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开始六句,以景托情,情景交隔,渲染出笼罩天地的巨大悲愁。“十月河洲”,景物萧条,托出诗人心境的悲凉、前途的黯淡,因此有“归欤”之思。三、四句进一步渲染这种“惨”景:狂风的呼啸使气氛更添严酷凄惨,暴雨大雪使天地黯然,故“归思”虽切,却不知“胡为”。“迷所至”,表现进退维谷之状。“浩哉”的强烈感叹,不仅是严酷景象的浑浩无边,也是指悲愁之情的混茫无尽。
紧接着十二句,以“缅怀”二字将人们引向京城,把自己西游长安所见的“当途者”们花天酒地的生活一一展示出来,进一步反衬“我辈”的仓惶失路:权贵们人数众多,名声显赫,如在“云霄”,是不肯变“更”困顿之士的悲惨处境的。他们以“燕乐”高奏,“车骑”如云,交游何其贵盛;“美人”如荷,幽房飘香,生活何其淫逸,兽形火炭陈于“金炉”,眉飞色舞“谈笑”得意,姿态何其骄矜。这一幅幅生活图景的生动刻画,使对权贵们的腐败生活揭露程度更为深广,愈益猛烈。笔势至此突转,以“岂论草泽中,有此枯槁士”的鲜明对比,以义愤之情揭露社会的黑暗污浊。
最后八句,回应“赠崔二”的题意,倾诉胸中的不平。前四句中,先说我惭愧的是无经世济民之策,故早就自甘沉沦,接着以一个有力的反诘,写崔二有“纵横”之才,却还是与自己一样同处“憔悴”境地的事实,进而揭露当时社会对有识之士的普遍压抑。至此可知,前面的自惭自弃,乃是正言反说,以退为进,恰恰说明自己“永愿拯刍荛”的理想无法实现,内心悲愤无法排遣。接着思绪再一转折:企图“长歌”一曲,以抒其愤,谁料反增郁闷;再以酒解愁吧,却不能一醉,反而倍添忧愁。故最后两句,只好以“穷达自有时,夫子莫下泪”的劝慰,流露出自己安于时命,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情。这八句抒情,几经转折回旋,情愈遣愈烈,把主人公愁思百结,痛苦万状的悲慨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该诗以景托情起,渲染出深广浓烈的悲凉之气。再以铺陈之法揭露“当途者”的骄奢淫逸,真切生动,如在目前。最后以回旋婉转的笔法,波澜层生,峰峦迭起,将自己深沉的悲愤推向高潮。其中还多用尖锐的对比,不着议论,让读者通过铁的事实,看到当时社会的不平,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而且对比之处,多用反诘的语气推出,就使感情的力度更强,增加了激昂顿挫之势。这种抒情的悲叹和对当时社会关系的愤怒抗议,使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除了雄壮豪放的风格外,还有“沉郁悲凉”的一面,而且“其沉雄直不减杜甫”(叶燮《原诗》卷四)。这种特点,也使他的边塞诗,表现出对将帅无能的尖锐揭露和对士卒的深刻同情,在边塞诗人中独树一帜。
这表面上看是一首伤春的词,实质上是一首借伤春入笔,抒发词人对“故苑春光”无限怀念的抒情词。这种伤春不仅仅是感叹春光的流逝,而是寄寓了词作者对往日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昌明盛世的深切怀念。
上片抒发伤春的情感。首句十五个字,写出了几番风雨过后,白花洞,春色逝的凄凉景象,词人触景伤情,思绪联翩,无限怅惘涌上心头,由春光的流逝,想到了美好岁月的不再,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已。起句“几番风雨”,点出春光不再的原因,“不见”二字,道出词人对春光的寻觅与留恋,当那嫣红的海棠与如雪的梨花确实已“不见”时,无限的惘怅便自然而然地涌上了词人的心头。他希望仍然能够看到那“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生机盎然的景象,但却终是“不见”。因此才有了后面“底事胜赏匆匆”的问句和“酒肠窄”的自怨之词。“更笑老东君,人间客”。因春之消逝而嘲笑司春的老东君象是匆匆来去人间的过客,转瞬即逝。明明是无尽的惘怅与留恋,却偏偏用了一个“笑”字来传达,所谓强颜欢笑,读来更是让人心酸。
下片转为剖示词人的心理情态。虽然是胸中愁肠百结,但幸有新翻的笛曲,酩酊大醉后的信手挥毫,以及那醉望中的“倚栏人”,似还可以帮助词人荡除心中的烦恼与忧愁。可是,“倚栏人”只是似曾相识,词人心中那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又被失望之水熄灭了。
“旧梦回首何堪,故苑春光又阵迹。落尽后庭花,春草碧。”则是点晴之笔。道出了昔日燕京的繁华与故苑后宫此时的荒凉萧条。句式凄绝哀婉,道出作者的国势不振,国家的衰亡而无限感伤。在国家危难之时,词人追忆往日的繁荣昌盛,感叹盛世的不再,心中不禁悲凉无限。这也是他伤春的真实用意。
全词意境清幽,语言浅近,虽淡淡着笔,言外却有无限感怆,读来意韵绵长。
《座右铭》是东汉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
开篇“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两句可归结为慎言。 “无道人之短”就是不直言他人的短处。儒家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对于小人的短处,不能说,说了会得罪小人;而对于君子,因为君子能够“吾日省吾身”,能够不断地自省自查自纠,所以不必说: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无说己之长”则是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张扬。《道德经》中有言: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白矜者不长。”“说己之长”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赞赏,进而获得利益。这种行为与儒家秉持的观念相悖。