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周西伯昌》是一首咏史诗,诗人意在借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的史事向内外臣僚及天下表明心迹。通篇以时间先后为序,结构层次分明:开头“周西伯昌”十五句写周文王;中间“齐桓之功”十五句写齐桓公;最后“晋文亦霸”十三句写晋文公。曹操写他们,强调了他们的功业和德行。此外还特别突出了他们虽然有盖世的功业,但始终尊奉天子的事迹。
在诗中,曹操赞颂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成就伟业的历史人物,实际上是借他们来抒发自己的雄伟志向。周文王姬昌在殷朝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大好形势下,犹能奉事殷纣,故孔子盛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但纣王亲信崇侯虎仍不免在纣王前还要谗毁文王,并拘系于羑里。曹操举此史实,意在表明自己正在克心效法先圣西伯姬昌,并肯定他的所作所为,谨慎惕惧,向来无愧于献帝之所赏;并大谈西伯姬昌、齐桓公、晋文公皆曾受命“专使征伐”,意在表明当时天下形势与当年西伯、齐桓、晋文之际颇相类似,天子命他“专使征伐”以讨不臣,乃英明之举。他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要效法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终守臣节的事迹。
观汉献帝下诏《册魏公九锡文》全篇,尽叙曹操之功,以为其功高于伊、周,而其奖却低于齐、晋,故赐爵赐土,又加九锡,奖励空前。但曹操被奖愈高,心内愈忧。故曹操在曾早在五十六岁写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谓“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曹操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能发挥。鉴于齐桓、晋文当初虽能率诸侯以尊周,但终未能如西伯姬昌终其身而不代商纣,只是为儿子武王姬发创造条件,一旦天地人三才俱备,那就瓜熟蒂落了,不必操之过急而速招恶名。曹操暗欣自己深得文王精义,故亦终其身奉事汉帝而不称孤道寡,故对孙权伺机上表称臣之用心,便洞若观火,使其毒计无所逞其能矣。曹操此诗,是对如孙权辈等外内政敌企图把曹操推向高处不胜寒极端阴谋的粉碎措施。当自己的臣下如陈群、桓阶、夏侯惇等亦诚意敦请曹操称帝时,曹操亦坚定地回答:“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可见曹操谋略之高超,实非常人所能及。遵循既定方针,实为曹操施政运筹之要略。
这首《周西伯昌》是诗人从《史记·殷本纪》中采辑西伯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犹尊奉殷室“臣节不坠”的美德,从《左传》中掬取齐桓公“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晋文公“躬奉天王”“威服诸侯”的史迹,加以裁剪,成为诗章,既是对“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具体阐释,又是对敌手“妄相忖度”疑其有篡汉自立之心的有力回击。
曹操的四言诗,在《诗经》之后独树一帜。他的四言诗,句式整齐,有明显的节奏感。而这第二首《短歌行》不同,诗中主要主要用四言句式,但又有变化,如有少量的五言、六言句式,还有不少散文句式。这说明曹操在诗歌形式上,并不拘泥,而能灵活地根据所抒发的思想感情随时变化。
曹操的《短歌行二首》,《对酒当歌》是咏怀,在对酒当歌的燕礼现场,就事兴感,即景抒情,心苞天下,思接千载,在沉郁悠长的忧思中,激荡着抗志任事的慷慨之气,抒发了为重建大汉王业而求贤若渴的情怀;《周西伯昌》是咏史,文笔质直,借礼赞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坚守臣节、以大事小而造福天下的大德,申明自己只有殚精竭虑扶佐汉室之志,而决无代汉自立之心。两诗珠联璧合,全面展现了曹操的人格、学养、抱负和理想,雄深雅健为其诗品。
这首诗前两句写出了江阴城被屠惨状,热烈歌颂了那些不屈的英雄。后二句讥刺偷生者,似有所指,在对比中进一步衬托出了那些英雄的高尚和伟大。这首诗篇幅短小,语句通俗口语化,于简练中勾勒出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
