寓情于景的层层铺垫作势,结句的“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抒写乡愁的淋漓之笔,才水到渠成地直泻出来,把乡愁的抒写发挥到了极致。由此看来,王安石的《泊船瓜洲》,并不是一首政治抒情诗,而是一首纯粹的乡愁诗。
这篇记有明显的出世思想。文章指出,好鹤与纵酒这两种嗜好,君主可以因之败乱亡国,隐士却可以因之怡情全真。作者想以此说明:南面为君不如隐居之乐。这反映了作者在政治斗争失败后的消极情绪。正文共四段。
文章开头,作者用直叙的方法。简练的文笔,交待了山人迁居和建亭的原由,把人物、时间、地点、事情的经过写得一清二楚。“升高而望,得异境焉。”是何意境,先留一个“悬念”,然后从容着笔,再述其“异”。“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四合”与“大环”,似实非实,似虚非虚;“隐然”,既状其膝陇。又透出并非是绝对“合”与“环”的徽意。这是异境,也是美景;然而美中不足,独缺其西。亭子正好建在这里,岂非天工不足人巧补。或谓山人慧眼,依乎于自然。建亭的地理位置选得好,四周的风景更美。作者用一组节奏明快,语势刚劲的排比句来描述这里的景色,随着季节的转换,景物各异:春夏之交,草木齐夭,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随着风雨晦明的气候变化,景色瞬息百变,写得情文并茂,很是精美。到此为止,主要写一个“亭”字。
第二段主要写鹤。山人养鹤、为求其乐。“甚驯’,指早放晚归,顺从人意;“善飞”指纵其所如,时而立在田里,时而飞上云天。写得文理清晰,错落有致,“纵其所如”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明状鹤飞,也暗喻隐士之乐。隐士爱鹤,故以鹤名其亭。紧承上文,由亭及鹤,又由鹤回到亭。文理回环,构思巧妙,点题自然,耐人品味。
弟三段主要写一个“乐”字。上文用描述,这一段用议论。“子之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自问自答,文意抑扬,饶有情趣,说出自己的看法,树立了论点。接着用主客映衬的手法加以论证。“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意思是鹤在隐蔽处鸣叫,它的同类便应声唱和。“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意思是鹤在水边高坎上鸣叫,声音洪亮传得又高又远。《诗经》、《易经》是儒家经典著作,引用来说明’‘清远闲放”的鹤,可以比着贤人、君子,是无可非议的,具有绝对权威,增加了论证的力量。高洁祥瑞如鹤,虽贵为天子,却爱而不敢好,否则,就会像卫懿公一样,闹个亡国的下场。只有隐居而且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好而无伤,独得其乐。到此已经证明了论点,隐居之乐,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但是,作者并未就此而止,又进一步用主客映衬的写法,用“好酒”来陪衬“好鹤”。这并非是节外生枝,繁文累赘,而是“借客形主,回旋进退,使文情摇曳生姿”(王水照《论苏轼散文的艺术美》)。周公是周朝的开国元勋,他为了告诫康王不要酗酒误国,写了《酒浩》。春秋时代的卫武公,为了警戒自己不贪杯,写了《抑戒》这首诗。这些说明贵为帝王,不仅不能好鹤,也不能好酒。但隐逸之士的刘伶、阮籍等,虽酗酒狂放,不仅无害,而且还因此保全了自己的纯真,为后世留下了美名。在主客对论之后,又作一个交错给合的结论:“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感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鹤乎!”进一步说明了由于地位不同,为乐迥异。这从另一面歌颂了隐士之乐赛过了君王。这一段是从主到客,由客回到主,从鹤到酒,由酒回到鹤,回环复沓,反复论证,使文意更加深刻,文情更加流转动人。