《论语·学而》有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过分强调自己的优点,就会名过其实,从而与作者所提倡的“无使名过实”相背离。无论是慎言人之短还是己之长,都是要求做人要慎言二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要求弟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言即慎言。这是守愚的方式之一。此“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与下文“守愚圣所臧”是一脉相承的。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是说施恩于他人不要再想,但接受他人的恩惠要铭记在心。《庄子·养生主》中云: “为善勿近名”,意思是做善事并不是为了博得好的名声。“受施慎勿忘”则是一种感恩意识、报恩观念的体现。两句中都有一个“慎”字,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时刻谨记,不可忘却。
“世誉不足慕”与“谤议庸何伤”两句则从荣与辱两个方面阐发作者的思想。无论是赞誉,还是毁谤,都要坦然视之、淡然对之。《道德经》中写道:“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在作者看来,宠辱若惊不可取,为人应该做到宠辱不惊:为此必须要坚持以正确的人生准则衡量自己的得失,审视自己的言行。仁就是这唯一的“纪纲”。
“隐心而后动”,就是要在行动之前先审度自己的心是否合乎“仁”,只有合乎这一标准之后才能行动。 “守愚”也是“唯仁为纪纲”的具体实践。此外,从“在涅贵不淄,暖暖内含光”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守愚并不是指要愚昧无知.作者所说的“守愚”其实只是外表的愚,内心则要追求一种高洁的人格品质、近墨不黑的独立节操。
在做人的方式上,崔瑗强凋外柔内刚,以柔取胜:《道德经》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犒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一句表明为人太过刚强会招致祸患。
在行为方面,作者要求自己做到上文所说的“慎言”,也要做到“节饮食”。这是因为饮食是物质生活的重要方面,没有节制,便会贪婪争抢而要做到这两点,就要在观念上做到“知足”。
此文在艺术上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在结构上,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戛戛独造的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全文的结构便由这两句一意的单元所组成,颇类似后世律诗的结构。
二是在语言上,采用五言形式。铭文这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开国大典,盖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传诸后世。听以它多采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庄重;叩以《文选》所收铭文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铭》,后有张载《剑阁铭》,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比文,则通篇采用五言形式;确颇独特。其时五言形式,仅在民间流传,汉乐府民歌中比较多地采用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里则不太多见。前此虽有班固《双咏史诗》通篇一五言,但技巧颇为生疏,“质术无文”(钟嵘《诗品》)。崔瑗采用此式,大概是因为“座右铭”,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显得比较随便;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崔瑗较注重从汉乐府民歌汲取营养。
首颔二联描写游杭州近郊所见。诗人所见,有山峦、田野、人烟和村庄,还有飞鸟、丛花和流水。诗人所闻,除了晚钟外,也还有鸟语、花香和流水声。二联种种意象所交织的成一幅幅迷人的画图,谱写出一曲曲动人的诗章。其中首联“四山矗矗”和“野田田”是崇高美和秀丽美的对照、“人烟”和“村”是近和远的对照;颔联用声和色对照。
颈联写诗人所见即诗、画,非能来写、说。“有逢即画元非笔,所见皆诗本不言。”诗人想,他不需要、也无可能用笔墨和言语把这些大自然的杰作描写出来。这一联诗人用空间艺术的画跟时间艺术的诗进行了对照。三联直抒感怀,说游览所逢所见,处处皆是画意诗情,这天然的美景,无需彩笔点染,也是笔墨和言语难以刻画和形容的。
尾联为诗人的卓见和此诗的旨趣。“看插秧栽欲忘返,杖藜徙倚至黄昏。”这两句表明,诗人最爱赏的是农民的“插秧针”,他看得几乎忘了归去,直到黄昏时候,农夫在田间劳作,诗人和朋友拄着藜杖时徙时倚,仿佛贪看于插秧,夕阳西下,黄昏来临。大概是因为他领悟到只有辛勤劳动,才可能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足见直到晚年,诗人对生活仍持着积极的态度,十分可贵。诗人末尾用农夫的辛劳跟诗人的沉思对照。结尾余音袅袅,给读者留下无限思索,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这首诗采用了一系列对照手法。诗的前半是通过形象去描写自然景物;后半则是稍带议论以宣讲人生哲理。正由于诗人采用了这样一系列的对照手法,才使得形象更加鲜明,不因议论而削弱;结构更加紧密,不因跳跃而松弛。同时也给读者以有益的启迪。