首句直观地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极为悲壮的战斗场面。战场上堆满尸体,城陷后又尸遍街卷,血淌池井。一幅战后惨景图,令人目不忍睹,也绘出了战斗的激烈残酷,点明了抗清卫城所付出的代价之大。惨象不掩英勇本色。在清兵进逼的危急形势下,江阴人民在典史带领下奋起抗击,固守县城81天,杀死清兵7万5千余人。虽后终遭屠城,但他们已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印征了以死抗争的决心,换取了显赫的战绩。
次句“万死孤忠未肯降",就热烈赞扬了江阴官兵忠君爱国、万众一心,保卫家乡至死不降的英勇精神和无畏气概。“万死”照应了首句的“满”字, “孤忠”暗示了抵抗的无外来救援和寡不敌众,“万死孤忠”与“未肯降”的对衬,突出了江阴民众誓死守城、视死如归的坚毅志向和豪迈壮举。这也都为全诗末字的赞语“香”作了充分有力的铺设。
最后,江阴女子以寄语行人的口吻,高度评价了江阴人民在抗清斗争中的业绩,由衷讴歌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可贵精神,深情地抒发了对战死者的崇敬之意和引以为豪之感。壮士的雪胔白骨虽然发出阵阵刺鼻的气味,令人作呕窒息。但是他们乃为抗清而战,为守城而死,故虽臭犹香,他们的高尚气节将流芳百世。“活人不及死人香”作为全诗的结句,表示了作者心底的由衷赞叹,也把江阴抗清卫城之战的荣光载入了史册。
这首题于城墙的诗,篇幅短小,语句通俗口语化,于简练中勾勒出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于朴实中寄寓人民深深的哀思和颂扬。
文章通过记叙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探究,强调要正确判断一件事物,必须要深入实际,认真调查。在艺术上,此文具有结构独特、行文曲折、修饰巧妙、语言灵活等特色。
第一段提出石钟山得名由来的两种说法,以及对这两种说法的怀疑。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引《水经》上的话,交代石钟山的处所,紧扣题目,点出石钟山,引起下文。
第二层,提出郦道元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说法,点明人们对此说法的怀疑态度,用钟磬置水中不能发声的情况对郦说质疑,说明“水石相搏”之说难以取信于人。正因为对郦说“人常疑之”,才引起后人的异议,这就由郦道元的说法导出唐人李渤的说法。
第三层,提出李渤的说法并质疑。李渤也在“人常疑之”的“人”之列,于是就有他“访其遗踪”的行动。他亲“访”遗踪,亲“扣”其石,亲“聆”其声,理应无疑。作者表明自己对李渤的怀疑,并以处处有石,石石能扣而发声,反驳李说,说明扣石发声之说难以置信。对这两种说法,看起来是相提并论的,但实际上是有先有后,有主有次的。对两说的分别怀疑,提法上也有所不同:用“人常疑之”,说明人们对郦说的疑惑,这里的“人”是否包括作者,没有明说,这是一种客观记叙,作者没有轻率地判断郦说的是非;用“余尤疑之”,强调自己对李说的否定,这里的“余”字,就明确地表示了作者对李说的态度。对郦说“人常疑之”和对李说“余尤疑之”,这两疑引出作者探访石钟山的行动,为第二段的“固笑而不信”和夜游石钟山,以及结尾的一“叹”一“笑”,一“简”一“陋”作铺垫。
第二段记叙实地考察石钟山,得以探明其名由来的经过。
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元丰七年······得观所谓石钟者”),点明探访石钟山的时间、同行者和缘由。因为对石钟山得名由来已存“疑”念,所以作者乘自己赴任临汝并送长子苏迈赴任饶州德兴之便,顺道考察石钟山,正好借此释疑。这一层紧承上文。
第二层(“寺僧使小童持斧······余固笑而不信也”),写访问寺僧。寺僧“使小童持斧”扣石发声,表明他们相信李渤的说法,也说明李渤的说法影响很大。这一段回应李说,“择其一二而扣之”,“因笑而不信”,分别照应第一段的“扣而聆之”,“余尤疑之”。寺僧的做法既然不能使人满意,就有了作者下面月夜考察的行动。