第四段,用放鹤、招鹤之歌,对隐士之乐加以咏叹。既补充了前文写放鹤、招鹤之处的简略,又是对隐士好鹤之乐的教染。不仅如此,作者还借招鹤为名,行招仕之实。“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妆饱。”这是对隐士生活的素描,流露出歌赞、羡慕的感情,“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这表面上是招鹤,实际上却在招仕。本文的东山为隐居之庐,喻隐居。西山为鹤出所至,且与东山相反,所以西山是喻出仕为官。不可久留,是说仕途维艰,吉凶难于预料,不可迷恋,应该及早猛醒,亡途而知返。这表明了这时的苏轼已经滋生厌倦仕途的意念,萌发了羡慕隐居之乐的情丝。
全文主要通过活泼的对答歌咏万式与出了隐逸者信然自适的生活图景和不为时事所囿的自由心境,表现作者对隐居之乐的神往。文中写景形象生动,主要着笔于“鹤”,借鹤的“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表现山人超尘出世之姿。写鹤亦是在写人。
《咏柳》是一首托物言志之作,作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的曾巩。曾巩少即见长于文章,他的文风,雍容平易,不露锋芒,而曲尽事理。他的一些咏物诗寓意很深,如这首《咏柳》,就把春天的柳树比拟为得势便猖狂的小人,借以讽刺邪恶势力。
诗的前两句是说:当春天刚到来的时候,零乱的柳条还没来得及转变为浅淡的青黄色,它就倚仗着东风吹拂而飘忽摇摆,气势更加猖狂。诗刚开头即语带嘲讽、蔑视,它描写“乱条”如何倚仗权势,张牙舞爪,逞性妄为,实际上是在为全诗主旨作准备,亦即古人所谓“蓄势”。
蓄足了气势,则必然有力地得出颠扑不破的结论,于是后两句水到渠成,警语立出:那些柳条只会使柳絮飞上半天,企图遮蔽日月的光辉,却不知秋季来临,天地间还将有一场又一场的严寒霜冻,到那时它就要枯萎凋零了。“不知天地有清霜”一句为全诗的画龙点睛之笔,它对那些得志一时的小人提出了严正的警告,振聋发聩,促人警醒。
诗中把柳树人格化的写法,以及诗人对柳树的明显的贬抑与嘲讽,使这首诗不是纯粹地吟咏大自然中的柳树。 咏柳而讽世,针对的是那些得志便猖狂的势利小人。 将状物与哲理交融,含义深长,令人深思。
词的上片,描绘友人仙人般的容貌和超尘脱俗之气质。“谁道东阳都瘦损,凝然点漆精神”,以历史人物喻之。词人以发问的口气,认为不宜一概而论历史人物。“谁道”二字,排除了独见。随即暗示着:沈东阳式的词人只因求官而累瘦了身体,而王东阳式的友道不为求官身体并不瘦损,并且“点漆”如画,黑白反衬,凝然有神,风姿绰绰,宛如“神仙中人”。词人既赞美了友道的风华正茂之容貌,又宣传了民族传统的审美观。须知真善美与假恶丑是在比较中而存在着。“琼林终自隔风尘,试看披鹤氅,仍是谪仙人”,进一步赞颂友道高洁超尘的风姿。这里连用三典。王戎之典,喻示友道“风尘外物”,“琼林”般的“神姿”;王恭之典,喻示友道“披鹤氅裘”,洁如鹤羽的“真神仙人”之气质;李白之典,喻示友道从仙界贬到人间,成为尘世不可企及的道人。尤其李白一典,用得精当。以典赞美友道之情,恰到好处。“风尘外物”,一尘不染,与世无争,是中国道人的美德,也是词人欲求又不可得的处世经文。或许这就是“谁道东阳都瘦损”而引起词人忧虑的真实缘由。
词的下片,警示友人保持真气,自爱自重,不要迷于美色。“省可清言挥玉鏖,直须保器全真”,全是魏晋士大夫关于老、庄守身思想的探讨。一派人是“清言”,并“挥玉麈”,自为清高荣光,风度翩翩,可谓“世界皆浊,唯我独清”;一派人是“省可清言”,“清言”伤“真”误事,可谓“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词人持后派之见,并以规劝道友休要清谈,不必“挥玉麈”,而要强健身体,保全真气,须知“真气”是道家思想之精髓。紧接着向友道提示:你是道人,“风流何似道家纯”。“风流”与“道家”水火不相容,“道在世外”。只因道家避世,超脱人生,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的原因。道人守道,保持真气,天经地义,没有什么“风流”韵事比得上道家的纯真气节。“不应同蜀客,惟爱卓文君”,最后向道友发出警告。词人一方面怀着遗憾的口吻,惋惜家乡人司马相如因文君而亡身,另一方面以此为镜警告友道不要蹈司马之覆辙贪色而丧命。或许友道不是英雄,就是平民道徒也得要过好美人关。
全词,运用了众多的史典,托出了词人于己于友以道治身的美好思想,道出了貌美身健与高洁脱俗、不为仕途所困扰的哲理关系。构思新奇,结构独特,语言中充满了道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