第三层(“至莫夜月明······古之人不余欺也”),写月夜考察游石钟山的经过。先交代探访石钟山的时间是“莫夜月明”时分,同游者是长子苏迈,方式是“乘小舟”,地点是“绝壁下”。然后写绝壁下的情景:看见的是“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的大石;听到的是“云霄间”鹘鸟的“磔磔”的惊叫声,以及“山谷中”鹳鹤像老人边咳边笑的怪叫声。描绘出一幅阴森可怖冷清凄厉的石钟山夜景,有远有近,有高有低,有动有静,有形有声,十分逼真,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段描写着力渲染阴森可怖的环境气氛,烘托出亲身探访的不易,为下文批评“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伏笔。转而写作者在“心动欲还”的时候,忽然“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使“舟人大恐”,而作者却被吸引了。他“徐而察之”,发现“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查明了发出“噌吰”之声的原因。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下面又起波澜。作者在“舟回至两山间”的时候,发现入港处有“大石当中流······空中而多窍,与风声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这里的“回”不是“返回”的意思,而是“掉转”的意思。“舟回至两山间”,不是船返回到两山中间,而是船掉头转行至两山之间。作者对两处声音的考察,极为细致深入,处处印证了首段的郦说:“微波入焉”和“与风水相吞吐”,分别照应“微风鼓浪”;“山下皆石穴罅······涵淡澎湃而为此也”和“大石当中流······空中而多窍”,分别照应“水石相激”;“噌吰如钟鼓不绝”和“窾坎镗鞳之声”,分别照应“声如洪钟”。这就不仅证实了郦说,而且以详补“简”,为末段叹郦说之“简”作好铺垫。最后写作者对苏迈的谈话。“因笑谓迈曰”的“笑”不同于前面“笑而不信”的“笑”。前者是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笑,这里是释疑后轻松愉快的笑,表现了作者探明真相后的得意、兴奋。作者在谈话中将两种声音与“周景王之无射”和“魏庄子之歌钟”相联系,肯定自己的考察结果,点出以钟名山命名的缘由。又以“古之人不余欺也”肯定郦道元的说法,言语之间生动地显现了作者的确信和欣喜。在这一段,作者以自己的目见耳闻,证实并补充了郦道元的说法,进一步否定了李渤的说法,为末段的议论提供了事实依据。
第三段写探明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感想,表明写作意图。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句话,语气强烈,以反问的方式表示充分肯定的意思,点明了全篇的主旨,是作者探明石钟山得名由来后所得出的结论、所总结的事理,是作者的心得。
第二层分析世人不能准确知道石钟山得名由来的原因,从两方面说。一方面是说正确说法不能流传的原因,有三点:一是“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是说郦道元的说法是正确的,可惜“言之不详”,致使“人常疑之”,得不到人们的承认;二是士大夫不做实地考察,“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三是“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不能言”是说不能为文,并非不能说话。郦说失之于不详,士大夫能为文而“莫能知”,“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为文,这就是石钟山得名由来在世上没有流传下来的原因。然后用“而”字转到另一方面:“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是说李渤之类的“陋者”,主观臆断,“自以为得其实”,这是得以有李渤的错误说法和后人以讹传讹的原因。
第三层分承上面所说的两个方面,点明写这篇游记的目的。“叹郦元之简”是肯定郦道元的观点,而又叹其太简略。“笑李渤之陋”是否定李渤的观点,并讥笑其浅陋。这就表明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传播自己的见解,证实、补充郦道元的观点,纠正李渤的观点。
这篇文章将议论和叙述相结合,通过夜游石钟山的实地考查,对郦道元和李渤关于石钟山得名的说法进行了分析批评,提出了事不目见耳闻不能臆断其有无的论断,表现了作者注重调查研究的求实精神,富有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